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政

《中国的儒学统治》王安石的新政,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对王安石新政的全面探讨，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此，我们将只是指出：王安石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作为社会变革障碍的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事实上，王安石以前和以后，有不少卓越的政治家的改革事业由于同样原因遭到失败。他们之中，汉代王莽、唐代刘晏、明代张居正和清代李鸿章最为著名。王安石的事例则最为典型。

如上所述，宋初儒生阶层迅速扩大。为了授予该阶层新成员以职位，政府机构也随之扩大。这种扩大导致帝国年支出增加，而这种增加又使国家匮乏。王禹偁在上真宗疏中指出：

开宝［968—976］中设官至少……一州〔16〕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976—984］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17〕

所有这些新官吏，均为儒生阶层的新成员。因此，为了纠正这一弊端，王禹偁建议尽可能加强科举考试难度，以减少儒生阶层新成员。

宋初不仅国库空虚，而且军队腐败羸弱，既不能平息内乱，又不能抵御外侮。王禹偁描述了这种无兵可用、武备废弛的情况。

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徹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18〕

所以，咸平（998—1004）3年，少数强盗趁夜进入濮州城，掳走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

王禹偁仅是那些忧虑帝国武备废弛的人之一，而且他的上疏仅仅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当时国防军的情况。也是在真宗时期，西北一部落——西夏侵扰边境，邵亢上疏说：

用兵在于择将。今天下久不知战，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应变，武人得长一军又已老，讵能身先矢石哉？间起故家恩悻子弟，彼安识攻守之计？况将与卒素不相附，又亡坚甲利兵之御，此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之机固已形矣。〔19〕

真宗时期，由于武备废弛，无休止的绢贡成为宋朝与侵扰中国东北、北部边境的两个部落——西夏和契丹媾和的唯一可行策略。这自然加剧了帝国的匮乏程度，从而使国防陷入极其险恶的地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如上所述，当时有些眼光敏锐的儒生认识到，为了摆脱这一恶性循环，防止王朝倾覆，变革已势在必行。可是，甚至像范仲淹那样稳健的改革者也失败了。所以，帝国的这种恶性循环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出来了。据史书记载，王安石是一个智力非常的人，读书过目不忘，遍览当时典籍。他头脑异常敏锐、聪颖而严谨，深信时世艰难源于政府的治理不善、因循守旧、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在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20〕

所以，他渴望着一种彻底的改革。但由于当时的官吏或士阶层过于腐败、掠夺成性、目无法纪，加之在社会上拥有过多的既得利益，他意识到同士阶层一道发动这种改革是不可能的。对于士阶层漠视法律，他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士的俸禄微薄，不足以赡养家小；其次，朝廷视一般的士为至诚君子。在同一疏中，他说：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21〕

以如此微薄的俸禄，人们很难希冀所有的士都成为君子，因为“生活的必需”是不懂得法律和道德的。可是，那时朝廷却如此期望。所以王安石继续说：

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堕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22〕

由于士阶层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为了他们的体面，士不得不保持与其声望相当的生活标准。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腐败之风。王安石继续说：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23〕

为了革除儒生或士阶层的腐败与漠视法纪，以使平民少受该阶层的盘剥，注重实际和通情达理的王安石，深知将所有的士清理出政府使其失业，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想对当时管理极其不善的政府财政进行彻底的改革，以增加国家财富。在上疏中他又说：

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24〕

除指出财政困难的原因之外，王安石还指出了武备废弛的原因。他继续说：

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以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25〕

实施新的、有效益的政府财政管理措施，加强武备，这两者都需要专门人才。可那时士阶层状况如何呢？是否能如王安石所希冀的那样，有能力、任劳任怨、热情饱满地投入这种彻底改革呢？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恰恰相反。下面我们看一看他在上疏中所谈到的亲身体会。

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任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26〕

由于士或官吏阶层在朝廷和平民之间具有桥梁作用，如果士如王安石所指出的那样无知无能而且腐败，那么他所梦寐以求的新政，怎么可能成功呢？这就是王安石为什么要在教育、选拔、任命士的方法上进行彻底变革，以使政府获得正直的、称职的官员的原因。但当时的学校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他在同一疏中说：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今世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27〕

为了士的选拔，他想彻底改革科举制，尤其是科举考试内容。从方法上说，王安石时代，宋代通行的科举选官制与唐代的完全一样。它要求大量记诵经籍，特别是那一套唐儒根据太宗饬令编撰而成的巨著《五经正义》。考生记诵得越多，在科举考试中就越会成功。这样，学者变成了书蠹，身心备受摧残。除记诵经书和注疏之外，他们无所事事。所以，王安石想从这样一种角度改革科举制：优惠那些在考卷中运用六经原理议论当世事务的考生，而不是那些更能死记硬背经书的考生。

通过这种新方法选得的士，王安石还要在任命他们为官之前予以仔细地审查。他在上疏中说：

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28〕

通过这种审查的每一个士，都按照他们真才实学被授予职位。〔29〕

综合以上所述所引，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是怎样影响了儒生或士阶层的既得利益。这种影响，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第一，他的新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使得所有死记硬背经书和注疏的士一无是处，他们无法在新学中教书或利用他们陈旧的儒学知识通过新的考试；第二，儒生阶层失去了大量的政府职位，特别是军事上的，如果没有机会接受并完成这种新教育，绝大多数的士就会被新的文官制度拒之门外；第三，新的政府财政管理方法将影响旧体制中士阶层的投资，正如美国大城市中清除贫民窟影响房地产商的既得利益一样。这一切对士阶层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其中立足较稳的成员。目睹他之前的范仲淹的失败，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人，王安石深知他所酝酿的新政将遭到儒生阶层的疯狂攻击。同时，由于当时儒学强有力的统治，他们攻击王安石最有效、最可怕的方法，就是指责他的改革理论是非儒学的。鉴于此，他必须在上皇帝疏中澄清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试图遵循先王之道的普遍原则。他说：

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30〕

他还向皇帝陈述，他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并不想使传统的士阶层感到震惊，并给它一个攻击自己的方便借口。尽管如此，想象到儒生阶层的反对意见，仁宗皇帝仍不敢将他的改革方案付诸实行。英宗（1064—1068）时，王安石认为仍无力战胜整个士阶层，为养威待时，乃退隐田园，拒绝出仕。在此期间，国势日益严峻，似大厦之将倾，加之他的改革理论切实可信，王安石声誉渐隆，最后连士阶层也瞩望于他。当宋神宗还是太子时，就从王安石的朋友韩维处听说了他的新政理论，十分服膺。他登基一年后，不顾统治集团的反对，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利用这一契机，王安石根据上述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原则，实施了一系列的彻底变革。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我们不难设想，这一系列变革是如何影响统治阶级特别是它的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的。熊公哲从经济、军事、教育三个方面对这些新法进行了清晰的图解。〔31〕在最直接影响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经济改革中，财政新法招致儒生阶层和皇亲国戚的最猛烈的攻击。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为什么。H. R. 威廉森在有关王安石及其改革的研究中发现了其中原因，尽管他的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史家的影响。他说：

涉及税收的众多新法是对传统的政府财政官员的打击，而将财政及其收入控制于王室的整个方案，则是直接针对富有的高利贷者和贸易垄断人员的活动的；这些人不是利用自己的财富创建可能有益于穷人的企业，而是满足于依靠非法谋取的暴利过着奢侈懒散的生活。他们的这些收益来源于使穷者更穷的高利率贷款，而穷人微薄的收入则完全消耗在经年累月对富有债主的还债之中。

这……促使王安石制订了几种国家贷款的计划，这种贷款利息较高利贷者的利息为低。由于这一切将阻塞这种富裕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显而易见，他们将在这一如此激进的财政改革者的道路上形成一个主要障碍……

在许多情形下，也许皇帝陛下、达官们就是贷款阶层成员。〔32〕

如果我们记得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的疏中谈及的整个士或官吏阶层的奢侈，以及该阶层如何从事农商以保持其富贵气派，那么我们说富裕阶层就是儒生阶层，就不会离真实情况太远。这就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的财政改革的是儒生官吏的原因。

除以上一般的论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及一个特殊的例证。王安石的经济新法包括全国土地的丈量和分类。他这样做是想改革土地税的管理，以便按照人民拥有不同类别和多少的土地来征税。可是，当时70％的帝国土地是免税的，它们的所有者是一批贵胄和官吏。〔33〕这样，统治阶级时刻准备着攻击他及其变法就不足为奇了。甚至他的好友——儒生集团的领袖司马光和欧阳修，对他也产生了怀疑，逐渐加入并领导一个旨在将他驱逐出政府的运动。由于前任宰相韩琦的上疏，皇帝的决心动摇了。王安石打算辞官而去，他对皇帝说：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之流俗，……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34〕

皇帝再一次被说服，并增强了对王安石的信任。王安石留任宰相，继续实施新政。

当儒生阶层看到无法从王安石那里赢回神宗的信任时，他们便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其中约有30多位最重要的领袖（包括7位前任宰相），不是辞官不出，就是加入地方政府阻挠新政的实施。内侍和外戚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整个统治阶级群起而攻之。最后，皇帝也不能保持对他的信任了。〔35〕做了约5年宰相后，王安石被逐出政府。即便他的新政未完全遭废止，至少已大大被篡改。

神宗殁后，在所谓正人君子的儒生们的呼吁下，司马光做了宰相。哲宗（1086—1101）初年，王安石的新政渐渐湮灭。哲宗成年后，认识到王安石新政的实质和重要性以及儒生阶层反对的原因，毅然恢复了新政。由此，儒生阶层分化为两大派系——支持新政的新党和反对新政的旧党。在政府里，他们不是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而争辩，而是为了权位钩心斗角。新旧党之争最终导致国力更加贫弱，武备更加废弛。另一方面，东北的金部落日益强大。在王安石被逐后的约半世纪时，宋王朝就被这个部落赶到长江以南，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南宋。反对王安石新政的旧党在南宋小朝廷有着特别的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窒息了每一次改革的萌芽。同时，西北的蒙古帝国崛起。1280年，蒙古人灭南宋，儒生阶层暂时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