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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促进消费:国外经验比较与借鉴

时间:2023-04-12 04:20:16

全面促进消费:国外经验比较与借鉴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4:20:16,全文字数:11684。

徐振宇

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

江苏省政府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内贸流通专家

国外经济研究给出的基本线索

全面促进消费的经验,集中体现为对消费的深入系统研究。从国外相关研究总趋势看,方法日益复杂,考虑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已有研究虽未就消费不振的原因达成一致,对促进消费的措施众说纷纭,但仍在如下方面形成了共识:

一是消费变量的复杂性。在基础设施投资放缓、房地产投资风险加大、制造业投资效益下降的背景下,面对出口见顶预后不乐观的现实,促进消费似乎是助力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方面。然而,国外的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表明:消费从来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稳定的变量,是典型的“慢变量”“稳变量”和复杂变量,并非是通过“刺激”或“促进”就能在短期内显著增长的变量。促进消费,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消费容量,还涉及到消费质量;不仅涉及宏观经济运行,还在微观层面涉及家庭经济行为决策和企业行为。

二是“消费不足”的长期性。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来,储蓄与投资可以顺利转换,储蓄最终可以提高消费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储蓄超过一定限度后,出现严重的“消费不足”时,储蓄与投资并不能自动转换,在极端情形下甚至可能会导致大萧条。“消费不足”之上,风险几乎伴随市场经济之始终。但是,在古典经济学范式下,政府的角色类似于“守夜人”,对严重的“消费不足”束手无策。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针对上述情形,提出应通过政府支出缓解并最终摆脱消费不足。问题在于,政府支出,对缓解“消费不足”的潜力是有限度的。政府支出不仅受制于财政预算,而且也很难持续扩大总需求。因此,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不足”是长期的。

三是新兴经济体促进消费的必然性。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史都表明,投资拉动与出口导向虽能在一段时期内显著加速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最终必受制于投资收益率下滑。在国内消费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一旦国际经贸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或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出口增长受阻,经济增速必然下滑,甚至出现危机。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东亚崩溃论”,其立论依据正是上述经验事实。

发达国家促进消费的经验

一是消费不足迟早遭遇严重的发展困境。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曾长期严重依赖物质资本投资和出口,形成典型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潜在风险是,资本投资最终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国内消费,出口最终受制于海外市场容量,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反弹,国内消费持续不足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速一旦下滑,就有可能演化为经济危机。或者说,投资拉动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往往倾向于对外输出商品和产能,从而导致对外依存度持续提升,最终引发日益严重的国际经贸纠纷,诱发保护主义反弹。总根源其实在于东亚国家居民消费严重不足。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源,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或因贫富差距过大,或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或兼而有之。上述情景其实也是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经典命题,也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基本经验教训。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消费持续不振,政府采取种种政策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可仍然走不出长期萧条的阴霾。1990年以来,日本GDP年度复合增长率不到1%,基本原因在于长期消费不足,在于收入分配未真正向劳动者倾斜。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和外贸持续盈余支撑本币持续升值,大量资金进入泡沫不断加剧的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

二是人口增速与结构对消费有重大影响。在部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里,由于出生率持续大幅下滑,导致日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问题,最终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逐步失去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上述现象最早发生在日本,近年来,韩国比日本更典型。201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17(总和生育率的世代更替水平约为2.0至2.1),2021年降至0.81,2022年第二季度再降至0.75,未来或将继续下降,少子化将进一步加剧韩国老龄化,从而加剧韩国消费萎缩。高龄少子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力人口规模萎缩,家庭负担增加,进而加剧消费萎缩。近年来,日本和韩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缓解高龄少子化问题,但收效甚微。

三是各国最终都演变为消费主导型社会。从时间维度看,多数发达国家早期都是生产主导型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演变为生产与消费并重型社会,最后演变为消费主导型社会,即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需求,所谓“消费者主权”成为重要的社会潮流。对于消费主导型社会而言,经济增长率虽不高,但收入分配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中产阶层规模稳步扩大,城乡、区域差距趋于消弭,社会公众能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也进一步趋于稳定。

四是消费升级并非一个简单线性过程。在发达国家,消费升级虽是大势所趋,但消费升级也充满了复杂性与多样性。全面促进消费:国外经验比较与借鉴

一方面,伴随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升级是主旋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从低收入提升至中等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缓慢上升,消费规模平稳增长,食品、饮料、服装等非耐用消费品比重持续下降,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类消费比重逐步上升。到达高收入阶段后,耐用消费品占比也出现下降趋势,服务类消费占比加速上升至约70%。

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也曾出现“消费降级”。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所谓“低欲望社会”和“第四消费时代”,消费分级分层分化现象日益加剧,甚至出现“消费降级”。在日本,由于经济持续低迷、高龄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国民购买力下降,消费水平呈现整体下降趋势,追逐名牌的热度降温。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得到消费者青睐,奢侈品消费市场持续萎缩(1995年到2015年间,日本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的份额由68%降至10%)。在韩国,企业和家庭负债的持续增加,加上经济增速下滑与老龄化的加剧,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下滑,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连年下跌。

五是多国都形成了促进消费的制度体系。多数发达国家都曾长期受消费不足困扰,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促进消费的制度与政策体系,除通过各种制度确保收入分配向普通民众倾斜外,还逐渐形成了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制度。首先,随着公共财税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政府在公共教育、基本医疗、托幼等方面承担了较多责任,消费者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明朗。居民收入中即便有较高比例在住房、股市等“投资”项下,也不至于对消费造成太大影响。其次,各国金融体系逐渐由以扶持生产为主转变为以扶持消费为主,消费金融体系不断扩展和完善。再次,很多国家都针对特定消费群体精准发放消费券或购物券。消费券或购物券大致有“普惠型”与“定向型”两种。从消费券的发放规律和国际经验看,更多的是“定向型”消费券,即主要发放对象为中低收入群体,或特定年龄段群体(日本向未满15周岁的儿童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年人发放购物券),或者只能用于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券。例如:部分发达国家会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只允许购买食物的食品券。

对我国进一步全面促进消费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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