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时代老年人的年龄重构及退休政策调整

长寿时代老年人的年龄重构及退休政策调整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5:21:06，全文字数：41223。

原新 张圣健

摘 要：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是未来发展的人口基础，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老年人是社会财富而非包袱，创新认识老年人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势在必行。

我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长寿化与少子化并行、年龄老龄化与能力年轻化并存、寿命持续延长与退休年龄停滞同在、受教育年限增加与生命周期的生产性时长缩短共存等一系列矛盾。现行的国家法律、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均以60岁为老年门槛年龄标准，这是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定的男60岁、女55岁和50岁退休的年龄标准，与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及未来已经严重脱节，亟待改革。21世纪中叶以前的平均预期寿命继续延长、低龄老龄化特征以及同一年龄节点的老年人能力“年轻化”趋势，创造了重构老年人年龄和改革退休政策的窗口期。基于老年人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深入分析，提出在实践中增强老年界定和制度安排的灵活性，促进理论和政策向老年人口“年轻化”的现实靠拢。未来建议：一是完善以弹性退休为主导的延迟退休配套政策，将退休时机的选择权交给个人；二是施行平滑渐进式的退休过程，让退休过程与个体的衰老过程相吻合；三是制度支撑和民生牵引共同保障老年人劳动意愿充分发挥，助力粗放的人力资源开发方式向精细化转型。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定义；低龄老年人； 延迟退休

中图分类号：C913.6；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4-0124-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29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期的基本国情，其具有超大规模老年人口、超快速度老龄化进程、超高水平老龄化程度和超级稳定老龄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联合国预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35年增至4.24亿人，2054年前后达到峰值5.18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40%以上【 全文中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均来自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https：//population.un.org/wpp/】。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和老龄社会不断深化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方位的、长周期的、系统性的挑战。老年人不是社会发展的包袱，而是社会的财富，初老期是人的全生命周期中知识技能、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社会网络、金融?富积累最丰富的时期，蕴藏着巨量的经济社会潜能。纵观历史，老年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寿命更长、健康更佳、教育更好、能力更强，今天的老年人与昨天的老年人已然大不相同，明天的老年人与今天的老年人更不可同日而语。基于此，人们对于年龄的认识在随之转变，“老当益壮”和“老有所为”不仅正在成为新时代老年人的主观追求，也是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价值观体现。然而，在制度安排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建于

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70年代末期微调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几乎一成未变，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老年定义亟待更新。本文将结合新时代老年人口形势与老年人体能、劳动能力和受抚养意愿的变化重新界定老年人，从改革老年人年龄入手探讨如何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路径以响应积极老龄化。

二、现行老年人年龄界定故步自封，不适应长寿时代的发展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年龄界定均以日历年龄为准，标准有二：一是在操作层面，把退休年龄视作老年人的起点，并以退休年龄作为领取养老金的开始，按政策规定，男女有别，就业性质有别。二是在研究和决策层面，把60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无性别差异和就业性质差异。这两种方法，一方面，增强了人们“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年龄=进入老年”的逻辑固化，不利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另一方面，基于日历年龄设计的退休年龄制度难以体现个体差异，也不符合生理机能退化的渐进式变化规律，势必造成人力资源的过度开发或浪费局面。

1. 退休年龄的定义已经脱离客观现实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缘起于1951年颁布、195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于退休年龄的一般规定为：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60岁，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50岁。197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将男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一般规定进一步细化为：男干部和工人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之后，虽然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不同级别国家干部等退休年龄做了一定的弹性规定，也赋予了一些部门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一般性的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沿用至今，且具有强制性。

新中国成立74年以来，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沧海桑田，人口变动天翻地覆，法定退休年龄的现实性受到挑战。第一，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世纪50年代制定法定退休年龄时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为40—45岁，1978年修正法定退休年龄时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增至66岁以上，2021年增至78.2岁，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但退休年龄不变，无形中使得全生命周期中生产性年龄段和消费性年龄段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第二，退休年龄平均预期寿命（即余寿）延长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抚养压力。根据联合国测算，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男性60岁、女性55岁和50岁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11.4岁、15.8岁和19.1岁，2020年分别增至19.5岁、28.3岁和32.9岁，未来会进一步延长；60岁及以上老年抚养比也将从2020年的27.81（15—59岁人口=100，下同）上升到2050年的78.02。老年人的存活年限延长，老龄期占全生命周期的比重增加，无形中改变了代际之间的比例关系，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第三，受教育时间的增加缩短了劳动力的工作年限。理论上推算，1982年我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3年【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http：//www.gov/govweb/test/2008-11/12/content_1146602.htm】，以7.5岁作为平均入学年龄计算，该部分人口平均开始就业年龄约为12.8岁。而2020年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约9.9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人口受教育情况”推算，http：//www.stats.gov/tjsj/pcsj/rkpc/7rp/zk/html/fu03f.pdf】，如果按平均6.5岁入学计算，同年龄人口的平均开始就业年龄约为16.4岁，共推迟约3.6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伴随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普遍推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却未有变化，形成了生命周期中教育普遍改善但

生产性时长萎缩，老年消费期因为寿命增加而延长的悖论，这既是对长寿的浪费，也是对教育改善的浪费。60岁作为退休年龄已经偏离政策制定时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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