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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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与王安石倡导实施新政及其最终失败的同时，中国的知识生活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道学，即现代学者称之为新儒学的兴起。像所有其他的重大变化一样，这一变化酝酿了一个很长时间。长王安石4岁的周敦颐，是公认的道学奠基人。他的学说主要由其两位杰出的弟子——程颢和程颐兄弟所继承。同时与他们交往的还有邵雍、张载。这些人就是新儒学或宋学的“五子”。但是，将此学派前代学者的思想集大成并建立一个完整哲学体系，从而极大地影响后来中国人生活的最著名、最博学的人，则是朱熹。他比周敦颐晚生113年。据著名典籍《宋元学案》记载，宋、元两朝共出现80个宋学分支。但在学术成就上，没有学者超过朱熹。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造成这一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上所述，宋初士或儒生阶层不断扩大，政府难以全部任用他们。那些士，无力也无意于生产劳动，但必须有所作为。于是他们转而进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五代时，出现了伟大的技术发明——印刷术。宋仁宗时，这项技术迅速发展，发明了活字印刷。这自然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
可是，对于传统的知识活动——因循正统的经学学派，只知记诵《五经正义》以及对经文章句进行注疏，这种研究他们能满意吗？显然他们是不满意的。程颐异常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今之治经者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36〕
的确如此，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心智绝不会满足于只求诵记而没有思考的学术研究。这导致了宋初名为书院的新制度的产生。这一制度出现于五代。当时由于官学停办，儒生没有适宜的地方学习，因此在一些能拥有较多信息并交换著述的地方聚集起来，这种地方就是书院。宋初，当儒生阶层的成员不断增多，仕途阻塞，不少人转而进行学术研究时，他们发现书院是个可资利用的胜地。在书院里，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思考问题，畅所欲言，因为他们不为科举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明道”。〔37〕现在，让我们看看以上提及的“五子”的情况。他们中仅有一人参加了进士考试，而这也是违背他自身意愿的。他们中没有人成为政治显贵，其中两人竟终身不仕。相反，他们却不懈地探索“道”。不过因此之故，他们都像东汉硕儒一样，拥有数以千计的弟子。
可是，他们真正有多少自由呢？能越雷池几步呢？实际情况是，他们从来不敢走得太远，以致非议承载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儒学。即使像王安石那样勇敢而激进，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新政理论披上先王或经学普遍原则的外衣，其他的人就更不必说了。
早在宋太宗时，政府就插手书院。出于同东汉光武帝鼓励布衣儒生研究学术的同一目的，太宗促进了书院的设立和扩大。在他统治时期，他向宋初六大书院中的两座大量赐书，以晓谕他们专心致志研习经籍。真宗和仁宗则对另外四座书院表现了他们的慷慨。〔38〕
且不说这些鼓励，仅仅对异端的禁令，也许就足以使知识分子的心灵，不去思考与五经内容有别的问题。例如，太祖晚年，就颁发敕令禁止佛教、道教、天文和地理。太宗即位第二年，又诏令对私自研究天文、占卜、相法书籍的人处以极刑。真宗统治中期，诏令对研究非儒家典籍及其著述的不诚不仁的人予以严惩。
不仅统治者将这些禁令强加于儒生阶层，儒生们自己也相互监视。神宗初年，由于王安石暂时得势，前宰相富弼致仕，闲来研究佛学。吕大临听说后，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希望他不要因为致仕和年迈而改变自己作为一名忠实儒者的初衷，而要担负起弘扬孔子之道的重担。收到信后，富弼感谢吕大临的劝告，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内疚。〔39〕当时的儒生阶层里有一种强大的公论，它强大到几乎无人可与之抗衡。尽管当时富弼极富声名，但这是由于儒生阶层的支持；如果他不像上面那样回答吕大临，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盛名。
在如此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怎能希冀儒生对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持有异议呢？所以，正如史书所载，上文提及的“五子”在佛家、道家和其他学说的王国里遨游日久之后，最终不得不回到五经中去，宣称在五经中找到了“终极目的”。因此，他们将佛家和道家融入儒学，建立了所谓的新儒学。
从这一历史—社会的观点来看新儒学，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解释困惑前代学者的宋学主旨。我们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宋学的全部哲学成就，只是简要论述一下新儒学家们如何将儒、释、道三个思想体系合而为一建立起一个新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如第五章所述，道家的道是一个既与万物同一同时又超越万物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含有伦理的内涵。如我们在上章所指出，韩愈身后，除禅宗之外的其他佛学相继衰落。五代时，只有禅宗还在。一般来说，宋代也如此。〔40〕禅宗追求摆脱一切欲望，心“如古井不生波”。另一方面，自汉代直至王安石时期，儒生们一直为建立一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社会或文化而斗争着。除了从阴阳家那里借用的理论之外，他们还不具备一个清晰的宇宙观。换言之，他们缺乏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所以在韩愈之前，许多儒生无力为儒学的绝对统治辩护。但在他之后，特别是在宋初的统治者之后，由于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催眠作用，儒生们渐渐在儒学中认识到一种绝对的善。将这种儒学中绝对的善强加于道家的道和佛家的心之上，就奠定了宋学或新儒学的基础。
正当王安石被迫为自己的改革理论披上经学普遍原则的外衣之时，这些新儒学家们也致力于从五经的《易》中抽绎出他们绝大多数的哲学术语。从《小戴礼记》中抽出两章——《大学》和《中庸》，再加上《论语》和《孟子》，合称为“四书”。他们的方法论和许多概念均来源于此。
周敦颐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宇宙二元论。他运用《易》中的一个术语——太极来表示道家的道超越万物的一面，并用另一个概念——无极来表示道与万物合一的另一面。当太极和无极打上儒家理论里价值的烙印后，它们就被称之为理（或天理）和气，从理中生出以气为本根的万物。所以理是宇宙的向导，而气是它的物质实体。
虽然周敦颐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41〕，将儒学的绝对的善与太极或理联系起来，但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贡献，远不及他的弟子程颐。程颐认为人之本心与宇宙之心合一，具有“仁、义、礼、智、信”等五种基本美德。这样的心宁静、持中，无往而不自得。当外界的引诱干扰这种宁静并使心不能持中时，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就产生于内，最终使人之本心不明。所以人类无止境的道德斗争，正是明此本心，使其复归中庸。恢复本心主要有赖于诚和敬。
程颐虽指出了恢复本心的方法，但恢复本心的完善体系是宋代最杰出的哲学家朱熹完成的。他以《大学》的一段文字作为自己方法论之根源，认为澄明本心的方法的第一步是“格物”以穷理。在穷尽宇宙万物之理后，有朝一日我们将顿悟太极、天理或宇宙之心。〔42〕由于宇宙万物无穷无尽，这便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也许长得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接近天理或太极。其后，宋学分为两个主要学派。一派由朱熹领导；另一派则由陆象山领导。陆象山认为，如朱熹所教导的那样转那么个大弯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宇宙之心即在我心，而且由于宇宙万物无穷无尽，而我们的时间和心力却有限；如果我们为外物所困扰，将永远迷失大道。所以他提倡坐下来，摆脱外物，以便在沉思默想中复归本心。
对新儒学作了这一概述后，我们现在可以举出两个例证来说明当时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是如何制约宋学的。在儒学化社会中享受既得利益已有100年之久，宋代儒生阶层在皇族的支持下，强烈反对要求进行彻底变革的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尽管儒生们也公开承认确实存在着需要实施新政的条件。〔43〕目睹王安石面临的可怕阻力，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认为，王安石的新政一定是错了。与此同时，他们转而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辩护。在此情况下，他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之中发现了绝对之善，而现行社会秩序也就是自然秩序。所有打破现行或自然秩序的企图都为天理所不容。因此之故，在王安石担任宰相约9个月而且正在为他的社会改革努力工作之时，“五子”之一，一直很沉寂的程颢终于说道：
智者若禹〔44〕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用贱凌贵，以邪干正者乎？〔45〕
由于儒生阶层知名成员的不合作，王安石像西汉末年的王莽一样，吸引了一批尚未成名的儒生进入政府，以实施新政。程颢称这些人为卑贱之徒，信奉邪说，妄图反对统治阶级中声名卓著的成员、贵胄和正人君子。他认为他们改革的企图是一定会失败的。这就是这些哲学家利用道家道的理论来论证现行社会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一个人一旦富且贵，他就总是富且贵，没有人可以或应当夺走他的名位和财富，因为那样就干扰了现行的社会秩序。所以，贫贱者应当自足。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除去一切欲念，是不可能安贫乐贱的。这就是他们利用佛家心性的理论使贫贱之士安贫乐道并防止他们反抗统治阶级的原因。
宋代哲学家这样为自然或现行社会秩序辩护，也许是下意识的，但却很有效地捍卫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扼杀了所有改革的企图。在为寄托于儒学的既得利益辩护的历史中，这是自汉代以来的一次大飞跃。
另一例证与他们的方法论有关。由于大部分宋代哲学家试图全面地、殚精竭虑地研究宇宙万物之理去发现本心、天理、太极或道，他们是极有可能成为自然科学家的。如胡适在他《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指出：
11至12世纪的儒生或新儒学家的文艺复兴，使得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大有希望。程朱学派所教导的求知方法是“即物而穷其理。”当时的哲学口号就是“即物”、“穷理”和“致知”。“物”的范围同自然本身一样广博。“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这里程颐定义的研究范围就是自然科学的范围。〔46〕
利用这一调查方法，朱熹得出了下面的观察结果。
“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欲变而为高，柔者欲变而为刚。……”
他还在观察到高山上的螺蚌壳时，从那些波涛起伏的山脉推论出这些山曾处于水下的结论。他教导他的弟子们，只要深思就可以理解。
但是，缺少感性知识，这些哲学家想要实现探究事物之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是非常困难的。在每一次努力中，他们都失败了。再者，究竟化石和山脉的形成，与个人的心安理得有什么关系呢？另一个大哲学家，程颐之兄程颢不是说过：人可能玩物丧志吗？因此，这些哲学家开始缩小考察的“物”的范围，只从三个方面着手：“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万物而处其当然。”〔47〕
这样，朱熹就仍然回到并求助于儒家典籍。他坦率地说明了这一显著的变化。
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48〕、道、文章、楚辞〔49〕、《诗经》、兵法，事事要学。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之。
学者须是主一上做工夫。若无主一工夫，则所讲底义理无安著处，都不是自家物事。〔50〕
如果我们还记得宋初统治阶级如何鼓励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儒家经典，禁止非儒家的一切书籍；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又怎样被看作异端而受到猜疑和攻击，就不难想象朱熹是如何教导学者“主一”的，无疑这“一”就是儒学。朱熹就这样在知识王国里经过长时间漫游后，最终还是回到儒学，并为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哲学和心理学背景。此后，儒学几乎完全禁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我们很难发现即使在内心深处敢于向儒学的绝对价值提出疑问的学者。
如史书记载，在整个南宋时期，道学统治着中国南方的布衣儒生。但是，如同汉代今文经学压制古文经学那样，宋代的官僚儒生一直企图压制道学，并防止它成为正统学派。在这种总趋势下，朱熹学说在其身前曾两度遭禁。他于1200年76岁时死去。此后，新儒学家逐渐得势，他的学说也逐渐被官方承认为正统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