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悉召文士，以兴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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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杂说
在战国时代汹涌澎湃的学术思潮中，主要涌现出四大学派，即儒、墨、道、法。到了秦始皇（前259—前210）统一中国以后，墨家以其激进早已没落，实际上只有儒、法、道三家在对抗。三家的学者都渴望得到君主的垂青，法家的方法是向君主分析利害，提出具体行政方案，使君主悚然戒惧，不得不赋予权力；儒家不谈利害，只说仁义，对君主歌功颂德，使君主欢然予以官职；而道家则发展出一个支派，与阴阳家结合，以炼丹炼金之术，打动君主之心，当时称为“方士”。
秦始皇置九卿，其一为奉常卿，掌管宗庙礼仪。在奉常卿之下，设立数目不定的博士官员，以容纳诸子学者。
博士是战国时代诸侯养士的遗迹，更确切地说，博士制度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新发展。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且是嗣风于稷下学宫的[1]，但博士制与稷下制相比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稷是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的一处城门。齐国从桓公时起，就在稷下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2]。到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发展到1 000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宋钘、邹夷、尹文、环渊、邹衍等70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3]。稷下学宫对各学派是兼容并包的。相比较而言，秦朝博士制与稷下制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同[4]：
第一，稷下先生“命曰列大夫”，只是爵比大夫，而不在正式官制之中，故时人谓之“不仕”或“不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谓“不治而议论”[5]，即西汉桓宽《盐铁论·论儒》所谓“不任职而论国事”[6]。这说明稷下先生在根本上不是官吏，仍然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秦朝博士则是奉常卿的属官，秩比四百石。秦朝的博士制度实际上是“以吏为师”的一种制度化。通过博士制的建立，从前自由身份的学者便转化成为官僚系统中的“吏”了。
第二，如前所述，先秦之士以“道”与“势”相抗衡，争取在士与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稷下先生便是这种师友关系的制度化。齐王以师友之礼待稷下学者，故称“先生”而不名。所以稷下诸贤都是一面自由讲学，一面又自由议政。刘向《新序·杂事》说：“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各著书，以干世主。”[8]刘向《荀子叙录》说：“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9]凡此都说明稷下先生是如何积极地参政议政的。当然，稷下学宫毕竟是官立的，而不是私立的，与西方古代雅典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和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的学院虽相似却不相同。因此，稷下制与博士制在官办这一点上有着本质的联系。尽管如此，入秦以后，博士既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他和皇帝自然只能是君臣关系，再也不能有稷下先生抗礼王侯的气概了。
明白了这两点区别，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了。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忘乎所以，进言请始皇分封太子，以为辅弼，“以古非今”，终于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了著名的“焚书”事件。[10]是的，秦始皇既然已经统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以专制为治，又怎能不推而广之，统一全国的文化、思想呢？
当然，秦始皇焚毁儒书，目的却只在于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至于对儒家学者，则仍继续保留他们的博士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的学术研究。不许危言干政是一码事，允许潜心学术是另一码事，聪明的君主怎能不懂得其间的区别和分寸呢？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士侯生、卢生散布舆论，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听说后大怒，道：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他下令逮系京城诸生，加以审查，罪状确凿者460余人，全部在咸阳坑杀。[11]咸阳坑杀的“诸生”，应该包括各种“文学方术士”，未必尽是儒生，但是后世以儒生泛称文人学士，所以称这一事件为“坑儒”。
看来，专制君主对待文人学士，并不仅仅限于不允许他们危言干政，而且还不允许他们有诽谤性的言论，甚至不允许他们有诽谤性的念头。
“焚书坑儒”无疑是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是钳制思想、禁锢文化、羁缚文人学士的强有力的措施。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事件本身，因为它毕竟过于决绝，过于残忍，过于血腥了。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也好，“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也好，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政统统辖道统，让道统唯政统是用。清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皇帝亲撰《日讲四书讲义序》，明确宣称：“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也。”[12]这不正道破了个中奥秘吗？
从此以后，士阶层已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可以抗礼君王，可以平揖诸侯，可以以“道统”自居、以“君师”自重了，尽管他们还一直幻想着这样的荣耀。
从此以后，士阶层只能成为君主的一种特殊的御用工具，要么“帮忙”，要么“帮闲”。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独立性的；倘若有独立性，也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思想、精神之中，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虚幻的企求，而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属性。
中国古代士阶层的丧失独立性，同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代表僧侣阶层何其相似乃尔！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士阶层总是力求在精神上求得超越，为自己构置一种虚幻的独立性；而欧洲的僧侣阶层却心甘情愿地匍匐于圣坛之下，服侍于君主之尊。
中国古代士阶层的这一现实地位，造就了秦汉以降2 000多年封建社会中文人集团的几种类型：“帮忙”者，如宫廷侍从、学术派别、政治朋党；“帮闲”者，如文人结社、文学流派。它们在文化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社会角色，但却都共同地依附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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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见其《观堂集林》，174~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见其《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181~2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徐幹：《中论·亡国第十八》，见《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
[3] 司马迁：《史记》，2347页。
[4] 以下论述参见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见其《士与中国文化》，65~68页。
[5]司马迁：《史记》，1895页。
[6]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刘向撰，卢元骏注译：《新序今注今译》，51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8] 司马迁：《史记》，2346页。
[9] 刘向：《荀子叙录》，见王先谦：《荀子集解》，557页。
[10] 参见司马迁：《史记》，254~255页。
[11] 参见上书，258页。
[12]《康熙帝御制文集》，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