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5:26:39，全文字数：35549。

潘锡泉

［摘?0?2要］?0?2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数字乡村建设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文章基于收入差距视角，以浙江省山区26县域为样本，从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产业数字化、数字乡村治理和数字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维度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指数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实现机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数字化治理等方式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数字化、农村产业数字化并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助力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实践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强化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实践的正向赋能作用。但从贡献度来看，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边际赋能贡献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相比较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共同富裕实践的边际赋能作用更强，这为我国加快推进经济落后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步伐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0?2?0?2F221；F320；F328［文献标识码］?0?2?0?2A［文章编号］?0?21673-0461（2023）08-0039-07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许。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后续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擘画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路线图。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进一步诠释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原则、总体思路和实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又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界则进一步围绕共同富裕内涵、统计测度和实现路径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但无论是从共同富裕的内涵，还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来看，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更加公平享有，助力城乡居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以“数字赋能+乡村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数字乡村建设为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目标，随后的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又提出要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结合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将“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纳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中，旨在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数字化带动农村居民走向共同富裕。

事实上，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乡村数字化，而乡村数字化又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体系，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器”和“加速器”。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相比于2017年的27万亿元增长了6852%，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农村下沉，较好地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带动了乡村数字化建设进度，衍生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理念并引起广泛关注。数字乡村建设也因此被誉为是促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助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并助力共同富裕的观点在理论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实践中，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客观存在的数字化赋能强度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可能会导致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并由此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所产生的实际推动效应存在差异。因此，基于收入差距视角，以中央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为例，从县域层面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效应及其可能的区域差异性，对于政策当局更为客观地了解当前浙江省县域层面数字乡村建设情况，并通过有效的补短板手段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方案，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样板来说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研究及本文的边际贡献

自从数字经济概念提出以来，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胜等（2021）［1］从数字乡村所依托的信息经济载体为基础，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如何通过数字化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数字化对乡村农业生产、社会治理、生活形态和文化观念等多种应用场景的赋能机制，最后提出了如何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建议。梅燕等（2021）［2］借鉴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分析了美国矩阵型发展模式、日本的政策导向与信息技术支撑相互联动模式、英国的双向协同模式和法国的三元融合模式基础上，对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应该以农户为核心，政府、企业、高校、网络运营商多方协同的模式，路径机制上需要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强化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李道亮（2021）［3］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对推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该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借助于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对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农民生活的赋能，实现数字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深度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居民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并从数字乡村建设需要紧紧锚定乡村振兴五大目标，攻坚克难，促进农业农村的全面振兴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赵成伟和许竹青（2021）［4］同样从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视角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围绕“数字”和“乡村”两个概念，从市场、组织和技术三个维度阐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剖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在技术创新、数据收集、资源投入利用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市场发展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李宣蓉和范静（2022）［5］基于实证研究视角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该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扩大，但由于农村居民消费类型的差异，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食品、生活和交通通信消费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当期影响，而对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类等消费升级类消费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彭元元和徐建阳（2022）［6］研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形式多元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该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但也面临着农村居民的数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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