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硬实力
《预见未来：2049中国综合国力研究》第九章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硬实力,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面对2049年中国综合国力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我们需要正确应对，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以经济发展为抓手，提升经济实力，才能构筑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基础。从综合国力的三个组成部分——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来看，硬实力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硬实力，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就会受到很大制约，软实力的传播就会遭遇阻力和困难，巧实力也就没有了施展的舞台和空间。
第一节
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虽然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挑战。过去30多年里，国家执行的战略是：经济体制上，打造公有行业巨头，以大型央企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范围涉及银行业和技术领域等方方面面；政策制定上，通过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等措施推高增长速度，导致债务杠杆率持续上升、产能过剩难以出清、房地产库存继续增加等，极易产生金融风险。如不改变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今后几十年，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面临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大力推动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做出的重大判断。改革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的价值追求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期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创造潜力。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自然和自由的制度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政府的控制、干预和垄断，则会对经济造成破坏。”为此，经济体制改革就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一、遵循市场逻辑，重新定义政府角色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保障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在经济实力增强过程中，有两种发展模式：一个是靠政府的计划主导，即政府用有计划、按比例的模式配置资源；另一个就是必须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加上适当的政府宏观调控，即靠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的双重效应。健全、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基础性的内生力量。和政府主导的传统计划手段相比，分散决策的市场能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优势，价格机制所决定的资金和物资的投资成本和收益，会使投资者自觉地进行成本和收益比较，约束盲目投资，从而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从交易区域范围来看，当市场交易从小区域向大区域扩张、从国内向国际扩张时，它将推进越来越多的财富创造和积累。市场交易双方唯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化生产，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于是交易双方会竞相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增加了国民财富总量，提高了对外竞争能力。
从对制度演变的促进上看，市场有促进制度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能，从而进一步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创造与积累。市场促进制度创新，主要体现为在交易过程中推动制度不断创新，从而使制度与市场相互适应。如我国加入WTO后，许多贸易制度发生了改变，贸易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体现为市场交易使劳动分工更加科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的力量渗透到金融业，在银行借贷决策和利率方面能强化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及风险控制能力，发挥资本最大的使用效益，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市场是必须的，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不能等同于政府仅仅作为守夜人的早期商品经济。然而，市场失灵和频繁出现的市场风险又离不开政府的调控作用。那么如何界定政府的角色？如何防止政府越位或缺位？关于这些很多专家学者其实已经做了研究论述。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博弈论、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人们认识到，尽管合作出现的结果可能要优于个人最优行为自动选择的结果，但是合作行为不能自发地实现，它需要某种力量的促成和推动，政府恰好可以在推动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决定政府在混合经济制度中应发挥多大的作用，并非易事。意识形态和其他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目标、惯例、社会经济结构、社会中的私营企业家的数量，还有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都可以成为影响政府在混合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因素。
不管各种学术学派的论证结果如何，都应归结到政府公共服务的角色。政府的职责是向社会提供市场运行所需的良好环境，解决“看不见的手”难以触及的公共产品提供和负外部性的消除问题，对市场微观的问题发挥宏观调控的影响和法治的匡正，抑制市场的负面作用对社会的损害。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的发展，纠正过去行政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
二、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经济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是否健康高效，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全面协调可持续。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达到经济结构相对合理，但随着外部条件和内部各子要素的变化，各种相互比例关系会产生不协调，进而影响经济平稳运行，导致经济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又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中获得的。当时在物质生活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获得了稀缺的资本和较先进的技术，迅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经济在外需和投资不断扩大的刺激下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个时期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未暴露。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因素和国内劳动力土地资源成本上升等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逐步凸显，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国内投资增长和对外出口的增幅，消费率偏低，伴随货币超量发行导致的通胀问题，使得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动力不足，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中的一个短板。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是投资带动型的，而投资的结果必然是扩大生产能力，当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时，要么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或闲置，要么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结果是出口和贸易顺差扩大。所以，必须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以国内消费拉动。
一是调整劳资关系，改变劳动力一方处于劣势的不良局面，从而增加消费总量。众所周知，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过去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大量劳动力充分投入到劳动竞争中，短期静态效率可能有所提高，但由于出口贸易中的大量来料加工，没有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不高，劳动者劳动技能低，报酬也低。对此，必须建立公平的发展理念，制定保护处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劳动者的相关法律，允许工人有组织工会和集体同资方谈判合同的权利。
二是理顺分配秩序，发挥财政税收的调节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公平，又能促进投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和出口率，有赖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微观收入分配结构的有效调整。
三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进企业产品生产的科技创新力度，国家和企业都要加大研发的投入比例，以科技创新手段降低产品的能耗。不论是基于国际环境的收紧，企业去发达市场并购高技术公司或是购买高科技含量产品都面临较大阻力，还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增长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都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加大对知识产权持有者尤其是科技含金量较高的专利的保护。
四是调整产业结构，继续加大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未来30年中国经济需完成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两次转型，全面建成制造业强国、服务经济强国和知识经济强国。为此，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在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并协同推进。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正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国家，中国的追求是实现与发达经济体相当的人均收入。要想在21世纪中期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执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这种战略的手段之一就是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振兴和增加民间投资信心和投资机会，发展民营经济，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从《财富》杂志公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来看，有129家中国企业上榜，其中有48家中央企业，这些企业是主要分布在能源、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大型央企。这说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如果不及时调整改革，将使经济发展越来越远离我们提出的对2049年增长目标的要求。
为此，可以分两步走振兴整体经济活力：第一步，重新定义由国家掌握垄断权的战略性行业，将它们仅限于公益性领域，比如国家安全、基础研究、自然垄断、公益卫生、保障住房等。公益性国企的产品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主要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责任，其收益必须由国家掌握，从而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服务，不能也不应由私人和外国财团掌握。这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如此。对于这部分企业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增强现代企业的活力。不具备公益性质的竞争性国企要推向市场，取消国家财政的补贴和贴息政策，减少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数量和企业中国有股份的比例，继续利用好境内外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更多地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在包括能源等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引入私人竞争，优化国有控股比例。另外，还要注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的完善，平抑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第二步，省市地方财政创办的国企要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改制，消除政策性垄断、引入竞争，逐步减持国家股份，最终使之走向民营化或混合所有制。
四、继续推进以城镇化为动力的“新四化”，促进内需的扩大
城市是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和现代化要素最密集的地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四化”。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截至2018年，城市人口达到8.3亿左右，比重约为6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8》，预计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到2049年将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基本相当。在城镇化率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据研究估计，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为3个百分点左右，同时还能有效创造就业。
另外，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还是以居民消费为主，居民消费贡献中，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3.5倍，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变农业、农村投资和资产的回报率较低的状况，增加这部分居民收入，必然引起消费趋势的扩大和消费总水平的提高。
目前，中国要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除了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加快技术进步走创新创业的新路，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需要城镇化作引擎，其实质是通过加快城镇化来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而内需问题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相关，内需问题表面上看是收入和购买力问题，实际上它与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和种种制度安排密切联系。因此，城镇化和相关制度改革的推进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鉴于此，今后30年，城镇化过程中需政府推进制度改革与创新。如加强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建设，减少贫富差距，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中产阶层占比；逐渐取消人口转移障碍，有效促进城乡间各种资源的流动。这些措施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当然，城镇化过程中要避免底层政治风险、粮食风险和社会风险。
五、延缓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提升人口活力
中国当前正处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关键转型期。而这将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资本市场等有着潜移默化且深刻的影响，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过去十几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基础上降低1~3个百分点。
面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和劳动力短缺可能引发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政府应从两方面着力优化人口结构：一方面，将“力工时代”（用体力的低端劳动）推进到“技工时代”（用技术、知识的中端劳动），再到“智工时代”（用智能、智慧的高端劳动），而后到“创工时代”（以创新、创造为特质的顶级劳动），最后到“分工时代”（以分工的形式把耗能、易污染环境、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的低端制造业通过世界产业链条分化出去，只留关键技术的核心产业、科研主创），即设法提高现有人口的活力，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先开发和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加快职业技术、工作智能的培训。政府将公共资源优先安排到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等领域，不断扩大公共教育、医疗的投入规模，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持久的人力资本动力和源泉；加快打破制度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提高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这样不仅能利用高技术、高体能、高保障的高质量劳动力弥补人口红利消失的缺口，还能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产品更新换代，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另一方面，灵活调整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政府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基础上，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养育政策的完善和相关法制的健全，应逐步放开生育的限制，直到完全由家庭和个人负责是否生育。国家可选择一些经济发达、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成型、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法治较为完善的大城市，评估生育决策权交予家庭和个人的可行性，并逐步向全国推开。在严格的法治环境下，由家庭个人根据自己的抚养能力、婚姻状况和健康水平自由决定是否生育多个孩子，以适量增加人口，调整人口年龄结构。这样既能缓解将来劳动人口短缺的压力，又能优化人口素质的结构，同时还能减少政府、社会对贫困人口扶持的负担。可以在经济社会发达的城市，推行灵活生育政策。这些地区的人口基数较小、素质较高、更为理性，不会形成人口生育数量失控地暴涨，而且也可能更利于提高新生人口的质量。这对于国家人口结构的整体优化和人口数量的微调都有好处。
六、从贸易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资本的流动等，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贸易规模最大国。对中国而言，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用一个贸易大国衡量其是否真正成为综合国力强国的标准，显然是不足的，这一标准应是金融强国。尽管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是在世界市场中，作为供给方的中国，无论是在稀土、煤炭等初级产品市场，还是在制成品市场，都几乎没有市场话语权；同样，在国际市场中，作为需求方的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等关键商品的贸易中也无定价权。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归结到一点就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美元本位地位，全球贸易的绝大部分都以美元标价和结算，各国货币定价也是以美元为标杆。中国出口产生的经常账户余额都成为不断增加的美元外汇储备。而美国可以依据其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轻易将中国经济发展获得的财富收入囊中。这种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侵害，中国只有努力成为金融强国才能改变被动局面。而要成为金融强国，必然涉及对外与以美国为首的大国进行博弈，为此，要加快改革，增强本国货币的国际竞争能力。
国内改革分两步走：一方面，推动出口导向战略向TFP导向战略转变。一般来说，强大的制造业和发达的金融业是一国成为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中国不能放弃已经发展良好的制造业，消化产能需要挖掘国内市场巨大的潜力，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并通过逐步提升人民币币值增加进口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抑制通胀、减少高额的外汇储备，以降低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通过增加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进口，获得技术收益，增加技术进步对TFP的贡献。通过进口给本地的厂商带来竞争压力，促进优胜劣汰，有效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逐步将中国塑造成制造业的技术领先者和定价的主导者。总之，金融强国要建立在依靠高科技制造业和强大的实体经济发展上。
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目前，中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还不够健全，缺乏金融创新环境和机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由银行主导型的传统金融向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现代金融转变，减少资本流转环节，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涉及技术操作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利率市场化，金融业的自由准入，建立存款保险机制；与时俱进地推动金融创新，巩固和扩大银行私有化和经营自主权，减少国家控股银行的数量或银行国家股份退出；促进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模式的构建，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始终坚持审慎的金融监管原则，从源头上夯实风险监管的基础。只有先治理好中国国内金融业，中国才能具备将来走向金融强国的先决条件。
对外国际影响力的扩张主要还是靠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一国综合国力是否强大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与其货币能否成为世界重要货币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时代时，英镑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与黄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战后的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之一，各国争相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因此，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一国国力强大的前提，也是保障。当前，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及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政府应乘势适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从稳定人民币汇率基础上用于区域性的国际结算开始。区域性国际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减少汇率风险，增强国际交易者对人民币的信心，稳定和提高人民币在境外的信誉，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七、以实施“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大多数产品都彰显了“中国制造”的传奇，为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中国制造的产品主要是中低端产品和原始设备，不具备工业发展所需的科技创新优势，消耗大量资源，导致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严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叶恩华、布鲁斯·麦科恩两位教授在《中国的下一个战略优势：从模仿到创新》一书中明确指出，工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应是技术或创新，而不是低廉的劳动成本。过去，中国制造业没有创新，主要在复制，因此“大而不强”。当时中国战略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两个因素促使中国迅速发展，但现在只有这两项已经不够，创新成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创新会使中国制造业更强，但中国制造业不会“一夜之间”变强，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
创新是人类社会走上现代化的推进器，是一个国家进步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今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表明：在世界经济竞技的舞台上，只有科技创新能力强盛的国家才能在世界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科技创新对其经济增长永远具有意义，而工业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工业制造业的发达就谈不上经济的发达，科学技术也没有了起源和存在的平台。科技与工业的融合成为经济加速发展的主战场，一旦科技发明集中爆发就会引起工业领域内的革命性变革。人类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以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物联网、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基础是计算机、遗传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把无人交通工具（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人工智能、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基因重组技术工程与细胞融合技术工程列为核心推动技术。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之际，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被寄予厚望，成为创新的主战场，借助大数据的自我学习提升人类自身能力的边界，强化互联网安全问题，抑或借助物联网技术打通用户大数据、制造业流程大数据、物流供应链大数据，从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革命，有关“互联网+”的探索正在与越来越多的细分业态发生化学反应。
创新意味着引领时代，在以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为特征的全球创新浪潮的驱动下，中国只有走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断提升工业制造的创新能力，勇于推进工业革命的发展，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才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技术创新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要拥抱创新，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一条从模仿、追随到引领的发展道路，而这背后的秘诀便是创新。“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向自己以前未涉足过的领域进军，更加注重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国内市场的开拓。在创新战略的指引下，今天，我们在众多科技发展领域也取得了进展。总体创新排名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际排名从2016年的第25位升至第22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5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成功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
目前，我国仍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不足、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等困境。要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唯一的道路就是要完善创新链条，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解决重大共性技术难题，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积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同时，继续深化产权制度和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人才激励政策，优化创新环境，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让创新等一切社会活力竞相迸发。在未来30多年的综合国力提升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继续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动创新。
第一，系统性构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制度创新系统以及各类支持辅助系统，使其各有侧重、相互交叉、互相支持，构成一个运行有序、统一开放的国家创新型经济发展系统。国家创新型经济发展系统是从系统构建的战略视角来全面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是各种创新要素在文化、体制、制度等宏观创新环境和多元创新主体构成的创新网络融合互动下形成的创新合力，必须避免创新系统“失灵”的困境，从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入手对创新系统进行改革。首先，应深化各类体制改革，包括科技体制、教育文化体制、财税金融与投资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完善，理顺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联合多元化的创新主体，寻求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以激励相容的导向建立联动型的创新网络，将创新作为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促进社会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集成科技创新。其次，应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政府相关部门参与提供服务的综合技术创新体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进一步优化科技结构布局和科技人才的配置，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最后，政府应在改革和战略转型中优化创新环境，以形成科技创新整体的合理性，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发展创新型经济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第二，推进我国创新主体主导模式的改革。我国科技创新传统上偏向于政府推动。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我国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往往是通过政府政策和直接投资，或由政府所辖的科研院所和大学推动，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制定创新政策，政府作为创新投入主体，创新资源由政府进行分配，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完成政府任务，政府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万能”的角色。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民营企业的壮大，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开始凸显出来，比如创新执行者缺乏动力、创新效率低下等。因此，一方面，需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创新模式，重新定位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让政府在支持战略性研发和基础性研发、引导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应成为国家创新活动的主体，成为整个创新系统的核心，创新能力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这样，牢固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这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只有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才有可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迅速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推进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体系的建设。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源泉，企业是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执行者，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缺一不可。民间创新的构思也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石，对推进中国的创新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对此要进行的创新型经济发展体系建设，首先，要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晰科研院所和大学的功能定位，增强科研院所在基础前沿和行业共性关键科学技术研发中的骨干引领作用，强化大学基础学科研究，推动一批学科进入世界前列；引导科研院所和大学紧紧围绕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有效整合优势科研资源，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形成综合性、高水平的国际化科研创新基地。其次，要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的完善，全力培育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企业，鼓励行业领头羊构建高水平研发中心，形成完善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开发组织体系，聚集高端人才，联合行业内外中小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系统布局创新链条，提供产业技术创新整体解决方案。
第四，构建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加快我国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在创新型经济建设中，高度重视技术转化服务体系的催化作用，发展研发设计、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各类科技服务。同时，完善全国各类专业化的技术交易市场和市场化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畅通技术和知识产权转移通道。
由此可以看出，更为有效地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在技术的市场开发上，建立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联盟，结合民间资源的创新协同网络；在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上，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以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为主干力量，在政府协调、辅助和监管下，多方力量共同推进创新进程的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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