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食权者的分肥原理(4)

书籍名:《隐权力》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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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征漕新章程，钟人杰找人刻成石碑，在崇阳县各乡竖立。新章程说到底还是旧章程，即按照未经地方官吏层层加码的税率征漕，除正额、法定附加税之外，其他各式名目的规费一概革除不认，另外，崇阳粮户还同意每石米再加纳二斗二升的漕项。坦率地说，闹漕的粮户们要求并不过分，他们承认纳皇粮乃天经地义，合法的附加税也愿意缴付，只要官府不过分地勒索盘剥就谢天谢地谢皇恩浩荡了。

但如果按照新章程征漕，粮胥显然已无利可图，于是他们“潜匿不出”，罢工不干活，以致新任的崇阳知县金云门（折锦元因为钟人杰大闹县城一事，已奏请撤职）准备开征漕粮时，竟找不到熟手承办公事，金知县上门做说服工作，粮胥都“推诿不承”，金知县不得已，又答应自掏腰包，为他们垫付纸笔杂费，粮户还是“哓哓不休”，说了一大堆废话。最后知县大人不得不亲自下乡催粮，为夫役备办饭食，搞得狼狈不堪。金云门上任不足一年，在收不到半粒漕米的情况下，知难而退，向领导请辞，并推荐“精明强干”的师长治前来崇阳担任知县。

另一边，大闹县城、勒刻征漕新章程的钟人杰、陈宝铭等人已经隐然成为一呼万应的地方领袖。他们又按照各粮户完粮的税额，以诉讼储备金的名义向众户收钱，每石米敛钱一千文，共收得四万余文，折银约有二三千两，折算成人民币则有四五十万元。

钟人杰等人在闹漕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首先当然是一个民间社会庇护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领头抗争，崇阳县的粮户得以暂时免受粮胥盘剥。其次，应当承认，他们也是新权力格局下的得益者，闹漕成功之后，他们不但树立起前所未有的权威，也获得了真切可见的权力收益——二三千两白银。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钟人杰既是生员，又是一名讼师，前一个身份使他具备了一般乡民所没有的社会威望与号召力，后一个身份则使他熟知官场内幕，晓得如何与官差斗法。这类刺头人物是各地闹漕的主要组织者，让州县官吏既恨且惧，他们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号：“刁衿讼棍”。

因为州县浮收勒折成风，每到官府开仓收漕之际，地方的“刁衿讼棍”就纷纷递状告漕，甚至一路告到京城。官吏忌惮他们滋扰生事——毕竟浮收勒折是帝国三申五令禁止的，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何况“刁衿讼棍”又不比一般粮户，他们不但见多识广，熟悉律法，而且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在官场中关系网也盘根错节，总之，其隐权力不可小瞧，招惹不得。所以州县长官为图个耳根清净、收漕平安，往往允许他们分肥漕规，即给他们发“封口费”。

这些染指漕规的“刁衿讼棍”，当时被称为“漕口”，为首者叫做“白头”。他们分到手的“封口费”，也有一个名目，叫“白规”（我们不妨理解为“白食的规费”），通常每次收漕，每名“漕口”可以分润数十至一百两银。在清代，一百两银足够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用度了，所以“漕口”又被称为“吃漕饭的”。有些州县，吃漕饭的竟有三四百人，每年州县要掏出的“白规”多达二三万两银，且沿习已久，成为牢不可破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