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三节“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
文人结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文化功能，就其自身而言，表现为深入骨髓的宗法特性和党同伐异的宗派纷争；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表现为动关时局，危及政治。
首先，文人结社归根结底是一种宗法性的文人集团，秉赋着源远流长的氏族宗法传统。
结社本为盟会，故诗社又称诗盟。苏轼《答仲屯田》诗：“千里诗盟忽重寻。”吕本中（1084—1145）《别后寄舍弟》诗：“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永州西亭》诗：“说诗到雅颂，论文参诰盘……此乐固可乐，此盟安得寒。”陈与义（1090—1138）《又和岁除感怀》诗：“宦情吾与岁俱阑，只有诗盟偶未寒。”[1]凡此等等，皆为显证。盟者，古代诸侯于神前杀牲歃血、立誓缔约之称。所谓盟会，本非与生俱有的血缘身份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契约取向的结合，但在观念上，盟会形式却力图与血缘身份关系形成内在的同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盟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扩大的氏族宗法组织形式。文人社团也是如此。
因此，某一文人社团必有一人为首领，名为社头、社长、盟主，甚且尊而称为宗主，犹如春秋时代召集诸侯为盟会的霸主。南宋初年，张孝祥（1132—1169）给友人黄子默作书，云：“前日为子默作‘江西后社’字，茫然莫知所谓。至湘阴，馆中有题壁间二诗‘急雪黄花渡，初晴白石村’者，惊叹世间久无此作。客谓此子默诗也，敛然心服，真可作社头矣！”[2]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亦云：“江西诗社，山谷（按，指黄庭坚）实主夏盟，四方人材如林，今以数计，未为多也。”[3]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是时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四方称谓，不敢以字，于溥曰‘西张’，居近西也；于采曰‘南张’，居近南也。及门弟子，则曰‘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亦曰‘天如先生’、‘受先先生’。后则曰‘两张夫子’，又曰‘西南两夫子’。溥亦颇以阙里自拟。”[4]复社既集合大江南北诸社为大成者，则其领袖张溥、张采，自当高居于一般社长之上，而以宗主尊之，连称呼都与众不同。
文人社团中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则以师生、师友为纽带。唐韩愈《师说》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5]他尊师道于既衰，谓士人为同族，已远开后世文人结社的风气。明季应社、复社门户大开，著录弟子极多。如吴应箕《祭周仲驭文二》，述周镳（字仲驭）“初削归时，授徒讲业，不出里中。后因其多所荐达，于是游其门者几数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号”[6]。汪琬《杨顾两先生传》云：“万历、天启末，士之为时文者，喜倡新说，畔违传注。”常熟杨彝、顾梦麟“两先生慨然思振其弊，相与讲说辨难，力明先儒之学。远近受经，门下称弟子者，尝不下数百人”[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杨廷枢）领解之后。声誉日重，门人著录者二千人。”[8]著录者，著于籍录也，其师并不必亲授，这样的弟子实在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谓挂名师生。社集之滥，以此为甚。
与应社、复社相反，明季几社则取友甚严，非师生子弟不准入社，所以宗法关系更为密切，竟至招人嫉恨。李延昱《南吴旧话录》云：
几社非师生不同社。或指为此朋党之渐，苟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国，陈卧子（子龙）闻而怒。夏考功（允彝）曰：“吾辈以师生有水乳之合，将来立身，必能各见渊源。然其人所言，譬如挟一良方，虽极苦口，何得不虚怀乐受？”卧子曰：“兄言是。”乃邀为上客。[9]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社团中人以师生相称相重，本来就有明宗法、论渊源的明确意识。而他人指社团为朋党，既不为无因，也不为无见，社团和朋党不都是根源于氏族宗法组织的社会集团吗？所以清初朱一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盖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也。”[10]
文人结社既然是一种契约取向的组织形式，则必有社约。前文所引西湖八社、海岱诗社、越山诗社、读书社、复社等的社约盟词，皆为显证。而结社约盟，也大多关涉祭祀典礼。所以主持诗社者，或称主持坛坫，社长亦称坛主。如明万历间，杭州（今属浙江）人卓明卿（1538—1597）倡立南屏诗社，社中人选胜吟诗，二者相兼。他的《南屏社序》称：“推司马以会盟。”[11]又《奉汪伯玉司马书》云：“南屏之役，不佞奉盂，明公执耳。”[12]又有诗云：“千秋骚雅谁堪主？司马登坛属上公。”[13]所谓“司马”、“明公”，指歙县（今属安徽）人汪道昆（1525—1593），仕至兵部左侍郎，所以尊称“司马”。可见卓明卿等明确地以汪道昆为此社盟主、坛主。
如果说卓明卿的诗文还是用典比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一段更切实的记载为例证。程穆衡《吴梅村编年诗笺注》记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会合同声、慎交两社的士子和七郡的才人，借着春禊社饮之机，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诸君奉吴伟业为宗主，集半塘寺订盟，“各誓于关帝前，示彼此不相侵畔”[14]。这不正是古代诸侯杀牲歃血、立誓缔约的遗风流俗吗？他们之所以选择关帝为誓神，也许是仰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风范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渗透。
正由于文人结社是一种宗法性的文人集团，所以为争正统、正宗，自不免引起党同伐异的宗派纷争。不同社团的文人之间，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标榜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势同水火。如明代万历末年，临川段溪（今江西东乡）人艾南英创立豫章文社，文社的八股文选本风行一时。至复社鼎兴，竟夺其旗帜。艾南英论文承归有光（1506—1571）等唐宋派遗绪，复社张溥等论文则直承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所以艾南英尝取张溥所选五经文学与《国表》，痛加诋毁。与陈子龙（1608—1647）等宴集弁州山园时，艾南英酒酣论文，恃气骂座，陈子龙忍无可忍，竟以手批艾南英之颊。[15]辩论而至于骂詈，骂詈而至于斗殴，这与市井争斗实在相差无几。书生之逞意气，有时反比常人为烈。
即便是同一社团的文人，有时也拉山头、结帮派，明争暗斗。《南疆逸史·周钟传》云：“周氏金坛贵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离心。镳与钟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门户。汲引既广，败类入焉，彼讪此谤，两家子弟遇于途，至不交一揖。”[16]周镳与周钟都是应社中人，又是手足弟兄，关系之亲密当非常人可比，但仅因“以才相忌”，就各立门户，兄弟阋于墙。这也实在有点过分了。
还有更甚者，同一社团的文人，为了争权夺利，相互之间也不免倾轧排挤。明嘉靖间七子社的变迁就是显例。
嘉靖二十三年（1544），临海（今属浙江）人王宗沐（1523—1591）、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袁福征中进士，授刑部主事，适逢孝丰（今属浙江）人吴维岳（1514—1569）入京为刑部主事，于是诸人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17]刑部诗社的论诗旨趣大抵影附唐宋派，与前后七子的主张两相异趣。
嘉靖二十六年（1547），监利（今属湖北）人李先芳（1511—1594）进士及第，待职京师，与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龙（1514—1570）、靳学颜（1514—1571）、谢榛（1499—1579或稍后）等结社吟诗。[18]这一京城诗社多为山东人，仅仅是一帮同乡的聚会唱和，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主张。李先芳很欣赏他年轻的老乡、同年进士王世贞（1526—1594），便在嘉靖二十六年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第二年（1548），王世贞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吴维岳等人邀请他入刑部诗社。[19]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离京，山东同乡诗社解体，李先芳便介绍李攀龙加入刑部诗社。不久，吴维岳出为山东提携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职，刑部诗社中的几位元老都纷纷与诗社脱离关系。[20]而李攀龙与王世贞乘势而起，成为诗社的骨干，一起倡导复古。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追述道：“是时济南李于鳞性孤介，少许可，偶余幸而合，相切磋为西京、建安、开元语。”[21]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诗社只剩下李攀龙、王世贞寥寥数人。正好谢榛客游京师，李攀龙为扩大声势，便延请他参加诗社聚会。谢榛的人品、才气、交游，尤其是他的诗学见地，为社中人所称赞景仰，有效地扩大了诗社影响。李攀龙《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诗中有“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之句，形容谢榛意气之高，应求之广，生动如见。[22]王世贞《谢生歌七夕送脱屐老人谢榛》诗是送谢榛离京南下之作，中云：“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遨，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23]倾倒之情，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龙为进一步张大诗社旗帜，延纳新进士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宗臣（1525—1560）入社，后来有所谓“五子”之说。[24]《宗子相集》卷4及《兰汀存稿》卷1的《五子诗》，都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的原作，没有经过改动，它们均以谢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这个次序显然是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初，大家还比较谦虚，还能按传统的宗法习俗，“相序以齿”，谢榛正好以年长居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国伦（1525—1593）加入诗社，于是就有了“七子”之名。这时，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实有一种引导、甚至指导作用。钱谦益说：“（七子）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25]朱彝尊也说：“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26]
但是谢榛意气凌厉，常常指摘李攀龙的诗文，为李攀龙所不满。到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与谢榛已经发生龃龉。不久，谢榛离开京城，李攀龙在七子中最年长，俨然成为文坛宗主。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记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畜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27]
李攀龙既已独树一帜，便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致书与谢榛绝交。[28]王世贞诸人都站在李攀龙一边，交口诋毁谢榛，竟削其名于七子之列。谢榛有《杂感寄都门旧知》诗曰：
西望徒遐思，书札何由寄？嗟哉处流俗，冥心可无醉。鸱鸮为家祥，凤鸾非世瑞。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不见针与石，相合似同类。文字生瑕疵，邓林叶纷坠。[29]
这首诗就是为此而发的感慨。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主要是因为自己对诸子的诗作做过直率的批评，而诸子不肯接受。于是李、王成为七子社的主盟。
如果说，这种党同伐异的宗派斗争尚属学术性质，那么，当某一派别的领袖或则身登政治论坛，或则依附政治势力，或则干预朝廷政局，这时文人社团的学术纷争就演变为政治性的活动了。如前文所述的复社，是由操持选政进而讽议公卿；与之大致同时的几社，则是由讲求学问一变为讲求事功。
夏允彝、陈子龙等几社六子，虽与复社相应和，但却切实治学，主于简严，既不预闻朝政，又无虚矫习气。所以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然几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唱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而以中原坛坫，悉付之娄东、金沙两君子（按，指张溥、张采），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30]
几社六子后来从读书讲义进而研究古学，仍然绝不旁骛论及政事。但是时值明季，国事日非，乾坤板荡，这班潜心学问的士子到底无法静坐书斋，“十年不问窗外事”了。他们的目光从古籍转向时事，他们的血液也从冷漠变为沸腾。夏允彝《序陈李唱和集》谓：陈子龙和李雯“二人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31]。几社中人在国难当头之时，独讲救国大略，网罗天下健儿侠客，联络部署为勤王之备。至清兵南下，行薙发令，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诸人遂揭竿而起，弃文从戎。他们虽然起义未遂，各以身殉，但忠节凛然，万世不朽。
当然，明末文人争于意气、门户倾轧，对当时政局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黄宗羲《陆文虎先生墓志铭》云：“先生（按，指陆符，字文虎）风貌甚伟，胸贮千卷，謦欬为洪钟响，一时士大夫听其谈论，皆以为陈同甫（按，即陈亮）、辛幼安（按，即辛弃疾）复出。吴楚名士方招群植党，互相题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谓：‘兵心见于文士，斗气长于同人，乱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结社，求先生为序者，循环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闻之而觉悟也。”[32]所谓“乱亡之兆”云云，恐怕是对汉、唐、宋历史的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吧。
清初朱一是《谢友人招入社书》，论及明季社事，所言更为激烈。他说：
今日之事，尤多骇异。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官人儒生，忘年释分，口言声气，此列社盟。公卿及处士连交，有司与部民接秧。横议朝政，要誉贵人。喧哗竞逐，逝波无砥。颠倒瀹乱，蹶张滋甚。不惟汉衰党锢，召乱黄巾；降至唐季清流，祸投白马。谈之变色，听乃寒心。[33]
他以汉、唐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观明末现实的纷争社局，自然所感者深，所言者切。文人困于门户之见，逐乎党同之争，沽名钓誉，争名夺利，岂非于国无补，于己有害？
所以，万应隆在明末尝结南社，后合于复社，晚年对此颇有悔意，有《七十初度》诗云：“晚知此道能亡国，何敢今时尚署门？”“署门”用的是《史记·汲郑列传》的典故，指的是党人们东奔西跑串联同志的风气。这联诗大致是说，早知道文人结社这件事会导致亡国，怎么敢今天还从事这类活动呢？
其实，文人结社何致亡国呢？国家要亡，即便文人不结社，又怎能避免这必然趋势呢？明朝之亡，文人结社与朝野党争实在说不上是唯一条件（即充分必要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相反地，正是由于结社的声势和党争的激烈，激发了明末一班文人士大夫的文章节气，他们在清兵南下、国社倾覆之时，或抗争或殉国，或隐居或高蹈，使乾坤中独留一脉正气。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而明末政局纷乱，国事可议者正多，所谓“天下无道，则庶人议矣”[34]。文人士大夫议论时事，抗言高论，岂非势不得已，时所必然？这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问题在于，有一大批文人的结社活动，或溺于文采风流，或逐乎功名富贵，旨趣本极平庸，志向趋于卑劣。这本身就对国事政局起着潜在的销蚀作用，更对文人心态贻害不浅。所以明亡清立，就有一大批文人要么唯功名是求，不顾廉耻；要么以风流自许，沉糜意志。清初彭荪贻《客舍偶闻》载：明季北京沦陷，江浙士人犹踵武复社之会，时时聚集，作文饮酒，风流自许。一次在浙江嘉兴集会，恰巧有一位僧人从北方来，见此举，作诗讥诮之。诗曰：
各郡名贤请自思，就中若个是男儿？燕京难挽龙髯日，鸳水争持牛耳时。滴尽冬青还有泪，歌残凝碧岂无词？长陵麦饭谁为奠？愿借哄堂酒一卮。[35]
当国破家亡之际，尚有兴作文饮酒，文人心态如此，国事又有什么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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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陈与义撰，白敦仁校笺：《陈与义集校笺》，1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4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见《丛书集成三编》，第46册，670页。
[4] 陆世仪：《复社纪略》，503页。
[5]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43页。
[6] 吴应箕：《楼山堂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1389册，590页。
[7] 汪琬：《尧峰文钞》，《四部丛刊初编》本，卷34。
[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641页。
[9] 李延昱等：《南吴旧话录·名社》，民国四年（1915）刻本，卷23。
[10] 朱一是：《为可堂初集·谢友人招入社书》，清顺治康熙间朱氏刻本。
[11] 卓明卿：《卓光禄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8册，158页。
[12] 同上书，159页。
[13] 卓明卿：《卓光禄集·南屏社得风字》，136页。
[14] 程穆衡：《吴梅村编年诗笺注·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邱即事》题注，清嘉庆《太昆先哲遗书》本，卷5。
[15] 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503~504页；杜登春：《社事始末》。
[16] 温睿临：《南疆逸史·周钟传》，见《续修四库全书》，第332册，248页。
[17]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吴佥都维岳》，434页。
[18]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同知先芳》，427页。
[19] 参见李攀龙：《沧溟先生集·送王元美序》，394~3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35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20] 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210~211页， 243页注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1]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5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
[22] 参见陈田：《明诗纪事》，1875~1876页。
[23] 同上书，1891页。
[24] “五子”实为“六子”，此说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谢榛《诗家直说》卷4载：“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见谢榛著，孙庆立、孙慎之笺注：《诗家直说笺注》，42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钱谦益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宗副使臣》，431页。
[2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谢山人榛》， 424页。
[26]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386页。
[27]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83，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
[28] 参见李攀龙：《沧溟先生集·戏为绝谢茂秦书》，574~576页。
[29] 谢榛：《四溟山人全集·杂感寄都门旧知》，211~212页，台北，伟文出版公司，1976。
[30] 杜登春：《社事始末》，459页。
[31] 陈子龙撰，王昶辑：《陈忠裕公全集·陈李唱和集》卷首，清嘉庆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
[32]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38~339页。
[33] 朱一是：《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
[34]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一回评语，北京，中华书局，1975。
[35] 彭荪贻：《客舍偶闻》，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