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集体的耐受窗
《心理韧性》拓宽集体的耐受窗,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军事上有句格言：当敌人未知时，你需要大量储备。有了大量的储备，你就可以集结必要的力量进行反击或利用意想不到的战机。
这句格言更普遍地适用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在面临不确定性、混乱和变化的情况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储备，包括个人和集体的适应力。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预测和防止所有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所以我们最好的响应方式就是培养我们的能力，用心理韧性和足智多谋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正如我希望本书已经阐明的那样，我们个人的耐受窗越宽，我们就越容易在逆境和意外事件中灵活应变。我们也越容易保持社会参与系统功能在线，让我们相互建立联系并且相互支持。我们也越容易保持思考脑功能在线，让我们清晰地评估情况，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时做出合乎道德且有效的决策。我们也越容易获得能动性，哪怕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然，在具有挑战性的实践中，我们也越有可能产生压力而非创伤。
正如我们可以拓宽个人的耐受窗，让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都能更灵活响应一样，我们也可以培养适应力来拓宽我们集体的耐受窗。
我们人类的优势或许可以归功于我们思考和社交能力，为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战构想创造性解决方案，然后通过共同协作来实现这些想法。因此，集体适应力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我们在家庭、职场、学校和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强度，以及国家关系的紧密程度。我们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培育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在面对挑战和危机的时候依靠它们。
适应力的大多数特征，比如创造力、即兴发挥能力、适应性及与他人的联系，都可以通过坚持不懈、自律的练习来有意识地培养。例如，为了突出音乐协调能力，爵士音乐家开发了一个有关和弦与基本旋律的通用知识库，通过练习，他们可以锻炼相互理解的能力。[11]然后在接下来的演出中，他们便能够以他们的基础技能和彼此之前的联系为基础进行即兴演奏。
为了更好地编撰、复制和产生新的知识，设计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创新机构通常会进行高度自律的实践。同样，高可靠性组织也会不断在特定场景之下演练。理想情况下，他们不仅要更好地完成这些练习，同时还要培养团队在压力之下快速思考、适应和协作的能力。
实际上，如果你在没有应激反应时并没有坚持练习，那么当你处于高度应激状态时，我在本书中分享的任何一种概念和工具可能都不适用于你（或你的组织）。拓宽耐受窗并无捷径可走。我们没法通过服用特效药或周末聚会来拓宽耐受窗。
这就是勇士传统会最先出现的原因，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进行持之以恒的锻炼，培养我们在危机中的适应力。与其进行恶补式的练习，不如每天勤加操练，哪怕只有10分钟。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我们可以训练自己以宽广的耐受窗面对生活，相信自己能够以智慧和勇气迎接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
练习的价值并不在于成果。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具有明确回报的任务。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揭示了他们认为重要且值得花时间改进的东西。
我们知道，当足够多的人都将一项事业或一种习惯当作一种实践的时候，文化范式便会有所改变。在20世纪，我们看到了身体健康方面的制度化，看到了吸烟率急剧下降，也看到了民权运动。通过具有目的性的统一实践，社会群体就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改善，变得更包容、更有调节力、更勇敢，也更明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利用集体的意愿和持续的练习来弥合我们当前的分歧，形成集体的适应力，拓宽我们的集体耐受窗。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甚至地球都相当不稳定和多变的时代。美国国内金融不平等的加剧和日益全球化的市场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气候变化带来的深刻环境变化加剧了美国的干旱问题，增加了极端气候现象的出现频率。旨在让部分美国人感到更加安全的排外移民政策反而让其他美国人感到了威胁。文化和社会的两极化日益严重，“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米兔”等社会运动提高了公众对种族不平等、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等长期存在模式的意识，而与此同时，反对这些运动的运动也在反弹。
当然，我们共同的生存脑有可能会感到威胁。生存脑向来认为变化就是威胁，哪怕是那些被我们共同视作“积极”的变化。此外，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耐受窗越窄，我们就越是无法容忍动荡时刻的不确定性。我们也越有可能试图通过延续和依赖之前的解决方案、框架、权力结构，以及那些业已过时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来共同阻止改变。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耐受窗越窄，当现实毫不留情地拒绝与我们之前的解决方案、权力结构及计划保持一致时，我们就越是容易经历更多生理和情感上的应激反应。
第15章探讨了需要改变和有时甚至必须打破的局面。这些情况之所以得以持续，是因为抵触的能量让我们超越了某些极限，同时限制性思维又在其他方面限制了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了这种动因的变体，对日益不稳定的现状表示满意的支持者加大了对现有制度的支持力度，而意图改革的支持者则在以新的方式集体发声。
上述双方的生存脑同时感受到了威胁，尽管他们面对的实际威胁并不一样。
正如第2章探讨的那样，我们已经共同塑造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范式，即否认疼痛和创伤。这种文化范式在男性身上最常见的表现在于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痛苦，并且会将其外化并强加给他人，他们会做出相当多的寻求刺激的行为，制造我们这个社会针对妇女、儿童、边缘化群体和彼此之间的暴力。相反，女性在文化上习惯将自己的痛苦内化，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而无视痛苦，并且表现出不成比例的内化障碍，包括冒名顶替综合征、抑郁症、焦虑症、饮食失调及自身免疫疾病等。
今天，这些导致我们产生共同压力和创伤的长期存在的文化范式及其有害影响正在进入人们的认知，并且重新得到审视、调整和改变。在过去，这些文化范式助长了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种族歧视、偏见以及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现在，个人和社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借此承认和治愈那些被我们这个社会一度否认的压力、创伤和痛苦。抑或我们可以继续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再度）遭受创伤，加强美国人受到的文化压力，让他们继续否认我们给自身和他人造成的问题。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美国人的集体耐受窗是狭窄的（或缩小了的）。我们从公民的粗暴言语、逐渐加深的不信任感以及两极分化中，加之领导者及其追随者全部从协作和建设性的社会参与模式“倒退”到不安全防御和关系策略（战或逃及僵硬策略）的做法看到了这一点。很多群体感觉受到了攻击，在最近一次的皮尤民意调查（Pew Poll）中，6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不利位置。[12]当一个群体感到威胁时，他们很容易对其他群体的人抹杀人性，因而为暴力行为奠定了心理基础。[13]而领导者则会助长这种受困心态，他们故意选择用党派狗哨[14]和“经过篡改的事实”来煽动自己的支持者陷入失调的狂热状态。例如，在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听证会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克里斯蒂娜·布拉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进行了嘲讽和莫须有的人身攻击[15]。这是一种通过情绪传染在他的支持者中传播开来的失调性战斗反应，并因此让他的选民亢奋了起来。
正如本书所阐释的，歧视、偏见和骚扰无须亲身经历就会给我们的身心系统造成有害影响。除非我们能够保持正念，否则在我们阅读或观看我们所在身份群体的其他成员被边缘化的新闻时，我们的生存脑就会经历一波应激反应。在想起或预测我们被边缘化的事件时，我们的生存脑会产生危险的神经感知，同时触发应激反应。因此，在美国当前的分裂文化之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脑很容易被日常的关系型创伤所触发，它一旦开启，我们的身心系统就不再关闭，因此导致我们共同的耐受窗变得更小。
在当今许多美国人寻求可以肯定他们业已相信的信息和经验，同时回避那些他们不相信的东西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狭窄的（缩小的）集体耐受窗。正如第17章探讨的那样，当我们成年时，我们往往会忽视、遗忘、重新解释或试图质疑那些与我们内在机制不一致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会寻找想法相似的人和信息来源的原因。而数字时代给我们造成不幸的负面影响之一在于，我们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更容易相互孤立地生活的世界。我们的即时文化加剧了这一问题，无休止的海量数据损害了美国人透彻理解信息的能力，助长了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发展。此外，在为了政党利益而改划选区的几十年来，我们也已经创造了一种彼此孤立的政治局面。反过来，我们也削弱了我们的集体耐受性，我们无法跨越差异，不带偏见地倾听，也无法尊重地与他人沟通。不出所料的是，2018年8月的一项皮尤民意调查发现，78%的美国人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在“计划和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基本事实”上也存在分歧。[16]
从我们退化的思考脑功能中，例如，我们对他人行为的感知存在扭曲，以及我们无法下调自身的应激反应和情绪，我们看到了狭窄的（缩小的）集体耐受窗。当感到压力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我们也更容易误以为中性的信息具有威胁性和（或）消极性。反而，我们会更容易变得有防备心，我们会采取战或逃抑或僵硬反应等防御措施。例如，我们已经在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况，这位美国橄榄球明星曾经在赛前奏国歌时“屈膝”，以此抗议警察的暴行。实际上，屈膝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中性的、非暴力的行为，其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那些被否认的创伤的各个方面。然而，在我们集体处于应激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生存脑都将他的做法解读成了不敬或具有威胁性的行为。
在我们对极限和界限（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也是其他国家甚至整个星球的极限与界限）的集体否认和无视中，我们看到了狭窄的（缩小的）集体耐受窗。我们继续宣扬着“美国例外主义”的神话，推行着“美国优先”的政策，哪怕美国遭遇的最大潜在威胁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得到最有效的解决。我们消耗了地球上的大部分资源，而这种姿态是与他国和地球本身的利益不符的。2018年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气候变化不会对他们个人产生影响；只有45%的人认为全球变暖将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严重威胁。而联合国最近的一项报告预测，气候变化最糟糕的影响将在2040年之前出现。[17]要避免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我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改变全球经济。然而，美国至今还在提倡使用煤炭，燃煤释放出的温室气体比其他任何能源都要多；美国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美国人依然在以优越的价格购买燃油效率相对较低的卡车和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2017年，美国销售的新车中有65%是卡车和SUV。[18]在共同承受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只关注眼前的事情，反而否认和无视了最重要的事情，即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能够安全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同样，为了将美国为期最长的战争延续下去，我们主要依靠全志愿兵来填充军力，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来自福音派新教徒[19]、农村、少数族裔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20]正如第7章所述，和平民相比，在全志愿军服役的美国人经历童年期不幸遭遇的可能性更大。80%的美国军人与其他曾经服役人员具有亲缘关系，实际上，我们造就了一个孤零零的士兵阶层，他们过度地承担了美国无节制扩张的外交政策的代价，同时为军人家庭的代际创伤埋下了祸根。
这种突出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军民之间，同时也表现在我们与实际局限性的集体脱节之上，2011年，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表示，“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承担的相当大的负担“只不过是军队的部分责任”。[21]相反，“9·11”事件之后，老兵中有84%的人认为大众并不理解他们自身及其家人所面临的问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老兵中，认为难以重新适应大众生活的人几乎是有这样想法的其他战役退伍老兵的两倍。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通过突破军人极限的方式解决了将战争延续下去的问题，而这种做法让他们在身心健康方面付出的代价才刚刚显现。与此同时，这些战争冲突耗费了超过两万亿美元的资金，而买单的却是美国人的信用卡。[22]在既没有草案也没有战争税的情况下，我们忽视了美国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问责。我们同时也延续了一个公民权力和责任日益脱节的民主社会，而这将危害我们的集体耐受窗。
在军队之外的许多美国人所承受的巨大非稳态负荷中，我们也看到了狭窄的（缩小的）集体耐受窗。[23]截至2010年，70%的美国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4 000万美国人患有慢性睡眠障碍。总的来说，我们很多人都存在与慢性炎症相关的问题、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失调及迷走神经制动失灵等问题，这其中包括高血压（1.03亿）、慢性疼痛（1亿）、心血管疾病（6 000万）、过敏（5 000万）、类风湿关节炎（5 000万）、自免疫系统疾病（2 400万）、抑郁症（2 100万）及糖尿病（1 400万）。正如第1章探讨的那样，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有所增加，特别是焦虑症（4 000万）、抑郁症（2 100万）和药物滥用方面的问题剧增，此外自杀率也出现了飙升。2017年，美国死于酒精、毒品和自杀的人数达到了自1999年联邦政府开始统计此类死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现在，我们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也门，而那是一个深陷内战，处在失败边缘的国家。我们的毒品死亡率世界第一，其中三分之二的死亡是由阿片类药物的泛滥所导致的。
最后，在许多美国人依赖的应激反应循环习惯中，我们也看到了狭窄的（缩小的）耐受窗。除了外化的暴力和成瘾问题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以不当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压力，比如睡眠不足、缺乏锻炼、不好好吃饭，依赖各种药物来调节应激反应，以及强迫性地自残或寻求刺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看电视、看电影、玩电子游戏、上网、刷社交网络等方式来分散精力和麻痹自己，正如第17章所言，这些方式对我们的社交能力带来了危害。
在这些应对机制中，我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因为它不利于我们深化人际关系，而我们却需要通过人际关系来扩大集体耐受窗。实际上，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无论是在感受自己的疼痛还是在与他人产生共鸣时，非暴力沉浸式游戏玩家对疼痛的敏感度都出现了显著下降。[24]和玩非电子谜题的对照组相比，沉浸式电子游戏玩家可以从冰水中取出更多的回形针。此外，在观看他人经历痛苦或快乐的图片时，电子游戏玩家对他人痛苦的评价也更为淡漠（也就是更低）。这项研究表明，科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们的社会联系。
目前的宏观局面是压倒性的，而且很容易让人感到无助。问题似乎十分棘手，而我们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微不足道、无能为力。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的国家建立适应性，拓宽我们的集体耐受窗呢？
首先，我们如果继续一同否认、无视、抑制、区隔或抹杀现实中那些难以忽视、令人痛苦或感到创伤的部分时，就无法看清整个局面。我们越是能够共同忍耐整体局面，甚至它最令人不愉快的部分，我们就越是能够清楚地看清实际情况，我们也就越是能够共同创造出可行的前进道路来。
接受真相是令人痛苦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更痛苦的是生活在对真相的否认之下，例如，构想一个满足我们舒适要求的虚幻世界，或者在事实与我们的喜好不符时大呼“假新闻”。
正如第15章探讨的那样，我们共同否认的东西越多，我们人为地支撑一个实际上需要改变的摇摇欲坠的现状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共同的思考脑思维和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带来的紧张感也就越强烈。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整个局面与现实保持一致，我们最终解除这种紧张局面所需的调整措施也越大。我们可以从冷战结束时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中看到这种动因，而在此之前几十年，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就已经被背弃了条约精神。
其次，我们可以牢记那句军事格言，即专注于培养自己更强大的储备力量，也就是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应变能力。我们永远无法预料、预测和预防所有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力做到的就是培养在未来无论发生什么的情况下都能应对的能力。
为了培养这种集体的应变能力，作为公民的我们可以帮助创造什么呢？以及作为选民的我们在选举和监督领导者是否尽责时又应该提倡什么呢？
我们可以培养危机期间所需的人际关系，重新致力于在我们的社区中进行诚恳、可靠且相互尊重的沟通。我们可以为所有美国人都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投资，帮助每个人降低自己的非稳态负荷，构建具有韧性的身心系统。我们可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负担得起生病和应对其他突发事件的费用，让急救人员和公务员能够负担得起在他们服务的社区中生活的费用。[25]我们可以传授痛苦管理技能，通过药瘾与恢复项目筹集治疗资金，帮助终结阿片类药物泛滥给社区和企业造成的破坏。
我们可以为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投资，抑制未来灾害性天气或潜在网络攻击的冲击。我们可以降低惊人的国债水平，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的财政资源来应对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美国国家债务水平已经首次超过21万亿美元，而美国家庭负债总额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已达到13.5万亿美元。[26]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盟友、贸易伙伴、国际伙伴及国际机构，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他们来有效地应对跨国挑战。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对石油燃料的依赖，积极保护环境，将气候变化的影响减至最小，负责任地对待我们这个星球有限的资源。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孩子，帮助他们形成宽广的耐受窗来应对未来的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