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二节“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
从西汉时期的梁园宾客到东汉建安年间的邺下俊才，历时300多年，中国古代的侍从文人集团渐趋定型。
大致而言，侍从文人集团有两种类型：一是隶属于宫廷的文人集团，这是主要的类型，如汉武帝金马门侍从、汉末鸿都门学、建安七子、竟陵八友、唐初文章四友、明初三杨等；二是隶属于藩王贵族的文人集团，如梁园宾客、晋二十四友、明中叶赵王宾客等。这两种类型都是由文人群体围绕着某个政治中心开展文学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功能，展示出相似的文学风貌。
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由侍从文人集团与政治中心的代表（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的关系，以及侍从文人集团自身的构成方式所决定，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这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概括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以下分别例述之。
一、“宣上德而尽忠孝”
侍从文人集团对政治中心的代表人物（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具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他们与这些政治中心代表人物的最佳关系形态，无非是主客关系，而这种主客关系乃从家族关系中派生出来，早已渗透着主从乃至主奴关系的基质了。
中国古代的主客关系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阶段，表现出较为平等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西汉时期是一个阶段，从较为平等过渡到不平等；东汉时期是一个阶段，客对主形成较为固定的隶属关系；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阶段，主客已近乎纯粹的主从、主奴关系了。[2]
在西汉时期，主客关系的形成往往出于双方的志愿，或由于主人的招诱，或由于宾客的依附，原则上是对等关系，其结合是不牢固的，因此出现了梁园宾客这种特殊的文人群体，并为后世文人所艳称乐道。例如南朝齐沈约（441—513）《高松赋》中写道：
于时风急垄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悬。檀栾之竹可咏，邹、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远，孤射之想悠然。擢柔情于蕙圃，涌宝思于珠泉。岂徒为善之小乐，离缴之短篇，若此而已乎？[3]
当时王俭（452—489）有《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谢朓（464—499）有《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沈约此作当即同时应教之作。这里沈约以“邹、枚之客”自喻，文外之意盖以齐竟陵王萧子良（460—494）比作梁园主人，以称美竟陵王与“八友”之间的主客相得。可见梁园宾客对后代的侍从文人集团起到一种典范作用，成为一种理想范型，为后人所仰慕和憧憬。
然而，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型毕竟只是汉初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日趋完善以后，它是注定要崩毁的。即便是在社会分裂动荡时期，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型也难以再度重现。建安七子不就只能充当“雍容侍从”的角色吗？这和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历史毕竟在行进着，“天下以市道交”[4]的战国遗风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大一统的社会里，权势阶层需要知识阶层的策略辅弼和文化参谋，知识阶层也需要权势阶层的政治提携和权力赞助。于是两个阶层就以各自的利益需要而相互结合，但这种结合从来也不是平等的，在专制极权制度下尤其如此。从本质上看，权势阶层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知识阶层只能居于仰人鼻息、依人羽翼的地位。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权势阶层即使不是役使知识阶层，至少也是戏弄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只能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权势阶层。
在中国古代社会，侍从文人集团是知识阶层中与权势阶层关系最密切的集团，也是最富于政治依附性的集团。他们即使被尊为上宾，说穿了，也不过是政治权势人物手中的工具、权力的点缀罢了，更何况等而下之被视为“倡优者流”呢？除了“朝夕论思，日月献纳”[5]，为帝王贵族解忧破愁或张大声势以外，侍从文人集团还能有什么更高尚的职责、更积极的功能呢？
我们不妨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刘询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充当“言语侍从之臣”。宣帝多次让王褒等人随从巡猎，每到一处宫馆，就命王褒等写作辞赋，歌功颂德，并品第其作品高下，各赐以金帛。群臣多以为这么做是“淫靡不急”，宣帝却自有高见，他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6]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孔子的话，出于《论语·阳货》篇。[7]宣帝引此为据，可谓一语破的地道出了“言语侍从之臣”献辞作赋的文化功能。而宣帝太子对乃父的意图不仅心领神会，而且身体力行。一天他身体欠安，郁郁不乐，宣帝命王褒等赴太子宫，以娱乐方式侍奉太子。王褒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这种艺术治疗术的确十分灵验，不久太子就痊愈了。于是太子常常令后宫贵人左右，时时诵读王褒的《甘泉赋》及《洞箫颂》。[8]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虽无太子之名，却已有太子之实。建安十七年（212）五月，曹丕在园林中大宴宾客。与会宾客除王粲、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等七子中人以外，还有从远道应征而来的吴质（177—230）。主人是曹丕、曹植。宴会在迎风馆内举行，馆中张着红色的帷幕。宴会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队队女乐，既歌且舞。酒酣耳热之际，曹丕首倡作诗，题名《公宴》，曹植等人相继酬和，赋诗称寿。黄昏以后，月明中天，诸人同乘并载，畅游后园。清风渐起，悲笳微吟，文人雅聚，及时行乐，直至夜深，才纷纷散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皮之会”，亦即现代人所艳称的邺下文坛盛会。
但是，王粲等人毕竟只是曹丕的“知音”兼“门人”，参与南皮盛会，只不过是“侍左右”，以期“并骋材力，效节明主”[9]而已。而曹丕已在继承权的争夺中取得胜利，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自己的文学才能，结交身边的和曹植府中的文学庶子，并对驻守邺城的精兵统将表示友好，所以才举行这次盛宴与游园。这完全是一次公子豪举，并带有明显的张大声势的政治目的。
侍从文人集团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作为侍从的文人不能不塑造出特殊的奴性人格和依附心理。只要依据专制统治的要求，对自我天性进行改造、修整、扼制，个人便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自身所求如愿以偿。所以东方朔《答客难》说：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10]
在侍从文人看来，为专制君主所用，尽职尽忠，反而是顺天性之自然。如王褒《洞箫赋》，咏竹制为箫，云：“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11]在侍从文人的心目中，世界似乎是专为君主贵族设计的，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供君主驱使的犬马。王褒在《圣主得贤臣颂》中说得十分坦率：“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圣主”犹如良御，贤臣好比骏马，“人马相得”，便可“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12]。侍从文人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命运完全维系在君主身上，仰其鼻息，投其所好，供其驱遣驾驭。
韩非（约前280—前233）早就指出：“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13]屈身于“倡优者流”的侍从文人，至少在他们恪尽侍从之职的时候，岂非大多是这样的“唯唯诺诺”之辈？
因此，侍从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首先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只能是遵命文学，或是太平盛世的点缀，或是文德武功的煊赫。
梁园宾客与汉廷“言语侍从之臣”是汉赋的创作主体。班固说赋的文体功能是“宣上德而尽忠孝”[14]，林纾（1852—1924）说赋“为体无他，颂扬也”[15]，这确是抓住了汉大赋内容的基本特征。汉大赋的题材、体制、构思、风格，在西汉200多年中并无明显的变化与差异，共性远多于个性。司马相如和扬雄（前53—18）分别处于西汉的极盛时期和衰亡时期，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却同样铺张扬厉。王褒、班固、张衡（78—139）的品格志趣颇不相同，而王褒的《甘泉宫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面貌却极为相似。政治兴衰与作家个性对文学的影响，在汉大赋中几乎被湮没无存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格结构的相似性”的文学展示。
宋人苏轼说：“西汉风俗谄媚，不为流俗所移，惟汲长孺耳。”[16]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汉大赋作家的内心隐微。于是，在西汉时期，“润色鸿业”的歌功颂德之赋泛滥文坛，其文辞大抵是夸张铺陈，即所谓“虚辞滥说”[17]。虽然有的作品曲终奏雅，结以讽谏，但“劝百风一”[18]，多半流于形式。
例如，枚乘的《七发》，设言吴客对楚太子开导讽谕，陈说奇声、奇味、骑射、游宴、校猎、观涛等六事，最后归于“要言妙道”，不就是借以讽谕诸侯子弟，引导他们摆脱腐化的生活而归于正道吗？全文先是夸赞，后是进言，显然渊源于战国游士的游说之辞，但调子却低了八度，因为是出自侍从之口了。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更是以齐楚诸侯苑囿之大、游猎之盛为铺垫，盛称天子之事，但最后却写天子罢游猎、崇节俭，“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19]。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等赋，也以瑰丽的文字、激昂的笔调夸耀汉天子的权威和民族统一的强盛，最后归于讽谏。而班固的《两都赋》则干脆以为汉帝宣扬德教为主旨了。
侍从文人的歌功颂德，无非是为了满足帝王贵族的精神需要。王充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20]东方朔曾批评汉武帝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樷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21]这里所揭露的正是汉代最高统治者在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穷奢极欲地占有与享乐的文化心理。而汉赋的铺张扬厉，不正足以满足统治者的这种需要吗？
让我们再看看建安七子吧。七子的文学创作大抵可以以归附曹操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在绝对时间上虽然没有统一的界限，但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他们前期创作的主要内容是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则是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壮志，颂扬曹氏父子。[22]也就是说，七子一旦归附曹氏父子，成为“雍容侍从”以后，创作内容就不能不适应曹氏父子的政治需要，以歌功颂德为主调了。于是，建安时期慷慨多气的时代风格[23]，也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的：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24]
七子等人一旦进了曹氏父子的“天网”之后，他们的艺术健翮就不能像原先那样鹰扬独步，而只能按主人规定的调子歌吟，按主人制定的规范踱步。曹操自己写文章可以“尚通脱”[25]，但他手下的文士们却不能像他那样“通脱”，否则便会有性命之虞。孔融、杨修（175—219）等人的结局不就是明证吗？[26]既然身为侍从，又怎能不战战兢兢地唱一些公宴、斗鸡、“曹公盛德”之类的调子呢？这就不能不扼杀了七子的艺术生命。
例如，孔融的《杂诗》、《临终诗》，因为是直抒胸臆和叙述自身的遭遇、时代的疮痍，所以写得悲凉慷慨；而他歌颂曹操的《六言诗》，不是应景作诗就是奉命造文，所以写得干瘪枯燥，毫无诗意。王粲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作品，与他的《咏史》、《七哀》、《登楼赋》等名篇相比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
在建安时期的诗赋创作中，开始出现了应教唱酬式的同题共作现象。这固然可以说明邺下文人集团以文会友的盛事，但却不免充斥着应酬颂德的陈词滥调。在大量出现的同题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曹丕的命题或由他倡导的。如曹丕《典论·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27]曹丕《玛瑙勒赋·序》又云：“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28]例如：《鹦鹉赋》，由曹植、王粲、陈琳、应玚、阮瑀等五人同作；《车渠梳赋》，由曹丕、曹植、王粲、应玚、徐幹五人同作；《橘赋》，由曹植、徐幹二人同作；当蔡文姬归国，曹丕作《蔡伯喈女赋》，命王粲同作；阮瑀病死，曹丕作《寡妇赋》，也命王粲、丁虞同作；《出妇赋》，由曹丕、曹植、王粲同作。此外，如《公宴》、《斗鸡》、《三良》等诗题，也多为建安文人的同题共作。大量的应命之作，往往不免为情造文，致使这些诗赋比起那些慷慨悲凉、直抒胸臆的作品来，显得黯然无色，淡而无味。
当然，建安时期的同题共作现象，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应酬赠答之作的先河，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南朝时谢灵运（385—433）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写道：“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29]他以艺术之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聚会的盛况。
另一方面，在当时同题共作的格局下，往往也能容纳互相对话的不同主题，从而见出在邺下文人集团中还有一定的创作自由的气氛。例如，曹丕、曹植、王粲均写作《出妇赋》，盖为平虏将军刘勋之妻王宋，入门二十余年，无子被出而作。曹丕在赋中写道：“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30]在同情中对出妇之举表示了默许，同时也渲染了出妇的自悔之情。而王粲却谴责了刘勋朝三暮四的劣行：“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表现了出妇的刚凛正气：“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兮不疑。”[31]同样的素材，两部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格调却迥然不同。
我们也许可以说，允许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正是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保持生命力的根本保障。这也许是“邺下俊才”不完全等同于宫廷侍从之臣的地方。即如宋文帝刘义隆“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32]。当此之时，像鲍照（约415—470）这样的文人，只能迫不得已或心甘情愿地精光内敛，谀颂称旨，这还谈得上什么艺术个性的展现呢？
二、“抒下情而通讽谕”
中国古代的侍从文人集团既没有明确的社会团体宗旨，也没有自觉的文学风格追求，他们只是为某一政治中心所吸引而聚合成群的。而且这种集团的构成是相当松散的，很不固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自由流动型的集团，而缺乏一种内在的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动荡或分裂时期，呈现为“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的政治局面，如枚乘、邹阳、严忌等人先游吴而后归梁，陈琳弃袁绍而投曹操。在社会稳定统一时期，文人则可仕可隐，合则仕，不合则隐。
正因为如此，侍从文人往往处于矛盾的两难心理状态中，即处于歌功颂德与自我肯定的两难抉择之中。他们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平静、那么坦然的。
在战国时代，天下纵横，处士横议，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贫贱之士可以笑傲王侯，自豪地宣称：“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33]“得士者强，失士者亡。”[34]“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35]士之地位，如云在天。
但是秦汉以降，四海为一，天子独尊，士的地位不免大大贬抑。扬雄《解嘲》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36]而且，士沦为帝王贵族手中的玩物，东方朔《答客难》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37]因此，士普遍感到了时代的压抑和命运的乖舛。这就使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歌功颂德之余，弹奏出哀时命、悲不遇、愤俗世、慕隐逸的别调来。
例如，严忌尝作《哀时命》，系游吴或游梁时自哀身居危国而作，感叹“生不遘时”，而且描写了进退维谷的恐惧心理：
负担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于机臂兮，上牵联于矰隿。肩倾侧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38]
作者既欲远祸全身，又迷恋于功名利禄，愤世之感与忧生之意交作并发。又如董仲舒作《士不遇赋》，为自身的处境而深致感慨：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39]
司马迁（前145？—前87？）《悲士不遇赋》云：“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他只能自我安慰：“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40]《而扬雄的《逐贫赋》，则干脆专讲“离俗独处”、安贫乐道、愿与贫困相“游息”[41]。
在哀怨与感叹之余，文人的隐逸意识油然而生。扬雄《解嘲》写道：“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42]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隐逸都是文人的最佳归宿。侍从文人身在荣华之中，却心慕山林之游，这种奇怪而矛盾的心态，难道不正是专制极权政治的畸形产物吗？如建安诸文士中，曹丕称徐幹有箕山之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言：“（徐）幹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43]但徐幹一生留恋仕途，又何尝当真“轻官忽禄”呢？
身为侍从文人，无非想望有所作为，以文自见，及至不得重用，有所抑郁，也不过行叹坐愁，发发“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在《从帮忙到扯谈》一文里认为：“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44]罢了。因此，侍从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这种哀时命、悲不遇、愤俗世、慕隐逸的别调，不免浸透了浓重的政治功利目的，而显得过于滞重，过于沉闷，也过于消极了。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在歌功颂德的升平画卷中，涂上几笔不甚显著的灰暗色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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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萧统：《文选》，21页。
[2] 参见陈连庆：《西汉时代的宾客》，见《秦汉史论丛》，第3辑，117~13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高敏：《西汉时期的“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见其《秦汉史论集》，293~329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3100页。
[4]《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见司马迁：《史记》，2448页。
[5] 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文选》，21页。
[6] 班固：《汉书》，2829页。
[7]《论语·阳货》篇：“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26页。
[8] 参见班固：《汉书》，2829页。
[9] 吴质：《答魏太子笺》，见萧统：《文选》，566页。
[10] 萧统：《文选》，629页。
[11] 萧统：《文选》，244页。
[12] 同上书，659页。
[13]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54页。
[14] 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文选》，21页。
[15] 林纾选评，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6]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20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见司马迁：《史记》，3073页。
[1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见司马迁：《史记》，3073页。
[19] 司马相如：《上林赋》，见萧统：《文选》，129页。
[20]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847页。
[21] 转引自班固：《汉书》，2858页。
[22] 参见徐公恃：《建安七子论》，载《文学评论》，1981（4）。
[23] 刘勰《文心雕龙》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3~674页。
[2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6页。
[25]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502页。
[26]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为人恃才负气，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孔融被曹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时年55岁。见《后汉书》本传。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太尉杨彪之子，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后为汉相曹操主簿。曹操以其为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时年方45岁。见《后汉书》本传。
[27]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91页。
[28]同上书，1075页。陈琳《马瑙勒赋·序》亦谓：“五官将（曹丕）得马瑙，以为宝勒，美其英彩之光艳也，使琳赋之。”见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968页。
[29]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2616页。
[30]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73页。
[31] 同上书，958页。
[32] 李延寿：《南史》，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33] 司马迁：《史记》，1838页。
[34] 东方朔：《答客难》，见萧统：《文选》，628页。
[35] 扬雄：《解嘲》，见萧统：《文选》，630页。
[36] 萧统：《文选》，631页。
[37] 同上书，628页。
[38]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231页。
[39] 同上书，250页。
[40] 同上书，270~271页。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471页。
[41]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413页。
[42] 萧统：《文选》，631~632页。
[43]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599页。
[44]《鲁迅全集》，第6卷，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