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二章“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侍从文人集团说略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士阶层在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这一创伤，一直流淌着血，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稍见愈合。
这是一种无形的抑压，一种切骨的啮咬。
为什么从汉代初年开始，文人学士就纷纷外出游历，或依附于藩王，或高攀于国君？原来，他们一方面憧憬着战国文士那种高颜抗礼的风范，希求发挥治国之才，大展鲲鹏之志；另一方面又屈从于现实政治氛围的窒压，俯首夤缘权势，甘于以文自重。
士阶层与专制君主的关系经过了适当的调整，成为一种君臣、主仆的关系，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侍从文人集团的确立上。这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关系，尽管作为宫廷侍从的文人学士还时或发点牢骚，说些怪话，但他们毕竟还是打心眼里满足于臣仆的地位、在行动上恪尽臣仆的职责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侍从文人集团的角色，是中国古代士阶层群体的自觉选择和精神归依。
第一节“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
——从梁园宾客到言语侍从
汉代初年，诸侯王往往拥城自治，罗致人才，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这就形成了便于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藩王养士，蔚为时风，其中以吴王刘濞（前215—前154）、梁孝王刘武（前184？—前144）及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最为著名。《汉书》记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1]“（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2]“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3]
这些强大的藩国，不但成为阴谋权变之士的辐辏之地，也成为舞文弄墨之士的归依之所。其中一些文士辞人，既不参与政治阴谋，又不能无以自见，便借着献辞作赋来进谀或进谏。
东晋文人谢惠连（407？—433）的名作《雪赋》，虚拟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富于诗意的游宴场面：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接着，《雪赋》描写了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邹阳（生卒年未详）、枚乘（？—前140）等人即景咏雪、染翰成章的情形。[4]
所谓“兔园”，通称梁园，又名梁苑、睢园、修竹园，俗名竹园，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所营建的游赏延宾之所，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东。虽然这一具体场面的安排纯系谢惠连的艺术虚构，但“梁园宾客”作为一个文人集团的雏形，则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
梁园宾客这一群体形象的出现，不仅因为他们“皆善属辞赋”[5]，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兼有游士与文客的双重身份。《汉书》称邹阳、严忌（生卒年未详）、枚乘等，“皆以文辩著名”[6]。所谓“文辩”即能文善辩，而善辩正是游士的特长。游士乃战国遗风，他们超脱了宗族与田产的双重羁绊，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种“自由流动的资源”[7]，对自己的出处去就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与帝国统治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这些宾客文人与藩国诸侯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就藩国诸侯而言，他们可以“自治民聘贤”，所以极力“招致四方豪杰”，罗致人才，以之同中央政权相抗衡。所以他们往往对宾客表现出更高的礼遇与诚意。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答晋安王书》云：
昔梁王好士，淮南礼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惟藉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己，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8]
由此可见，后人对这种宾主关系是何其仰慕与叹赏。
就文人学士而言，他们往往既富文才，又不乏政治抱负。邹阳《上书吴王》写道：“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9]这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游谈之士”，与某个政治中心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合则留，不合则去；而留与去的选择，主要看藩王是否“底节修德”。枚乘、邹阳、严忌三人先游吴，后又去吴共游梁，不就是这种政治选择的表现吗？
要之，藩王与文人无非是一种主与客的关系：主应该礼遇客，客则可以抗礼主，讽谏主；但客不可凌驾于主之上，至多只能“去之”而已。所以，当梁孝王刘武因谋求为汉嗣，杀了袁盎（前200—约前150）时，枚乘、严忌虽以为非，却“皆不敢谏”[10]。说穿了，无论文人有多高的文采才华，当他们身居藩国之中时，在政治上只能是藩王的文学侍从而已。
而且，与大一统政治形态的逐渐强化同步，文人依附诸藩王的政治目的渐次淡化。他们在某个政治中心的聚合，就更多地包含着寻求文艺上的知音同好的动机。
例如，汉景帝刘启因枚乘曾规谏过图谋叛乱的吴王刘濞，“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11]。枚乘留恋在梁园时“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的生活，不正表现出梁园宾客以诗酒风流相交结的情怀吗？所以，他宁愿不做官，也要继续“与英俊并游”。
又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12]。司马相如放弃在大汉朝廷中武骑常侍的官职，加入梁园宾客的行列，不也是因为他对邹阳等文学之友相见恨晚、思欲一展辞赋之才吗？
如果说梁园宾客的时代还存在着若干个并峙的政权可供文人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在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日益完善的情势下，文人学士就只能无可选择地云集京师，充当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了。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始，即“以蒲轮迎枚生”[13]，将枚乘召至朝廷。接着，他又招延四方文学辩说之士待诏金马门，严助（？—前122）、朱买臣（？—前115年）、吾丘寿王（生卒年未详）、司马相如、主父偃（？—前126年）、徐乐（生卒年未详）、严安（约前156—约前87）、东方朔（前154—前93）、枚皋（前153—？）、胶仓（生卒年未详）、终军（约前133—前112）、严葱奇（生卒年未详）等，“并在左右”[14]。汉武帝的目的无非是把文学辩说之士从诸侯王那里吸引过来，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东汉初班固（32—92）的《两都赋序》描写汉武帝时辞赋创作的盛况道：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按，当为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15]
这段描写文字告诉我们，“言语侍从之臣”是个整体概念，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而与各有所司的“公卿大臣”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区分“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的标准，不完全在于出身与官位，而主要依据其职业分工。从出身看，“公卿大臣”中的萧望之（前114—前47）、董仲舒（前179—前104）等人门第并不高，而“言语侍从之臣”中却包括刘向这样的贵族；从官位看，东方朔与董仲舒同为太中大夫，却分属“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而从职业分工看，凡属“言语侍从之臣”，就要“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以文学写作为主要职业，而“公卿大臣”只是“时时间作”，偶尔涉猎文学写作。
因此从总体上看，汉代“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16]，职业是“在左右，诙啁而已”[17]。帝王掌握权柄，对他们“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8]。诸如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似优”[19]；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20]；又《汉书》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武帝）颇俳优畜之”[21]，凡此皆可为例证。这与枚乘“久为上国大宾”的境遇，已经不啻天壤之别了。
尽管如此，梁园宾客所体现出来的较为平等的主客关系，作为一种富于自由结合力的关系形态，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已然冰消瓦解，但却以一种抽象的存在形态而影响于后世。在后世，较开明的君主及其子弟接引文人学士之时，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现出一种富于平等意味的态势，以淡化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同样，后世狂傲不驯的文人学士期遇明主之时，也总是在精神上企望抗礼王侯、平视公卿、出处自如的。
同样是“言语侍从之臣”，却又有着独特的主客交谊的文人集团，值得特别一提的有汉末建安年间（196—220）“三曹”与“七子”这一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年间具有政治领袖地位的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父子，辅以各自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成为当时文坛的核心。南朝梁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22]
同时钟嵘（约468—518）《诗品·序》亦谓：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23]
三曹既凭借优越的政治地位，又仰赖过人的文学才华，于是几乎搜罗尽当时知名的文人学士，形成“俊才云蒸”、“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包括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幹（170—217）、阮瑀（？—212）、应玚（177—217）、刘桢（？—217）。“七子”之称始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24]
东汉后期士阶层的力量明显壮大，在政坛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在清议中，士阶层“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等称号[25]，标志着继战国时代之后士阶层再度的群体自觉。曹丕的表彰七子，无疑是这种群体自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了政治中心对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七子的成名原本与曹氏父子无关，在他们成名之后，曹操才逐渐将他们搜罗到自己麾下，这一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说得很清楚。他写道：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26]
“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简明扼要地描绘出曹操网罗文士的一时豪举。
七子有大致相似的政治态度。他们多数人尽管或先（如王粲、陈琳）或后（如孔融、刘桢）同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但又都在较长时间里忠心耿耿地为曹操效力。
例如，孔融16岁就“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27]。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刘协征召他为将作大匠，此事当为曹操一手操纵。所以在此后八九年中，孔融一直是曹操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只是后来由于他的性格迂腐疏狂，“发辞偏宕，多致乖忤”[28]，才触怒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被杀，牵连全家。
又如陈琳曾任袁绍（？—202）属吏，撰写檄文，声讨曹操。曹操破袁绍后，乃笼络陈琳于羽下。阮瑀本来也是不愿入曹操之幕的，曹操“雅闻瑀名”，多次征辟，他都不应允，“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29]。
七子在曹操幕府中，并非一般的“清客帮闲之流”，这与汉武帝的金马门侍从是不尽相同的。孔融任少府，为九卿之一；王粲任侍中，亦是高官；而阮瑀、刘桢等人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主簿、丞相掾属之类职务，皆为曹操亲随官员，与同机要。总之，曹操对建安文人的政策无非是：设天网以该之，赐微禄以诱之，视倡优以畜之，施刑戮以镇之。
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但使这个政治中心发散出独特的文学吸引力，并亲身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成为该集团核心人物的，却非曹丕莫属。
明人张溥（1601—1640）在《孔少府集题辞》中，曾将曹操与曹丕对待文人的态度加以对比，指出：“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馁虎，此南阳管、乐（按，借指诸葛亮）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30]这是相当精辟的见解。
为什么曹操诛杀了孔融，曹丕反而极力推崇孔融的文才呢？笔者以为，曹操无非是出自政治的目的、刚柔并济，曹丕则出于文章的弘扬、以文论人，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不尽相同的。
而且这也与曹丕“虑详而力缓”[31]的个性特征有关，如果说曹操偏好严刑峻法，那么曹丕则更倾向于怀柔宽厚。曹丕在为人方面十分留意于“自固之术”，即“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32]。他既要取悦乃父曹操，以保太子之位，又要广收人心，培固政治基础。因此他的行为方式要比曹操灵活得多。
例如，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曹操使刘桢随侍曹丕。一天会宴，酒酣耳热之际，曹丕忘乎所以，竟让夫人甄氏出拜众人。坐上诸客多俯首不敢视，唯独刘桢傲然平视。次日曹操听说此事，乃捕系刘桢，减死罪降职。[33]至于曹丕，明明是当事人，对此不敬之举却好像无动于衷似的。刘桢后来免遭杀戮，也许多少借助于曹丕的开脱之力。张溥《刘公幹集题辞》认为：
公幹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之，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幹，诚犹钟期、伯牙云。[34]
刘桢曾写有《赠五官中郎将》组诗，对曹丕与自己的知音友情作了相当真切的描述。如第二首，刘桢写在漳水边养病，曹丕亲来看望的情景，中云：“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叙忧勤。”[35]
正因为相互以知音见赏，曹丕与邺下文人集团的关系极为亲近，与他们取得了相互理解的情感基础。如《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36]从这一奇特的送葬之举，也可以见出曹丕对王粲的深情厚意，而曹操无论多么放达，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举动。又如阮瑀“薄命早亡”，曹丕“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于是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37]。
所以，在七子一时俱逝之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痛惜之情，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38]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在这里既以七子为艺术上的“知音”，又以之为学术上的“门人”，这不仅表现出文坛领袖的态度，而且表现出主人师尊的身份，是很值得品味的。曹氏父子都是当代著名文人，为什么曹丕《典论·论文》在缕述“今之文人”时，都略焉不提呢？这绝不是自谦，而是自尊。七子都是曹氏掾属，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属于同一等级，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可见《典论·论文》对七子的批评是以魏太子之尊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的[39]，这与曹植所说的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因此，归根结底，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所充当的不外是曹氏父子的“雍容侍从”[40]的角色。只不过相较于汉武帝时“待诏金马门”的“言语侍从之臣”来说，七子集团与曹氏父子的关系，尤其是与曹丕、曹植的关系，更多一些知音见赏、习气相投、互敬互重的情感交流，而不尽是纯粹的君臣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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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班固：《汉书》，2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班固：《汉书》，2208页。
[3] 同上书，2145页。
[4] 参见萧统：《文选》，194~196页。
[5] 班固：《汉书》，2365页。
[6] 同上书，2338页。
[7] 杨联陞：《评James J．Y．The Chinese Knighterrant》，载《清华学报》，1968（1）。
[8]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0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9] 萧统：《文选》，546页。
[10] 班固：《汉书》，2353页。
[11] 同上书，2365页。
[12] 司马迁：《史记》，2999页。
[13] 班固：《汉书》，2633页。
[14] 同上书，2775页。
[15] 萧统：《文选》，21页。
[16]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萧统：《文选》，578页。
[17] 班固：《汉书》，2863页。
[18] 东方朔：《答客难》，见萧统：《文选》，628页。
[19] 班固：《汉书》，2873页。
[20] 同上书，2366~2367页。
[21] 同上书，2775页。
[22]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3] 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4] 萧统：《文选》，720页。
[25] 参见范晔：《后汉书》，2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26] 萧统：《文选》，593页。
[27] 范晔：《后汉书》，2262页。
[28] 同上书，2272页。
[29] 陈寿：《三国志·魏书·阮瑀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6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按裴松之辨此事为乌有，但毕竟一时流为传说。
[30]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卷首，见《丛书集成三编》，第36册，40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31]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700页。
[32] 陈寿：《三国志·魏书·贾诩传》，331页。
[33] 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典略》，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5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34]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公幹集》卷首，见《丛书集成三编》，第36册，512页。
[35]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二，见萧统：《文选》，336页。
[36]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581页。
[37] 曹丕：《寡妇赋·序》，见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73页。
[38] 萧统：《文选》，591~592页。
[39] 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0] 吴质《答魏太子笺》云：“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见萧统：《文选》，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