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做”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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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脑的想法、观点、信念、假设、期望、偏好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会给人带来痛苦。我将把这些以想法为基础的现象统称为“思考脑思维”。诚然，思考脑是一种优秀的工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的功能在世界中行事，但它往往又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本章和下一章将探讨思考脑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我们陷入麻烦——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感到无助或失控。与应激反应、情绪及慢性疼痛不同，这两章的主题是头脑压力源，而且它主要来自思考脑。我们因它们而遭遇的痛苦通常来自现实本身与我们思考脑所期望、相信或偏好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本章的重点是在限制、界限和阻力下寻找能动性。尽管MMFT练习包含了一些识别和有效应对限制的实践操作方法，但这些并不在本书的内容之中，本章的大部分讨论超出了MMFT正式课程的范围。
正如第14章解释的那样，当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与当下现实相距甚远时，生存脑就会受到威胁，因而它总是会通过强烈的应激反应来保证自己的信息得到传递。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当汤姆的思考脑认为自己本可以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时，他的生存脑就放大了压力，过于自我批评和羞愧不已。
我们产生的“我应该……”或“我该做……”等想法能够很好地说明我们的思考脑正在现实中挣扎。当我们产生“应该做”的想法时，这就表明思考脑正在忽略或否认我们当下经历的某些方面。这种“应该做”的想法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与思考脑思维之间的差距。
也许我们并不是真的想做思考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却不自觉地受到一种欲望的驱使，想要满足外界的期望，取悦他人，抑或不让别人失望。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矛盾的感觉，即一方面想要取悦他人，另一方面却并不想，否则我们就是在制造内心的分裂。最终，内心的分裂很有可能会表现为怨恨。此外，如果我们继续否认和压抑这种怨恨，即因为作为一名“强大的领导”（或“好家长”、“好同事”），我们“不应该”产生这种想法，我们也会因此让自己习惯性地情绪压抑。而在另一方面，正如第14章解释的那样，习惯性情绪压抑会带来许多非稳态负荷累积的后果，包括更多的应激反应、炎症、慢性疼痛，以及对应激反应循环习惯的依赖等。
也许我们在生理、情感或认知方面做不到思考脑认为我们“该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们的身心系统遭遇实际限制的时候，例如，身体活动上的限制，我们在没有食物、水或睡眠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多久的限制，抑或我们的工作记忆一下子能记住多少事情的限制等。
这些“做不到”的事情指的是自然法则下的实际限制，而不是思考脑的限制性想法。我们无法奇迹般地为一周创造8天时间，我们也无法阻止身心系统的衰老，以及最终的死亡。同样，除非我们能够意识到实际的限制和思考脑往往会用“应该做”来否认这些事情，否则我们就会让现实与思考脑思维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应该做”的想法也可以通过否定形式表达，比如“我不该……”。这种表述从相反的角度制造了内心的分裂。例如，如果思考脑认为“我不应该惹是生非，把事情说出来”，那么它可能想要我们保持平静，让我们取悦他人，即便我们的部分自我真的想要大声把事情说出来。又或者，当思考脑认为“我不应该吃曲奇”时，它可能忽略了生存脑中那些需要用糖来抚慰的潜在的应激反应和情绪。不管我们怎么想，现实与思考脑思维之间的鸿沟始终存在。
需要明确的是，思考脑产生与当下现实不符的思维并不是什么问题。就像生存脑会产生应激反应和情绪一样，只有在我们无意识地让这种想法驱动自己的决策和选择时，它才会成为问题。而这就是我们开始与现实斗争的时候。
因此，除非有道德上的强制要求，大多数“应该做”的想法都会带来一个选择点：它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不加评判地调查是什么导致了思考脑思维和现实全貌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的部分自我并不想按“应该做”的指令行事，那么我们便可以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有时我们或许会选择按“应该做”的指令行事，但其他时候，我们也可能不会这么做。无论我们选择怎么做，我们都做出了有意识的选择。同样，如果差异是由“做不到”的硬性限制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留意这种限制，并且暂时接受它。
对于这两种差异，一旦我们考虑了整体情况，我们便能够获得能动性，得到自主权。
有趣的是，有时我们会将“应该做”外化到我们的外部环境中去。例如，你正在参加一个拖长了的会议。你旁边的一位同事在桌面下玩手机中的纸牌游戏，你发现自己产生了“他应该集中注意力而不是偷懒”的想法。另一位同事在滔滔不绝地发言，你思索着“他早应该简明扼要地把事情说清楚并停止发言了！”尽管这些“应该做”的想法都来自外部，但它们实际上暗示了你的思考脑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这些想法直指你的身心系统中很可能无意间出现的不耐烦和焦躁情绪。你的思考脑正在与当下的现实做斗争：它并不想一直待在这个冗长的会议里，它想离开。不耐烦的情绪制造了这种“应该做”的外化想法，否定了同事的行为，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它给你的身心系统增加了更多应激反应。
相反，如果你对这些外化的“应该做”的想法进行一番考察，并以此作为线索，你便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你潜在的焦躁情绪上，让当下现实的全貌进入你的意识。请注意这种焦躁情绪，你可能会选择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你的接触点上，让不耐烦的情绪席卷全身，继而恢复到正常状态。尽管我们永远无法控制自己周围的人，但我们总是可以选择如何巧妙地应对我们自己身心系统的问题。
当你开始注意“应该做”和“该做”的想法时，你或许会注意到这些思考脑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我们扮演受害者和殉道者的做法。而思考脑在这方面可能表现得十分狡猾！即使我们经历了可怕的事情，现实也从不会要求我们成为受害者或殉道者，要我们这么做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我曾经在一个教师写作训练营担任讲师。在这份工作中，我曾经指导过一名憎恶自己工作的教授。“克里斯”厌恶写作、教学、同事及学术纪律。他甚至不想参加我们的训练营，但他的系主任“强烈鼓励”他参加。几周过去后，在我们每周的电话会议上，克里斯对他的工作和训练营作业抱怨连连，而我和他所在小组的其他教授都鼓励他对自己不快乐的问题进行一番调查或干脆离开学术界。他的回应总是一个样：“我应该参加这个训练营，因为系主任要求我参加”或“我可以坚持这份工作，因为我的家人需要我的这份薪水”。
又几周后，我意识到他持续的消极态度正在给整个团队造成有害影响。带着真诚的好奇心，我最终向克里斯发问，无论是参加训练营还是在生活中，这种不快乐的情绪到底给他带去了什么好处。这个问题让他愣住了。我建议他在我和其他人继续谈话的同时好好想想我的问题。
在后续的通话中，克里斯勇敢承认，不快乐可以让他感到“强大”，因为这样可以让“他生命中的每个人看到他常常牺牲自己”。我接着问他，为什么他喜欢让别人看到他这样。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克里斯回答说，这可以让他避免产生任何改变的念头。这种洞察为克里斯生活中的巨大转变创造了空间。
当我们陷入“应该做”的想法中时，我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抗当下现实的某些方面。因此，我们如果要在“应该做”的基础上做决定，那么经常会忽略来自整体的重要信息。实际上，那些陷入“应该做”想法的人甚至会将自己的经验与思考脑中关于其他人如何选择输入当前信息的想法叠加在一起。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些想法不仅会使他们无法看清当前局势，也会让他们脱离自己天生的智慧——而它本可以让他们做出当下的最佳选择。
在意识觉知的情况下，“应该做”的想法并不会驱动我们的选择。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内部和外部环境，利用所有输入信息，而非“应该做”的想法来选择最佳行动方案。
然而，当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思考脑的思维可能会阻碍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理感觉是最重要的输入信号的原因——因为身体是我们认识当下事实的最佳途径。利用内感受知觉来调节这种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认知，我们就可以调用身心系统的有机智能，而这远远超出了思考脑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