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5:26:39，全文字数：35549。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素养和能力不足、智慧农业产业技术缺位等现象，并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培育农村居民信息素养的视角提出了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政策建议。此外，周小波（2022）［7］的研究还进一步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市场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市场整体发展水平滞后，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市场集聚水平的提升，培育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促进农村市场流通力和购买力水平的提升，最后从数字乡村建设如何培育农村市场、提升农村市场发展深度和程度方面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内需扩大的相关建议。最近几年，随着共同富裕概念和理念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增收和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齐文浩等（2021）［8］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了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作用。该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会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普惠金融等渠道和路径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农民创业活跃度则会进一步强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样本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曹婕等（2021）［9］以浙江、江苏和湖南3个省域6个县域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实践，并从技术赋能、品牌打造、政企?系等方面提出了做好数字乡村建设顶层设计，培育数字化人才促进产业融合和供应链优化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建议。陈桂生和史珍妮（2022）［10］从城乡统筹视角研究了数字化引领共富能力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从信息化共建“惠民红利”与智能化共享“均衡发展”协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建议。郑瑞强等（2023）［11］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现代性回应和数字乡村建设集成创新视角研究了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实现“城乡互利共生”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数字技术与乡村建设良性互动、数字技术赋能促进乡村数字化发展行稳致远的建议。

从当前研究来看，学界主要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增长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就数字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共同富裕内涵、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定性层面展开探讨，较少研究是基于县域层面的实证视角展开定量分析，仅有的研究如曹婕等（2021）［9］基于县域层面展开了探讨，但也缺乏针对数字乡村建设如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也缺乏相应的区域异质性分析。据此，本文的边际贡献是，以中央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山区26县域为样本，通过构建和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基础上，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为全国县域层面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客观的经验参考。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构建说明

（一）模型设计

依据前文的分析，建立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实证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Comproit=α+βDigitalruralit+γ1Gapconsumeit

+γ2Townit+γ3Openit+γ4Financeit+λi+ηt+μit（1）

Comproit表示共同富裕变量，Digitalruralit表示数字乡村建设变量，Gapconsumeit表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变量，Townit表示城镇化水平变量，Openit表示对外开放水平变量，Financeit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变量，λi和η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变量，μit为误差修正项。

为进一步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本文建立包含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式（2）和式（3）所示：

Structureit=α+θDigitalruralit+δControlit

+λi+ηt+μit（2）

Comproit=α+ωDigitalruralit+σStructureit

+γ1Gapconsumeit+γ2Townit+γ3Openit

+γ4Financeit+λi+ηt+μit（3）

Structureit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如果模型（2）的θ和模型（3）中的σ均显著，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同时，模型（3）中的ω如果显著，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实践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二）变量构建及数据来源说明

共同富裕变量（Comproit）：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是共同富裕的最关键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似衡量共同富裕情况。目前文献中有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主要从规模方面入手，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差衡量，另一种是采用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进行衡量。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更为合理。因此，本文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近似衡量地区共同富裕现况。当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说明共同富裕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共同富裕程度越低。

数字乡村建设情况（Digitalruralit）：数字乡村建设主要体现乡村的数字化应用情况，重点包含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产业数字化情况、数字乡村治理情况和数字乡村生活数字化情况等众多维度。本文参照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主流观点，从数字乡村基础设施、数字乡村产业数字化、数字乡村治理数字化和数字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维度（一级指标）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构建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维度及细分指标的权重系数，最终测算出样本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

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Structureit）变量参照现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做法，以县域城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近似衡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问题，纳入一些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消费差距（Gapconsumeit，采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近似衡量）、城镇化水平（Townit，城镇人口占比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it，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近似衡量）和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it，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近似衡量）。数据来自于历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样本县域（山区26县域）统计局（部分数据根据各县域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到）。

四、实证研究

（一）基准模型估计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可得性及工作量，本文选择浙江省山区26县域为样本（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浙江省在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和乡村振兴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因此，选取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急需提升的山区26县域作为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①，样本时间选取2014—2021年，具体研究方法根据豪斯曼检验，最终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实证研究估计结果可知，数字乡

提醒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一文较长还有下一页，点击下面数字可以进行阅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在线阅读地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