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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眼中的“好企业”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特许经营权；高于平均值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小的资金投入；释放现金流的能力。这些条件听起来充满“母性”般的慈爱，像苹果派一样甜蜜诱人，但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企业并不容易。巴菲特将这种苦苦寻觅形象地比作猎捕一只“稀有的且行动迅速的大象”。不过，他一直未改初衷，坚决不在严苛的条件上让步。“七圣徒”就是能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的典范。巴菲特参股的公司也不例外，比如，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华盛顿邮报集团和首府/美国广播公司。
在年报中，巴菲特总是会赞扬上述公司的管理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以与巴菲特相媲美，在他们的信念里，工作是一种乐趣。巴菲特衷心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对事业的狂热。“出色的工作是由出色的人来完成的”，这是他最乐于见到的局面。
然而，他也相信，这些年来，在投资方面的最大失误就是，买了某些“好企业”，却没办法“消化”。“如果当时不完全买下来这些企业就好了。”他说。因此，有时他只会持有股份，而不是彻底收购。不过，这也使得某些时候，管理层的愚蠢常常让他有种“咬碎牙根往肚子里咽”的难以容忍的感觉。很多年前，他持有的股票比现在要多。有一次他向朋友大吐苦水说，他刚刚读完一份荒谬至极的年报，其内容充斥着管理层的欺骗误导和自私自利，“足以让你恶心得想吐”。这位朋友说：“可你还持有他们的股票呢。”他回答说：“是的，我看中这家企业是因为它太好了，连笨蛋都能赚到钱。”
自然，好企业的价钱不会低，尤其是在当今，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不过巴菲特的眼光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敏锐性，即他不会多付钱，而且会以最大的耐心等待最佳时机。他的年报中照例都有一则“广告”，征寻他有兴趣购买的企业。“对于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人，我们会提供一个舒适的家。”他说。据说在1986年，赫尔德曼就是看到了这则广告，才带着自己的费切海默兄弟公司找到了巴菲特。当时公司的利润只有600万美元，规模上并未达到巴菲特的要求，但赫尔德曼是巴菲特苦苦寻找的那种优秀管理者，“友好、聪明、诚实和目标导向”是他对赫尔德曼的评价。最终，巴菲特收购了这家公司，事后他也非常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仅仅从一桩收购案，也就是《布法罗新闻报》收购案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巴菲特的远见。1977年，《布法罗新闻报》寻求出售时，华盛顿邮报集团和芝加哥的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 Co.）都拒绝了，或许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家晚报，而且将来的势头也有点儿日薄西山。《布法罗新闻报》每周只发行6期，没有周日版，其主要竞争对手《Courier-Express》则每周发行7期。不过，在除了周日的其他6天，《布法罗新闻报》优势更明显。于是巴菲特得出结论，如果这家报纸周日也发行，局面会大有改观。
在以32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布法罗新闻报》之后，巴菲特快马加鞭地策划周日版的事情。新开的版面给予订阅者和想要登广告的人特别的优惠，这激怒了《Courier-Express》。后者发起了“反垄断”诉讼。当然，巴菲特最后赢得了这场官司。两家报社都经历了多年的亏损，到了1982年，《Courier-Express》放弃了最后的挣扎，关门大吉。去年，《布法罗新闻报》作为一家蒸蒸日上的“垄断”媒体，赢得了390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而这显然不是通过节省纸张实现的。该报纸的新闻版和广告版穿插排列，对于相同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报纸来说，这个比例都是不相称的，这全归功于巴菲特对新闻业的热爱。他说，如果不做投资者，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因此，《布法罗新闻报》很可能是他最热爱的公司。
巴菲特的“好企业”投资哲学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在这之前他经过多年的摸索，并赚了不少钱。在奥马哈长大的巴菲特，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少年老成，而且对数字和金钱方面的知识充满了求知欲。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也是他心中的偶像。父子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霍华德常常亲昵地称呼儿子为“火球”。巴菲特记得自己从图书馆借过一本书《赚到1000美元的1000种方式》（One Thousand Ways to Make$1，000），并对其中称量便士的机器非常着迷。他曾梦想自己从一部小小的机器起家，逐渐积累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百万富翁。在基督教长老会，他计算赞美诗作曲家的寿命，调查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否让他们活得更长，结论是，没有。在11岁时，他和朋友做起了比较“世俗化”的工作，开发了一个在赛马比赛中选拔冠军的识别系统，命名为“马童筛选器”。
然而，一路走来，巴菲特所想的都是股票。在8岁时，他就开始阅读关于市场方面的书籍，11岁时买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并实践各种交易方面的理论。十几岁的他还做过一阵“图表专家”，随后又成为市场时机方面的“专家”。从1943年起，因为父亲霍华德当选国会议员，他随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由于太想念家乡奥马哈，年轻的巴菲特在学校表现不佳，甚至在他一向擅长的数学科目上，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他还曾一度离家出走。只有当父亲迫使他放弃他热爱并为他带来收入的送报工作时，他的成绩才有所提高。16岁高中毕业之后，巴菲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度过了两年时光，然后转学到内布拉斯加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是在那里，他读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新出版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格雷厄姆在书中鼓励投资者多关注公司的真实价值，并根据“安全边际”进行投资，这些理念对于巴菲特来说，意义是无比巨大的。时至今日，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还带有格雷厄姆的印记：“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亏损，第二条规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条规则。”
1950年的夏天，巴菲特申请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他乘火车到了芝加哥，还接受了当地一位哈佛毕业生的面试。这位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代表对巴菲特的印象是：“由于身材消瘦，19岁的他给人的感觉是，16岁的外貌，12岁少年的体重。”在两个人的会面结束之后，巴菲特进入哈佛大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哈佛大学的拒绝刺痛了巴菲特。然而，他现在再回想起当时的遭遇，却认为被拒绝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因为他回到奥马哈之后，偶然得知本杰明·格雷厄姆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书，于是他马上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这次终于成功了。格雷厄姆的另一位高徒是威廉·鲁安，他也是巴菲特的密友，目前正运营着赫赫有名的红杉基金。鲁安说，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一进课堂，就开始不断擦出思想的火花，班上其他人几乎都成了观众。
在最后一学年，巴菲特希望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工作，而且不图回报，巴菲特说：“然而，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了价值计算之后，对我说了不。”巴菲特一直希望能为格雷厄姆工作，但都未能如愿。直至1954年，他才以一个“杂工”的身份来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跟随导师学习基于价值的机械式投资技巧。基本上，格雷厄姆都是在寻找“便宜货”，他对此有着严格定义：股价不应超过其每股净运营资本的2/3。他指出，很多公司至少可以按照它们的净运营资本被清算，所以，如果要购买股票，股价应该低于这个数额，他认为这是在构筑必要的安全边际。现在，鲜有股票能够满足格雷厄姆的要求了，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情况则不一样。
1956年，25岁的巴菲特回到了奥马哈，承袭了导师格雷厄姆的理念，他准备在资本市场大显身手，在此奠定他将来的财富和名望。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募集了10.5万美元之后，他成立了巴菲特合伙公司。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运营模式相对很简单：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可以先获得6%的回报，超过这部分的收益，他们还能再拿走75%，而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巴菲特，拿走剩下的25%。巴菲特合伙公司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收益，人们开始谈论这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而且很多人开始加入巴菲特合伙公司，当然其中的更多人是为了赚钱才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