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门户各立，流派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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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的展开
元明清时期，是文学流派充分展开的时期，如九派横流，各展风姿。这主要表现在流派组织的自觉性、流派构成的普遍性和流派研究的深入性三个方面。[1]
一、流派组织的自觉性
文学流派本来就肇起于文人之间的自我标榜和互相品评，而元明清时期，这种标榜、品评的风气可谓甚嚣尘上。
郭绍虞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中指出：“标榜之风，固然古已有之，然而于明为烈。明代文人只须稍有一些表现，就可加以品题，而且树立门户。”[2]例如，以地域称者，有吴中四杰、广中四杰、闽中十才子等；以社所称者，有北郭十友、南园五先生、碧山十老等；以时代称者，有景泰十才子、嘉靖八才子等；以官职称者，有台阁三杨、中朝四学士等；以师门关系称者，有二玄、杨门六学士等；以家庭关系称者，有武原双丁、嘉禾二王等。此外，或泛加品题，如四杰、七才子、四大家等；或齐名并称，如二王、二峰、王唐等。至如王世贞标举生平交游，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递相推衍，以及于四十子，则尤见其标榜之甚与标榜之私。正是由于这种群起相效的自我标榜，于是有了自觉的文人结社，更有了自觉的流派组织。
流派组织的自觉性，首先表现为文人群体成员之间自觉的交往固结，以形成比较固定的文人集团。
例如，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攀龙任刑部广东司主事，有意利用读书和从事诗文创作的交往，结交一些同气相投、同声相应的诗文朋友。当时李先芳、吴维岳、王宗沐、袁履善等人结为刑部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王世贞进士及第，任刑部主事后，亦入诗社中。经过山东老乡李先芳的多次推荐与介绍，李攀龙加入诗社，并与王世贞“相切磋为西京、建安、开元语”[3]。正是相同的艺术倾向和艺术趣味，使他们二人一见如故。而李攀龙比王世贞年长13岁，王世贞对之更有景仰、钦佩的心理。这时，山东临清著名诗人谢榛入京，李攀龙即延请他加入诗社。
其后，原诗社中人李先芳、吴维岳、王宗沐、袁履善等或因公出差离京，或外调地方任职。李攀龙为张大声势，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有意延请同年新进士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加入诗社。于是合李攀龙、王世贞、谢榛为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4]。未几谢榛出京，李攀龙力倡诗宗大历以前、文宗西京以上的文学主张，俨然成为文坛宗主。
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坫，近古未有”[5]，几达五十年之久。正是由于李、王二人先后自觉的交游固结，遂以七子社为核心，构成从嘉靖到万历数十年中称霸文坛的文学复古派。
清代桐城派的组织形式，比明代复古派更为严密，因为它是以师徒关系为组织结构的。桐城的古文学，虽经方苞和刘大櫆奠定了理论基础，创作了大量著作，本根深厚，影响渐广；但是，如果没有姚鼐的继承发展，蓄意成派，恐怕也不会旗帜鲜明，蔚然而起。
乾隆四十年（1775），姚鼐辞去京官，谢绝仕禄。四十二年（1777），姚鼐47岁，到扬州任梅花书院山长。这时他有意抬出同乡方苞和刘大櫆来，以确认自家的古文辞写作渊源有自，所以他追述在京任职时，吏部程晋芳和编修周永年议论道：“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6]于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7]，有桐城派之称。
此后近40年里，姚鼐先后主讲于梅花书院、敬敷书院、紫阳书院、钟山书院、江宁书院等地，久任山长，延揽弟子，专授古文，作育人才。“讲席门下著籍者”，有江宁上元人（今江苏南京）管同、梅曾亮，安徽桐城人方东树、姚莹，“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又有“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者，如新城（今江西黎川）人陈用光，亦溥化乡人，“多好文章”[8]。尤其是梅曾亮，以官居京师20余年，传播风气，延揽同道，以文会友，后来居上，遂把北京变成了桐城派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如湖南的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广西的朱琦、王拯、尤启瑞等，都纷纷归向桐城，诵法姚、梅了。这种以师徒关系相维系的文学流派，像滚雪球下山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快，在文坛上造成了极大的声势。
流派组织的自觉性，还表现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流派大都自觉地、系统地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以之为组织的宗旨和创作的指南。
以清代词派为例。明清之际陈子龙、李雯等人的云间词派，有感于明词浅俗似曲，力图恢复词的本色，故以《花间》为宗，“专意小令，冀复古音”[9]。清初阳羡派领袖陈维崧首尊词体，提出“词非小道”，存词“即所以存经存史”[10]的理论主张，在宋代词人中特别推重苏轼和辛弃疾。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对明词的纤艳俗滥之习深表不满，转而推崇南宋，标举姜夔、张炎，以清空、醇雅为旨归。朱彝尊的《词综发凡》、汪森的《词综序》、许昂霄的《词综偶评》等，对此说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1]常州词派的倡导者张惠言、周济等，有感于浙派词人流于空疏、饾饤之弊，大力提倡比兴寄托，以尊崇词体。张惠言的《词选序》代表了这一派的理论主张，倡导“意内而言外者谓之词”[12]。各家词派为宣扬自家的理论主张，往往编纂词选，以标举前人词作作为典范和依据，如朱彝尊有《词综》，陈维崧、张惠言各有《词选》，周济则有《宋四家词选》。
当然，宋人也有代表流派主张的理论著作，如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序》、张炎的《词源》等。但在宋代，往往是创作实践在前，理论总结在后；而元明清时期，则总是理论主张倡导于前，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换句话说，在宋代，文学流派是先揭竿而起，后亮明旗号；在元明清时期，则是先打出旗号，先声夺人，然后才聚集同志，纵横天下。
最后，流派组织的自觉性还表现为自觉的党同伐异。钱谦益论明代文学流派的纷争，云：
今之称诗者，掉鞅曲踊，号呼叫嚣，丹铅横飞，旗纛竿立，捞笼当世，诋谰古学，磨牙凿齿，莫敢忤视。譬诸狂易之人，中风疾走，眼见神鬼，口吞水火，有物冯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镜，清晓卷书，黎丘之鬼销亡，演若之头具显。试令旋目思之，有不哑然失笑乎？[13]
他所描写的当时诗坛的霸气，鞭辟入里。吴敏树论清代文学流派的流弊，云：
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14]
他认为宗派都是少数人在那里鼓吹、制造的，其目的在于“私立门户，震动流俗”，这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凡标榜宗派者大都是“无能之人”，则未免言过其实。
也许正由于自觉的党同伐异，元明清时期文学流派的发展呈现出各领风骚、前后有序的历史形态。如明代文坛，先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风靡一时；接着在反台阁体文风中，先后出现了以李东阳为代表、标榜宗唐法杜的茶陵诗派，和分别以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派；同时王慎中、唐顺之及茅坤、归有光等反对七子，另张一帜，主张诗宗初唐、文宗北宋，号称唐宋派；而万历中期，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力挽复古之澜，首标“独抒性灵”之说，开创了公安派；明季钟惺、谭元春为矫正公安末流之弊，以纤诡幽渺为宗，世称竟陵派；复社、几社人士则不满公安、竟陵轻浮文风，重新打出复古旗帜。
又如清代词派发展，亦成代兴之势。明末清初，陈子龙、李雯等人倡导的云间词派独盛一时。其后，由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和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相继兴起，风行达百年之久，人称：“康乾之际，言词者几莫不以朱、陈为范围。”[15]“锡鬯（按，即朱彝尊）、其年（按，即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16]嘉庆以后，则基本上是常州词派的天下，晚清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将常州派的理论与实践发扬光大，影响及于现代。这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7]
二、流派构成的普遍性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构成，在宋代主要限于诗词领域，元明清时期则逐步扩展到散文、戏剧，乃至诗文评论，而其他艺术门类亦随之有派。
散文流派的倡导，肇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茅坤本着文道合一、旨远辞文的标准，在该书《总序》中溯源流以昭文统，在书中各篇评语中明法度以示矩范，遂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洵、轼、辙）、曾巩、王安石八家为宗，唐宋为派，独辟门庭。清代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文派，流衍最广，历时最长，声势最大，就是受明代唐宋派的影响而自觉形成的。
戏剧流派的构成，始于明中期的文词派。文词派滥觞于成化、弘治间（1465—1505）邵灿的《香囊记》，开派于正德、嘉靖间（1506—1566）的沈龄（寿卿）、郑若庸（1490—1577）和陆采（1497—1537）等曲家。王骥德《曲律》卷2《论家数》说：“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块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18]吕天成《曲品》卷上评《玉玦记》说：“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19]徐復祚《曲论》说：《玉玦记》“好填塞故事，未免开饾饤之门，辟堆垛之境，不复知词中本色为何物，是虚舟实为之滥觞矣”。梁辰鱼评陆采《明珠记》说：“摛词哀怨，远可方瓯越之《琵琶》；吐论嶒嵘，近不让章丘之《宝剑》。”[20]王骥德评陆采《明珠记》说：“事极典丽，第曲白类多芜葛。”[21]其后，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李开先（1502—1568）、梁辰鱼（1519—1591）、张凤翼（1527—1613）等推波助澜。凌濛初《谭曲杂札》评曰：“自梁伯龙（按，即梁辰鱼）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又评张凤翼：“毋奈为习俗流弊所沿，一嵌故实，便堆砌拼凑，亦是仿伯龙使然耳。”[22]至万历前期，梅鼎祚（1549—1615）、屠隆（1543—1605）等登峰造极，愈演愈烈。王骥德说：“于文辞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按，即梅鼎祚），摛华掞藻，斐亹有致。”[23]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屠隆《昙花记》说：“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24]此外，在万历中期至明末，出现了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在明末清初，崛起了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戏剧创作愈益呈现出繁盛的局面。
诗文评论的派别，自清代而始盛。王士禛倡举的“神韵说”，沈德潜标称的“格调说”，袁枚提倡的“性灵说”，翁方纲自诩的“肌理说”，与其说是创作流派，不如说是理论流派，他们首先是以理论宣扬而不是以创作实践称雄于世的。至于桐城派的文论，浙派和常州派的词论，也都自成体系，各自为派。清代中叶以后，随着骈体文的兴起，出现了以阮元、蒋湘南直至近代刘师培为代表的“文笔派”。晚清随着“红学”的兴起，又出现了《红楼梦》研究的“索隐派”。
文学以外，在元明清时期，其他艺术流派的构成也十分普遍。如绘画，明代有浙派、吴派、松江派之分，清代有虞山派、太仓派、新安派、江西派、扬州派、常州派、岭南派等之别。如篆刻，明清有徽派、浙派、邓派、闽派等流派。如音乐，古琴有浙派、虞山派、广陵派、新浙派、川派之分，琵琶则有浦东派、平湖派、崇明派、无锡派之别。
三、流派研究的深入性
元明清以前对于流派的研究，一般多停留在微观研究上，即局限于对某一流派的具体评述。到元明清时期，流派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不少文论家不仅重视对流派兴衰嬗变的外部状貌、规律及其原因的研究，而且注意对流派构成方式和内在规律的研究。从纵的方面考察不同时期文学流派的兴衰嬗变者，如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序》之论唐诗诸派，清全祖望《宋诗纪事序》和黄宗羲《姜山启彭山诗稿序》之论宋诗诸派，张廷玉《明史·文苑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之论明代诗文流派，等等。从横的方面评骘同时代诸流派之异同得失者，如清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之论唐诗流派，王士禛《花草蒙拾》、汪森《词综序》、郭麐《灵芬馆词话》、谭献《复堂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之论宋词、清词流派，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清代后期对桐城派的研究，如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方东树《刘悌堂诗集序》、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林纾《桐城派古文说》、李详《论桐城派》等文章，不但从总体上考察了桐城派的源流、形成与特色，而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对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做出许多深有见地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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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节论述参见李旦初：《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发展梗概》，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4）。
[2]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518页。
[3]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51《吴峻伯先生集序》。
[4] 张廷玉等：《明史·李攀龙传》，7379页。
[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尚书世贞》，436页。
[6]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1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欧阳生文集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37册，610页。
[8] 同上。
[9] 沈忆年：《支机集·凡例》，见张宏生主编：《清词珍本丛刊》，第2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 陈维崧：《陈迦陵文集·俪体文集·今词选序》，卷2，《四部丛刊初编》本。
[11] 参见朱彝尊：《词综发凡》；许昂霄：《词综偶评》，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1545~15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张惠言：《茗柯文编》，58~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3]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赠别胡静夫序》，8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4] 吴敏树：《柈湖文集·与筱岑论文派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34册，196页。
[15] 徐珂：《近词丛话》，见唐珪璋编：《词话丛编》，4222页。
[16] 见谭献：《复堂词话》，见唐珪璋编：《词话丛编》，4008页。
[17] 赵翼：《瓯北集·论诗五首》之一，6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 王骥德：《曲律·论家数》，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121~122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按，郑若庸的《玉玦记》传奇约作于嘉靖六年（1527）或略后，参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郑若庸年谱》，5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9] 吕天成著，吴书荫校注：《曲品校注》，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20] 梁辰鱼：《江东白苎》卷上，见董康辑：《诵芬室丛刊初编》，民国四年（1915）刻本。
[21] 王骥德：《曲律·杂论上》，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152页。
[22] 凌濛初：《谭曲杂札》，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253、255页。
[23] 王骥德：《曲律·杂论下》，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170页。
[24]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