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5)

书籍名:《隐权力》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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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漕饭的“漕口”，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一大“食权集团”。他们虽无收粮之权，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对州县官员的加害能力，授人以柄的县官只能承认他们具有分一杯羹的特权。否则，他们就“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轻则有损地方政声，重则坏了县官前程。

当然我们不能将钟人杰等人与“漕口”相提并论，因为钟人杰闹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食漕规，而是要革除漕弊。他们通过闹漕获得的权力及收益，与其说来自其对官吏的加害能力，还不如说是来自对粮户的造福能力。

不过，出于对权力本性的悲观，我觉得一个地方的领袖从为民除害的英雄转变成为己谋利的“食权者”，也并非全无可能，清代官员樊增祥记述说：某些健讼的“刁衿讼棍”一经得逞，就会回去召集众粮户，说：你等能免遭粮蠹盘剥，都是我上控之功。借此勒收讼费——钟人杰、金太和等人不正是这么做的吗？而且，他们“从此声名一出，狡黠之吏役反结纳之，庸恶之官长亦畏惮之，而良民之受其鱼肉者，较贪官污吏劣丁蠹役而更甚十倍矣”。我们也不能说樊增祥所言全然是诬蔑之词。

食权者：州县上司与运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崇阳县新一任知县师长治匆匆抵任，准备开仓收漕。和他前任遇到的困境一样，粮胥们又纷纷托词推诿，不肯承办。师长治“辗转导谕，继之以威”，最后又承诺收漕的“造册、刷串、纸工、领斛、盘川”等经费都由他负责，粮胥们才答应出来办差。

师长治按新章程收漕，还允许粮户“自斛而不争较”，杜绝了粮胥克扣浮收之弊。众花户也踊跃完粮，“一月之间交纳过半”。不过，师长治也算过一笔账：如果照这样子收粮，收上来的漕项（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以及水脚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仅仅够交纳按常例必须送给知府与督粮道的规费；如果算入上缴各级衙门的办事费、支付粮胥的纸工饭食钱和“仓规各费”，则即使师知县将他自己照例应得的那部分漕规、俸禄、养廉银都贡献出来，也是入不敷出的。至于县衙的办公经费、他个人的日常用度，更是毫无着落。所以师长治打定主意，不计较个人得失了，且收完这次新漕，图个安静之名，再另谋他就，总之崇阳这个地方，简直不是官待的地方，怪不得前任金云门要抽身而退。

从师长治估算出来的账目中，你一定发现了另一个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食权集团”——州县上司，主要是知府衙门与督粮道衙门。作为“管官之官”，府道直接掌握着对州县官的合法加害或造福权，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州县衙门每年浮收漕规，连“漕口”都可分一杯羹，上司焉能不参与分肥？这分润上司的漕规，还有个名堂叫“漕馆”。

“漕馆”究竟是一笔多大的数目呢？我们且根据师长治的账目来推算一番。崇阳县的漕额是七千石米，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总计可得到一千五百四十石漕项，按当时米价，折银约有三千两。这七千石漕额还要加征水脚银约三四千两（按每石米加征半两水脚银计算），崇阳县折钱征收，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官府收上制钱再按市价兑银，至少可得七千两。两笔漕项加起来，约有一万两银。由此可以推测，崇阳县每年送给府道衙门的“漕馆”为一万两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