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诗是吾家事”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四节“诗是吾家事”,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文学流派与文学风貌
近人王葆心（1867—1944）曾经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构成方式，说：
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流别，于以永传。[1]
所谓“并时之羽翼”，盖指同声相求、同类相聚的文人集团；所谓“振起之魁杰”，则指揭竿标帜、树立典型的领袖人物。二者先后出现，于是形成文学流派。
显然，文学流派是一种文人集团。作为这种集团的内在凝聚力的，是文人的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归根结底是文人的主体人格。正是由于文人主体人格的互相吸引，才结成一定的文人集团；也正是由于文人集团的结合，才强化了文人的群体人格。
一、文学流派的宗传意识
文学流派之所以在中唐至北宋逐渐形成，与这一时期文人人格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以血统为社会阶层化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形态和社会结构，受到科举制度、坊市制度等新兴社会组织方式的冲击而摇摇欲坠。代之而起的，是以血统与知识（包括技能）共同作为社会阶层化的标准的观念形态和社会结构。率先从闭锁式的社会阶层体系中挣脱出来的，是知识阶层，即所谓文人士大夫者流。他们已不再以血统相标榜，而是以知识相聚合了。文人士大夫往往自视为一族，如韩愈《师说》中所谓“士大夫之族”[2]，这就有助于同群意识的发展，并促进了知识阶层的强固结合。
知识阶层同群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就是在文学风格、文学创作中的寻宗溯源。实际上，这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氏族宗法意识，作为知识阶层同群意识的本根。反过来说，既然知识阶层的同群意识是根基于氏族宗法意识的，那么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持久性和普泛性，不就是无可置疑的了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0云：
传曰：“学士大夫，则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渊明有《赠长沙公诗》，序云：“予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故其诗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悟叹，念斯厥初。礼服遂悠，岁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踟蹰。”盖深伤之也。长沙公于渊明如此，而渊明乃以念初自任，其临别赠言之际，有“进篑虽微，终焉为山”之句。呜呼！渊明亦可谓贤矣。杜子美数访从孙济，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诗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观长沙与济，尊祖之义扫地矣。[3]
按《仪礼·丧服》云：“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4]可知文人士大夫的尊祖重族，的确是一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葛立方正是秉持这种尊祖重族观念，指斥文人士大夫背弃传统的不良行为。
而文人士大夫文学风格、文学创作的寻宗溯源，原本就可以从家教、家学中得以解释。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约645—708）是唐初的著名诗人，杜甫常以此自豪，说“吾祖诗冠古。”[5]他不但自己要继承这一家学，还谆谆嘱咐其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6]杜甫论诗，谆谆以尊祖敬宗为念，可谓谨遵诗教。前文引述宋人狄遵度《杜甫赞》所称“诗派之别，源远乎哉”，正是从杜甫的家学渊源中洞察其诗派所自的。
当人们把家教、家学加以引申，对作家风格作一溯源或绍祖的时候，文学流派的宗传意识就应运而生了。如果说，钟嵘的《诗品》还只是就个别作家的风格溯源寻流的话，那么，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则已是为作家群体立宗别派了。《诗人主客图》里的“主”，如白居易者流，犹如家族中人所宗的宗主：而“客”，则是家族中的脉传、支派——二者的主次、依存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从江西诗派开始，文学流派的宗传意识就形成一种明确的观念模式了。曹勋《跋黄鲁直书父亚父诗》尝云：
黄太史（庭坚）以诗专门，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观其父所为诗，则为江西正脉，有自来矣。[7]
这还只是从黄庭坚的家学渊源着眼。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中人更进一步有意识地抬出杜甫作为诗宗，从诗意一直到布局、用典、炼字等，都加以细心的揣摩和细致的学习。黄庭坚曾大张旗鼓地以学杜相号召，他有诗云：“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8]“煎胶续弦”比喻交情密切或再续旧情，出自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麟角凤觜世莫辨，煎胶续弦奇自见。”[9]可见黄庭坚隐然以杜甫的传人自期。他评论周围的青年诗人时，常常着眼于他们与杜甫的师承关系。例如他赞扬陈师道说：“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10]称誉高荷云：“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11]
至于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诗人，则多以杜甫和黄庭坚作为远祖近宗。例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他又指出：“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12]可见他们都注意到了诗派的艺术渊源。
真正为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描绘出比较全面的轮廓的，当推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社宗派图》确立了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并尊他为江西诗派之祖。吕本中认为，在黄庭坚以前的诗人不脱唐诗樊篱，“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覆，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所谓“所传者一”，也就是“源流皆出豫章”[13]的意思。这就奠定了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开山祖师的地位。
其后，方回（1227—1305）在《瀛奎律髓》中，对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说：“呜呼！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14]方回在这里引入宗族的尊祖敬宗、祭祀配飨的话头，不仅是一种比喻，而且表明宗传意识已渗入文学流派的血液肌理之中，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了。
对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的说法，后人颇有訾议。金人元好问（1190—1257）《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八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15]清人王士禛（1634—1711）亦有诗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16]其实，黄庭坚与江西派诗人是否堪称杜甫的孝子贤孙，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在于，江西派诗人是自觉地以杜甫为其不祧之祖的。即便他们是拉大旗作虎皮，但他们毕竟旗帜鲜明地以杜甫的正宗传人自居。学杜，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宗旨、目标和轨范。
黄庭坚在指点后学诗人时曾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17]又说：“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8]他有意学习杜甫的拗体律诗，到了“绝类工部”的地步。他还刻意模仿杜诗的诗意、构思、用语、典故等，力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19]。
陈师道学杜诗，一方面多用一时俚语俗字入诗，如“昔日剜疮今补肉”、“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之类[20]；另一方面也是深得杜诗句法的，或直接借用，或模仿翻新[21]。如杜诗有“乾坤一腐儒”，陈诗有“乾坤著腐儒”；杜诗有“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陈诗有“欲落未落雪迫人，将尽不尽冬压春”，等等。
当然，黄庭坚等江西派诗人学习杜甫，并不是刻意要以剽窃蹈袭为尚的。他们极力倡举“脱胎换骨”、“陈言务去”、“活法”等，其目的还在于自成一家言。黄庭坚自称：“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22]他论书法时也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3]所以，陈师道评黄庭坚：“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已也。”[24]清人方东树（1772—1851）则认为：“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又须知其从杜公来，却变成一副面目，波澜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乃知空同（按，指李梦阳）优孟衣冠也。”[25]
但是，由于文人作家的才力有限，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超越前人、自成一家的；而亦步亦趋、酷肖古人，毕竟是一种比较省力省时的办法。于是，江西诗派的宗传意识对后世的文学流派在客观上造成了两方面的实际影响：其一是标称古人，以古为尚；其二是模仿古人，优孟衣冠。这两方面的影响，几乎成为明清两代诗坛、文坛中占主要地位的文学风貌。
例如，明初高启的诗作即以拟古著称，《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26]其后林鸿等闽派诗人，倡导以盛唐诗为楷式。高棅编《唐诗品汇》，建立诗必盛唐的轨则。李东阳创立茶陵诗派，强调宗法杜甫。而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使复古、拟古成为一种时代风气，乃至到了“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27]的地步。于是，“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28]，流弊深远。人们不以模拟剽窃为耻，反以为荣，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这才显得学有宗传。至于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等人，打出效法唐宋古文的旗帜，究其精神实质，仍是以宗传意识为主导的，所以对前后七子来说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到了清代初年，宗唐与宗宋成为两大诗歌派别。纳兰性德（1655—1685）在《原诗》中说：
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29]
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其意都不外抬出若干位古人来，作为自家开宗立派的不祧之祖，以为这样一来自家的身份就非比寻常了。古人不是在历史上已然流芳百世了吗？自家效法古人，尊祖敬宗，岂不就可以名垂青史？
二、风会对立与流派演进
当然，文学流派的形成并非仅仅基于文人的宗传意识，它还有其客观原因。王葆心在《古文辞通义》卷6《识途第二》中说：
然则为文各有自适途径，不可强同也；为文有会归之一揆，不可独异也。[30]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识途》。
可知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嬗递，自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既“不可强同”，也“不可独异”。刘开（1784—1824）《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道：
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31]
文学流派的形成，并不是“一人之心思才力”可以达到的，而是“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同时又有“同然之嗜好”的众人起而效法，运会所趋，风气所聚，则流派出焉。
的确，正是在文学风会的对立之中，文学流派才得以产生和存在。一切人类的社会集团，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对立者越明确、越强有力，它就越自觉地崛起、越积极地活动。文学流派也是这样，它总是在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对抗之中，最鲜明地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和功能来的。没有对立面，没有对抗性冲突，就不足以激发集团的凝聚力，也不足以弘扬集团的精神风貌。明清时期的文学流派之所以呈现出此起彼伏、各领风骚的代兴局面，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一个文学流派在它盛极一时以后，必然要暴露出它的流弊来，这就不能不促使另一个文学流派产生，以挽狂澜于既倒。即便是同时并起的文学流派，往往也是因为某一流派的“自适途径”为人们所不满，于是就有另一流派起而矫之，开辟别一途径。
例如，在明中叶，为了反对台阁体和道学体诗文，前后七子相继而起，标举西汉以前的古文和盛唐以前的诗歌，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创作的典范。他们的主张使人们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古书，“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之外还有散体的秦汉文，啴喛萎弱的台阁体诗和杂沓庸陋的道学体诗之外还有雄健的盛唐诗。但是，前后七子的文学创作以摹拟剽窃为尚，就像唐顺之所批评的：
试观世间糊窗櫺，塞瓶瓮，尘灰朽腐，满墙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耶？本无精光，遂尔消歇，理固宜然。设使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32]
于是先有唐宋派，后有公安派，起而反对复古派。他们的矛头所向，首先是摹拟剽窃的时风。归有光《与沈敬甫》云：“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33]又《沈次谷先生诗序》云：“今世乃唯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34]袁宏道《叙小修诗》谓：“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35]在《张幼于》一文里，他痛斥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不过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悉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札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36]
在七子复古派盛行，黄苇白茅、弥望皆是的情势下，唐宋派率先推崇唐宋古文，提倡：“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37]公安派继而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8]，认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各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39]。于是一扫七子复古云雾，海内文风为之一变。
在文学流派的对立与对抗之中，由于宗传意识的强大支配力，就产生了正统观念。例如，南宋时朱熹《答巩仲至》谓：“文章正统在唐及本朝，各不过两三人。其余大率多不满人意，止可为知者道耳。”[40]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从《左传》、《国语》等选至韩愈、柳宗元，作序云：“正宗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41]宋末元初方回主张：“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余皆傍支别流，得斯文之一体者也。”[42]
宋人的这种文学正统观念，与当时盛行于世的文化正统观念是互为表里的。欧阳修尝作《正统论》，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43]于是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正统”，在思想领域中提出“道统”，在文学领域里提出“文统”、“诗统”，在宗教领域里提出“法统”，这都表现出相同的文化思潮。“统”有两重意义：一统和传统。换句话说，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所以得正统者，就得正宗嫡传，堪为天下宗师。
这样一来，文学流派的对立与对抗，就转化成为文学正统的争夺与标榜了。所以清末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云：
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44]
开宗立派，如果蓄意标榜正统，自诩正宗，那就不免于党同伐异了。这种唯我独尊、不容他人的宗派习气和门户偏见，在文坛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例如，在明代后七子中，王世贞主持文坛达20年之久。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个很重的负担。复古的调子越唱越高，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即使自己内心里以为昨非而今是，要放下架子，改弦易辙，也非常困难，因为他已经扮演了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人们对他有了一定的文化期许，他几乎是难以自主的了。张汝瑚《王弇州传》称：
先生少时，才情意气皆足以绝世，为于鳞（按，即李攀龙）七子辈捞笼推挽，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乘风破浪．已及中流，不能复返。迨乎晚年，阅尽天地间盛衰祸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迁流，与夫国事政体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络，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纷浓繁盛之时，故其诗若文尽脱去牙角绳缚，而以怡淡自然为宗。[45]
这虽然是事实，但是王世贞晚年已是复古派大宗师，即便他全然否定自己，那种“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46]的时风，早已滔滔极矣，又岂能即刻扭转呢？
有见于宗派习气和门户偏见对文坛的恶劣影响，一些文论家对文学流派的性质与功能，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清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跋》云：
诗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系乎风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国而下，概可知矣。譬之水然，水虽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汉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凿井得泉而曰水尽在是，岂理也哉！[47]
的确，流派的形成本乎“人之性情”，正是由于文人不同的主体人格，所以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而风格相近或旨趣相同的作家结成文学集团，就成为文学流派。
近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15云：
以宗派示后学，只以示初学由隘而通之之法．非教人域门户也……盖分派以示人者，无非欲人由门户从入之中，即此一派，而更知有他派；更由彼派与此，以观其通，而会其源。如水之行也，必详其源流分合，而始得其归墟，于讲求之方甚便，自不可以门户之见而废之也。[48]
文学流派的功能绝不是开门立户，党同伐异，而是分流溯源，由派观通，帮助初学者的长进，也促进文学的繁荣。
李详（1859—1931）《论桐城派》一文也说：
《说文》有“”无“派”。，“从反永”，谓“水之衺流别也”，即今派之正字……诚以文章一道，大则笼罩百家，晖丽万有，小亦钻仰先达，树义卓然。所宗何师，即为一派，譬之同源异流，归海而会，乃与《说文》“衺流别”之训相合。若举天下统为一派，是驱江淮河汉，并而为一，此则荡荡滔天，非神禹所疏之水，亦不得谓之派矣……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期无负于古人斯已矣，于桐城何尊焉，而于桐城又何病焉！[49]
文学流派与风格渊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无可疑义的。风格渊源本不出于一，流派纷纷亦自为必然，本没有什么正派、别派的区别。标宗正统，诋毁他人，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 * *
注释
[1]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识途》，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43页。
[3] 葛立方：《韵语阳秋》，见《丛书集成新编》，第78册，764页。
[4] 《仪礼·丧服》，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106页。
[5] 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见《全唐诗》（增订本），2307页。
[6] 杜甫：《宗武生日》，见《全唐诗》（增订本），2533页。
[7] 曹勋：《松隐文集》卷33。
[8] 《黄庭坚诗集注·老杜浣花溪图引》，1341页。
[9] 按东方朔《十洲记》载，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为续弦胶，用以续弓弩之断弦。杜诗见《全唐诗》卷217，题《病后遇王倚饮赠歌》。
[10]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答王子飞书》。
[11] 黄 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跋高子勉诗》。
[12] 陈师道：《后山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04、305页。
[1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327页。
[14] 方回：《瀛奎律髓》卷26。
[15]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1。
[16] 王士禛：《渔洋诗集·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十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6册，660页。
[17]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与王观复书》之二。
[18]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与王观复书》之一。
[19] 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37~3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20] 参见庄季裕：《鸡肋篇》卷下，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741页。
[21] 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69~70页。
[22] 《黄庭坚诗集注·赠高子勉四首》之三，573页。
[23] 《黄庭坚诗集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1605页。
[24] 陈师道：《后山先生集·答秦觏书》，624页。
[25] 方东树：《昭昧詹言》，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471~1472页。
[27] 《李开先集·闲居集·昆仑张诗人传》，5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508页。
[29]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原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19册，440页。
[30]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原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19册，440页。
[31]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四笔·论刘开论文书》，745~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32]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答蔡可泉书》，《四部丛刊初编》本，卷7。
[33]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8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4]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30页。
[35]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1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6] 同上书，502页。
[37]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答茅鹿门知县书二》。
[38] 袁宏道：《锦帆集·叙小修诗》，见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187页。
[39] 袁中道：《珂雪斋集·中郎先生全集序》，5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
[41] 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
[42] 方回：《瀛奎律髓》卷16。f
[43] 欧阳修：《文忠集·正统论上》卷16，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
[44]王 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74页。
[45] 张汝瑚选：《王弇州集·王弇州传》，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郢雪书林刻本，卷首。
[4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508页。
[47] 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66页。
[48]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15。
[49] 李详：《李审言文集·学制斋文抄·论桐城派》，887~88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