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或赓歌酬诗”，“或辩理诘义”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二节“或赓歌酬诗”，“或辩理诘义”,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
文人结社既以明代为最盛，社团类型亦以明代为最备，所以，本节即以明代文人结社为主，略述文人结社的各种类型及其活动方式。[1]
一、纯粹之诗社
这是一种诗人的小型社团，以流连诗酒、怡情悦性为主旨。其构成成员大多以同一地域的诗人为主。如闽中十子，包括福清林鸿，长乐陈亮、王恭、高棅，闽县郑定、周玄，侯官王褒、唐泰，将乐黄玄，永福王偁等十人，都是福建人。当然诗社也兼收他人，如无锡人浦源造访林鸿，与周玄、黄玄论文吟诗，二玄以为“吾家诗也”，林鸿遂延请他入社。[2]
有的诗社虽以地域称，但其成员却多为仕宦或流寓者，而且往往聚散不定。如明初北郭社，以长洲人高启为主，同里之士只有王止仲一人而已，此外，“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人物遂盛矣”[3]。后世乃有“北郭十子”之称。又如明崇祯间欧主遇、陈子壮等人修复南园诗社，“期不常会，会日有歌妓侑酒。后吴越江楚闽中诸名流亦来入社，遂极时彦之盛”[4]。
另外，还有一人历游诸社、所至挂名的情况。如全祖望《钱蛰庵征君述》，记明末文人结社聚会方殷，“四方豪杰俱游江浙间”。此时浙人钱光绣（号蛰庵），“因尽交天下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老俱重之。硖中则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先生皆预焉”[5]。
这种纯粹之诗社往往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社有社主，或称社长、盟长、坛主、祭酒等，如北郭十子以高启为首，东庄十子则推邢参为魁。有的诗社，尤其是仕宦者的雅会，则往往以齿为序，犹如宗族。如明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阯、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6]。
社有社约，其内容大率为立社宗旨、吟诗轨范以及同社诗人之间的约束等。如嘉靖间祝时泰等人在杭州结西湖八社，其社约谓：“凡诗命题，止即景物，不取还拈。”[7]所以诗社中人所作大率为流连风景的诗篇。嘉靖间陈经等人在青州为海岱诗社，入社者如陈经系吏部侍郎丁忧里居，蓝田除名闲住，范泉未仕，石存礼、黄卿等皆已致仕，所以他们多有以诗为隐的意思。《四库全书总目》卷189《海岱会集》提要云：“观其社约中有‘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违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不复以文坛名誉为事，故不随风气为转移。”[8]隆庆、万历间，梁有誉（1519—1554）与欧大任（1516—1596）、黎民表（1515—1581）等人复修粤山诗社，讲德论义，必以诗教为首，“相与发愤千古之事”[9]。今存梁有誉的《雅约序》，说明他们结社宗旨和诗风的追求。[10]
纯粹之诗社的活动性质，主要就是流连诗酒之间，以谈俗务为禁。高启《送唐处敬序》有云：
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11]
这颇能勾勒出纯粹之诗社的活动风貌。
细分之，纯粹之诗社大致有三类。
一是切实做诗的诗社。如青州海岱诗社，由北方文人所结合，所以切实做诗，不事标榜，性质与南方诗社不尽相同。海岱诗社中人皆闲散之身，除吟咏外，别无余事，又怡情山林，淡泊名利，不随一时文风为转移，所以他们的诗作大率清雅可观，既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12]
二是风流雅集的诗社。如南京的青溪社，钱谦益《金陵社集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华玉（按，即顾璘）、王钦佩（按，即王韦），以文章立坫，陈大声（按，即陈铎）、徐子仁（按，即徐霖），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按，即朱曰藩）、何元朗（按，即何良俊）为寓公，金在衡（按，即金銮）、盛仲交（按，即盛时泰）为地主，皇甫子循（按，即皇甫汸）、黄淳父（按，即黄姬水）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于（按，即张凤翼）、百谷（按，即王稚登），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遝，唱和频烦。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13]
还有一种公子豪举式的临时雅集，也冠以结社之名。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万历间湖州文人茅元仪，初入金陵，发起午日秦淮大社：“尽两岸之楼台亭榭，及河中之巨舰扁舟，无不倩也；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无不集也。分朋结伴，递相招邀，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按，茅元仪字）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为美谈。”[14]此举颇有凭借文人结社的时代风气，以沽名钓誉之嫌。
三是以诗社兼游赏之趣的。如嘉靖间祝时泰等人所结的西湖八社，即以集会的风景胜地八处，随地立名，有紫阳诗社、湖心诗社、玉峰诗社、飞来诗社、月岩诗社、南屏诗社、紫云诗社、洞霄诗社，总称为西湖八社。
纯粹之诗社的活动方式也有多端。有的诗社每月为集，如朱孟震《停云小志》记万历初年南京的青溪诗社：“每月为集，遇景命题，即席分韵，同心投分，乐志忘形，间事校评，期臻雅道。”[15]有的诗社春秋两集，或一年四会，这都是定期的社集。而更多的诗社则是不定期集会，有机会、有条件，再加上兴之所至，就相邀集会，歌诗饮酒。更有一社中人，或先后入社，或漂泊四方，不能时时相聚，便以诗简往还，权为社集，如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131《柄山社草引》所述樠山社，就是一例。诗社所作之诗大多结集成书，或称“社集”，或称“社草”，或称“社诗”，或称“社稿”，或称“会集”，付梓刊行，以广影响。
二、怡老之会社
怡老之会社往往带有某种隐居的性质。如《三台诗录》云：明永乐二年（1404），浙江太平人林原缙“居恒诗酒优游，不乐仕进，与邱慎余、何东阁等九人，会里之花山，修白香山（即白居易）故事，称‘花山九老’，有唱和诗”[16]。《明史》载：“陈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兴累诏不出，作《陈抟传》以见志。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终其身不仕。”[17]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记漏瑜在建文初，为河南道监察御史，靖难后，“潜迹江湖，缔交耆旧。宣德中，在乌墩为九老之会”。时人有诗纪其事云：“景迫桑榆尽日闲，更邀同志效香山。寻常樽酒频酬劝，适意林泉任往还。心远自忘尘世事，年来不锁利名关。莫言九老非前比，养得天和总一般。”[18]他们有的处于元明易代之交，有的适逢宫廷政变之际，自结会社，诗酒优游，成为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方式。
但是在国家安定时期，借会社以隐居就不那么时兴了，更多的是纯粹的怡老娱性之举。光绪《杭州府志》卷173记载：
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事。吾杭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志，优游自如。在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弘治有归田乐会。人物皆一时之选，乡里至今为美谈。[19]
参加或组织这种会社的，大多是退休致仕的名公巨卿，他们结为林下之社，诗酒优游，怡情适性，犹如现在退休老干部中心的文化活动。他们或则流连风景，如成、弘之际，“海风久治平”，甬上洪常等人“解组归田”，“相结为高年诗会。每值风日佳时，辄剪蔬供蔌，欢共为集，逍游散带，里人望之若仙”[20]；或则定时会集，赋诗作文，如弘治间兵部尚书项忠致仕里居，“结槜李耆英之会，月一集于僧房道院中”，所赋诗文，汇为一集[21]。正德间，司徒秦金等人“结诗会山中，亦以碧山名社，然止就诸公之别墅，如二泉精舍、凤谷行寓、惠岩小筑，次第举会，盖亦慕修敬之风，而一寄意焉”[22]。
万历以后，这种怡老之会社渐次衰歇。其间唯有万历十三年（1585）仁和张瀚致仕以后，约里中士大夫高年者举行的怡老会，樽垒既行，间以咏歌，尚属一时盛举。《武林掌故丛编》记载此事，其社约谓：“意兴所到，率意成诗，成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23]可见其性质不同于纯粹诗社。又谓：“坐间谈山川景物之胜，农圃树艺之宜，食饮起居之节，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又可知其有意避免政治关系。张瀚序其事云：“余归休数年，始与同乡诸搢绅修怡老会，会几二十人，一时称盛，集余嘉树里第。已而定为四会，选胜湖山，迭为主宾。”所以诸人诗皆分春会、夏会等，以时季为题。由此可见这种怡老会社的活动方式。
除了乡里搢绅的林下之社以外，还有成员既不拘于士大夫，活动又不重在诗文切磋，而是纯粹以逸老怡乐为主的会社组织。如刘麟《逸老堂碑记》记载嘉靖时的岘山逸老会，每年开春、秋二社，与会成员并不一定，有期而入者，也有不期而会者，每次参加活动的人都有所变化。而逸老堂建成以后，就成为固定的活动地点。[24]这种会社犹如现在的老人乐园。
逸老会的进一步发展，是置办社田，成为养老的组织。陈幼学《逸老堂社田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兵部侍郎许孚远倡逸老续社，集会者四十余人。次年许孚远卒，社事寻废。“太守问故，曰社无田，苦于合醵而莫适为主也。乃置负郭田若干亩，立籍于宝生禅院，岁征租，供春秋两社会计出纳，士大夫以齿而狎主之。”[25]这已经完全演变为乡社之制了，与其说是诗社的蜕变，毋宁说是诗社的复古——恢复其宗法性的本来面貌。
三、文社
文社以作文为主，尤以作科举文为主。它的起源可以溯自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舒璘，有《请汪解元书》，敦请汪解元莅临书院讲会，略云：
某窃惟学之不讲，士失趋向，知道者鲜。国有学，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讲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复其初。顾某不才，岂宜滥居此职？然自壮岁游学，蒙师友启发，粗知为学蹊径。冒昧此来，亦文会之间，朝夕切偲，以无负讲明之意。[26]
可知文社之起，实与书院讲学之兴关系密切。
而文社的真正盛行，则是在明万历年间以后。陆世仪《复社纪略》卷1云：
自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举艺始重已。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此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27]
这清楚地说明，文社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就是文人士子研习八股时艺、谋取科举功名的迫切需要。
正因为如此，文社的活动宗旨，在理论上以讲明程朱理学为标榜。程朱理学乃科举八股之本，舍却此道，功名何求？如赵南星倡立正心会，专研经义，以“发明吾儒之道”，“是故名其会曰正心，盖窃取孟子拒杨墨之意”[28]。瞿纯仁结拂水山房社，“创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而瞿汝说“尤以清深雅则，为一世所宗”[29]。
在实践上，文社则以揣摩时文、精研八股著称，所以它对文人士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如应社初起，本来只重时文，张溥、张采等人，分主五经文字之选，所以有“五经应社”之称。几社之起也是如此，杜登春《社事始末》载：杜麐趾与夏允彝商量道：“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于是敦请文会，“并与讲明声应气求大法旨，情谊感孚，比亲兄弟”[30]，于是有几社六子之数。
文社学习时艺，揣摩风气，在科举考试中果然颇有实效。如陈际泰《豫章大社序》云：“先是诸生中，有合豫章大社者，而严其人。每郡推一人为祭酒，有佚入者比于盗地以下敌之罚。既而公所选士，大都皆其推为祭酒之人，所脱者十才二三耳。”[31]艾南英（1583—1646）《国门广因社序》称：“戊辰（按，崇祯元年，1628）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订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按，即曹勋）为礼部第一人。庚午年［按，崇祯三年(1630）］末之试，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者复六人。”[32]
由于一些著名的文社成为博取科举功名的舟楫，所以社中人一旦科举高中，文人士子往往争相拜访，纷纷入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初会场报至，娄（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第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按，张溥字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群相争传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向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人人得意而去。比溥告假归，途中鷁首所至，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四远学徒，群聚萃止。”[33]这样的文社，又怎能不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目的呢？
当然也有一些不求科举功名，专以读书作文为务的文社，如明末杭州的读书社。丁奇遇《读书社约》云：“社曷不以文命而以读书命？子舆氏所称文会，正读书也。今人止以操觚为会，是犹猎社田而忘简赋，食社饭而忘粢盛，本之不治，其能兴乎？”所以其社约有四条：一定读书之志，二严读书之功，三征读书之言，四治读书之心。而其大端曰“养节气，审心地”[34]。这在明末文社中可谓别开生面。
四、政治会社
诗社与文社有着一点根本的不同，即诗社多是非功利性的，而文社则多是功利性的。正由其功利性，文社极易向政治会社转化，积极地干预政治。当诗社发达之时，文人士大夫躲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不谈政治，至如明代的西湖八社及怡老会等，更以谈俗务为禁，所以无关于政局。至于文社发达，入社之人的动机本就是谋求功名之门，于是就很自然地会卷入政治风波，“以文会友”的本色渐渐消退，而“以友辅仁”的宗旨愈益张扬，于是文社就不由自主地汇入政争与党争之中了。尤其是在明代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问题异常敏感，国难当头，文人士子们怎么能够沉溺于吟诗作文而不问世事呢？
明季的政治会社自应以复社为代表。
最初的复社，在天启年间由吴翻等人发起，它是在吴江（今属江苏）县令熊开元（1599—1676）的奖掖下，集合诸生，讲艺会文的文社组织。后来吴翻“思合天下英才之文甄综之”，就自出盘缠，让孙淳四处联络，“渡淮、泗，历齐、鲁以达于京师。贤士大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之于社”。于是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等，大会诸吴郡，尽合于复社，声势始壮。[35]
复社之所以能集诸社之大成，张溥调剂于各社之间，最为关键。于是有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1630）的金陵大会，崇祯六年（1633）的虎丘大会。虎丘大会时，“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典庖司醖，辇载泽量，往来丝织。游人聚观者，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宴会之明日，互相通名，笺刺一时盈满笥箧。比别祖道，百里不绝。其时与会者，争以复社命名，列诸牌额”[36]。这样的盛举，不仅在明代，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空前绝后的。
复社初立，张溥在尹山大会上宣布宗旨，曰：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侩目，几悻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又申盟词曰：
毋从非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勿与。约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37]
张溥又在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这真是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文人社团。
复社组织既如此庞大，声气又如此广通，于是读书会文之社，一变而为交势求利之场。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
（张）溥亦颇以阙里（按，指孔子）自拟。于是好事者，遂指溥友人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伸为“四配”，门人吕云孚、周肇、吴伟业、孙以敬、金达盛、许焕、周群、许国杰、穆云桂、胡鼒为“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张濬、张源、张王治、张樽、张涟、张泳、张质先、张、张涛、张京应为“十常侍”。又有诸生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若黄、若曹、若陈、若赵、若陶，则名“五狗”。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多方引掖，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自此为子弟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日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入于其中矣。[38]
复社流品既如此之杂，而标榜又如此之盛，所以初旨曰“毋巧言”，终究不免巧言，曰“毋干进”，亦不免干进，曰“毋乱政”，则亦已乱政。由复兴古学，到经世致用，再进而干预政治，复社就成为一个政治会社，为异己者所嫉恨了。
这样一来，复社渐渐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成为东林党的后继者了，人们称之为“小东林”，而复社中人也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39]相标榜。《明史·张溥传》云：“（张溥）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40]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记述崇祯间复社“网罗天下之士”的政治活动，道：“其间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41]万斯同《送沈公厚南还序》也说：“明之末造，江南复社大盛，海内名士无不入其中……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42]
例如，《复社纪略》所称张溥、张采驱逐魏忠贤余党顾秉谦的檄文，脍炙人口；所记张溥令门人驱逐吴郡司理周之夔的事实，也是与东林人士同一立场的。其后吴应箕、陈贞慧等的《留都防乱公揭》之作，更由于东林被难诸公之遗孤听说魏阉余党阮大铖欲对他们不利，因此大会同难兄弟于桃叶渡，作此揭文，以申讨阮大铖。
正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所以复社诸人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张采曾被奸人用大锥乱刺，周镳曾被马士英诬陷下狱赐死，周铨为惩治上虞土豪陈某被诬陷贬官。到最后，陈贞慧入狱，吴应箕亡命，侯方域也出走，复社中人，凋零殆尽。凭这些文人士子的微薄之力，又怎能同炙手可热的权势者流相抗衡呢？南明时，安徽桐城人方以智（1611—1671）的弟弟方其义（1620—1649），曾作《党祸》一诗，对邪恶势焰、正气不张的时事深致慨叹：
北都既陷贼，南都新立帝。宵人忽柄用，朝野皆短气。魑魅登庙廷，欲尽杀善类。忤者立齑粉，媚者动高位。麒麟逢商，豺虎遂得势。手翻钦定案，半壁肆罗织。萧遘反被诬，赵鼎亦受詈。直以门户故，忠邪竟倒置。可怜士君子，狼狈窜无地。我家为世仇，甘心何足异。冤死不必悲，所悲在国事。先帝儿难保，我辈合当毙。仰首视白日，吞声一洒泪。[43]
志士冤死，国家涂炭，文人士子只能同掬一腔热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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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节所引用的材料，主要参见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黄志民：《明人诗社渊源考》，载台湾《中华学苑》，1962（11）。
[2]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林鸿传》，7337页。
[3] 高启：《高太史凫藻集·送唐处敬序》，《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
[4] 九龙真逸（陈伯陶）辑：《胜朝粤东遗民录·欧主遇传》，见《丛书集成续编》，第253册，567页。
[5]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558页。
[6] 黄佐：《翰林记》，见《丛书集成新编》，第30册，481页。
[7] 祝时泰辑：《西湖八社诗帖》，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597页。
[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715页。
[9] 陈田：《明诗纪事》，19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参见梁有誉：《兰汀存稿》，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48册，681~682页。
[11] 高启：《高太史凫藻集》卷2。
[12] 参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715页。
[1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金附社集诸人》，462页。
[14]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 朱孟震：《河上楮谈·停云小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648页。
[16] 戚学标辑：《三台诗录》，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
[17] 张廷玉等：《明史·陈亮传》，7338页。
[1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1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9] 吴庆坻等：《杭州府志》，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卷173。
[20] 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5，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4册。
[21] 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181页。
[22] 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6引《碧山吟社志》，1221页。
[23] 张瀚：《武林怡老会诗集》，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清光绪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第7集。
[24] 参见陆心源等：《重修湖州府志》，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卷94引。
[25] 沈翼机等：《浙江通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刻本，卷280引。
[26] 舒璘撰、徐时栋辑校：《舒文靖公类稿》，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84册，311页。
[27] 陆世仪：《复社纪略》，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473页。
[28] 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正心会示门人稿后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204~205页。
[29]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瞿府君行状》，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75册，304页。
[30] 杜登春：《社事始末》，458~459页。
[31] 陈际泰：《太乙山房集》，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卷4。
[32] 艾南英：《天佣子集·国门广因社序》，353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
[33] 陆世仪：《复社纪略》，496页。
[34] 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5集，2896~2897页。
[35] 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649~651页；王应奎：《柳南随笔》，52页。
[36] 陆世仪：《复社纪略》，496页。
[37] 陆世仪：《复社纪略》，485页。
[38] 同上书，503页。
[39] 杜登春：《社事始末》，458页。
[40] 张廷玉等：《明史·张溥传》，7405页。
[41]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26页。
[42] 万斯同：《石园文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516页。
[43] 方其义：《时术堂遗诗》，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4册，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