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6)

书籍名:《隐权力》作者：吴钩

《隐权力》第39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6),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至于这一万两银具体如何分配，由于我找不到崇阳的资料，不妨以湖南的湘潭县为参照（湘潭的漕额是六千石，比崇阳县略少）。据洪振快先生的研究，湘潭知县每年送出的“漕馆”账目如下：知府与督粮道每人六百两；府道衙门的其他官员，每人数两至一百两不等，视其权力而定，共计约要五千两；各衙门的书吏也有油水，由于人数众多，也需要三四千两。合计起来，与崇阳县差不多，也是一万两上下。

除了分润上司的“漕馆”，县衙浮收的漕规，还要切出一大块用来贿赂兑运漕粮的漕帮，称为“帮费”，这又引出漕运权力链条上的另一个“食权集团”——漕帮运丁（又称旗丁、弁丁、漕丁、漕夫）。

运丁是漕运系统雇佣来搬运、押送漕米的苦力，属于社会底层人物，本来哪有收受知县大人贿金的资格？然而，在征收漕粮时，他们却具有挟持县官的隐权力，如果县官不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借口“米色不合”而拒收漕粮，或者借故拖延开船的时间，将县官拖入“误漕”的风险中。由于州县与运丁分属两套不同的权力系统，县官管不到运丁头上，运丁不收米、不开船，州县拿他没办法。顺治七年(1650年)，在苏州府常熟县，有一个叫做崔邦泰的漕粮运官统率运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知县心中恼火，敦请他们快些收兑漕米，结果崔运官竟带着众运丁，各持棍械，大闹码头，还将知县殴打了一顿。县官要避免误漕受罚、运丁闹事，只好花钱消灾，满足运丁越来越大的胃口。

运丁向州县增索“帮费”的名目包括：宣布提高“行月钱粮”、“水脚银”，在收兑漕粮前收一笔“铺舱费”，兑粮上船时收一笔“米色银”，开船离境时又收一笔“通关费”。根据嘉庆年间江苏的“帮费”标准，每条漕船的“铺舱费”、“米色银”、“通关费”合计起来大约要三百两银。加上“行月钱粮”、“水脚银”等，每船“帮费”估计达七八百两银。通常一个县都有十多条漕船，“帮费”总计往往超过万两白银。清代漕运，每船载粮一般不超过五百石，崇阳县漕额为七千石，可以算出崇阳的漕船有十四条左右，则一年“帮费”大致为万两上下，收上来的“水脚银”根本就不够用，还有“漕馆”开销也要一万两，不浮征勒折能行吗？

在“钟九闹漕”之前，崇阳县每漕浮收一万三千石大米，折银约二万六千两，再算上折钱征收的其他陋规杂费，一年的漕规收入不会少于三万两银。这笔远远超过正额的漕规，“漕馆”占了三分之一，“帮费”占了三分之一，收粮的胥役暗中侵占了一部分，剩下的叫做“漕余”，落入县官自己的腰包。像师长治那种“不计盈亏”收漕的知县，可谓绝无仅有。然而，这个不与民争利的知县，下场却很悲惨。

漕运线上游的食权者

白规、帮费、漕馆、漕余……每一种漕规的后面，总是站着一群贪婪的“食权者”：刁衿讼棍、漕帮运丁、大小官员、胥吏衙役。我翻过不少明清笔记，发现我们的祖先提及这些“食权者”时，总是将他们与爬虫猛兽相类比，称其为“毒蛇”、“虎而冠”、“贪狼”、“漕蠹”等等，反正不是食肉的，就是吸血的。这些代称其实透露了漕规分肥的秘密：谁掌握着加害能力，谁就具有分肥权。加害权之于“食权者”，恰如尖牙利爪之于肉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