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官晋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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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更不会让任何一个通向加官晋爵之路的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这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去那里做科技翻译官。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865年，李鸿章如此向朝廷起奏道。不久，李鸿章命人买下美国人佛尔士设在上海虹口的旗记铁厂，并将另外两个洋炮局并入，创办了沪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两年以后，江南制造局迁址到城南高昌庙，成为南方造枪造炮、造船造机器的重地。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李鸿章本人及左宗棠、张之洞等大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最高职位--督办，具体经办人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人都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
傅兰雅的同事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在翻译馆留影。其中徐寿是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其子徐建寅也是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代科技人员，著述甚丰；华蘅芳则是有名的数学家，兵器设计、制造技术等方面颇有建树。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高昌庙局门里正式挂牌，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几个译员陆续到馆。傅兰雅如此爽快地上任，不只因为这个职位年薪高达800英镑，足使他过上富裕的生活，他看中的是这项工作的前景。他告诉远在英国的父亲：
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我打算将这一职位当作在中国谋求更高官衔的跳板。我的志向无边。我的职位完全是独立的——什么领事馆、海关，都无权管辖我。
江南制造局大吹西风，聘用外籍人员入主翻译馆，这在当时独一无二。翻译馆所译的书籍，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书目由中国官员选定，随后傅兰雅从英国订购运来。受到中国官府如此重用，傅兰雅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对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和信任他的官员们一样缺乏了解。此前，上海道台冯桂芬找到傅兰雅，提出一项计划：从一所学校里选出10名有学问的中国人，派到江南制造局，由傅兰雅教给他们制造蒸汽机的原理。对蒸汽机原理一无所知的傅兰雅只能耸耸肩，拒绝这个近乎荒唐的要求，引起了冯桂芬的不快。
左为傅兰雅手迹，右为他与江南制造局签订的合约。不过，为了博得中国人的信任，求得进一步高升，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他对科技本来知之甚少，但还是愿意象学习汉语那样下苦工夫钻研，而且毫无怨言。“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头开始。……上午，我研究煤炭及其开矿，下午则学化学，晚上学声学。”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他还感叹道：“在这儿住了8年，我已不再思恋家乡……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对他的这些努力，周围的环境似乎都不太买账。江南制造局共聘用了10个西方人，由于傅兰雅与中国人亲近，而被他们视为“叛徒”；又因为他随心所欲地与中国人打交道，常常引来莫名的妒忌。这使他渐渐断绝了与西方人的来往。但是，要讨得中国主人的欢心也非易事，傅兰雅的梦想是获得提升，在中国官场中捞个一官半职，他的最大希望是“奉旨在伦敦办一所中国学院”，或者“至少率领一群年轻人，去欧洲考察我们的各种艺术和制器”。但是，朝廷并无意委他以这些重任，他的希望常常都是一厢情愿。
过高地估计自己在江南制造局影响力，给他带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沮丧。有一次，制造局的官员找到傅兰雅，要求他制造枪火帽和炮管使用的氯酸盐，他只用一天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试验结果非常好。他满心希望这会赢得令人羡慕的奖赏，但官员们只是表示满意而已。1868年，江南制造局组装的第一艘木质火轮“惠吉”号下水试航，轰动上海，傅兰雅兴奋地通知家人：“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曾国藩），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起试航。”但是在试航前夕，他并没有等到让他望眼欲穿的请柬。
没有加薪，没有提拔，更没有被委托期望中的重任，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
当时，翻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引入中国，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隔阂，译书多采取“口译笔述”的原始形式。即翻译每一种新书，都需两人搭伴合作，先由外国译员熟览一过，随后按原意逐句读出汉语，再由中国译员笔述，待译出初稿后，最后按照中国文法共同修改润色，成为定稿。这是江南制造局特有的翻译方法，对傅兰雅等人来说，既是个苦差，也是一种磨炼。
早在鸦片战争前，清廷中就有少数官员以把翻译西文报纸为当作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2年以后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新版，就包收集了大约二十部有关译著的资料；当时，由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时尚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曾作为包括翰林、道台在内的官方和知识界人士的流行读物，风靡一时；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丁宝桢等人在其奏稿里，也对一本被译成中文的有关海防的德文著作所阐述的海战原理津津乐道。在这种氛围里，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一系列科技和资料广泛流传于朝廷和地方政府，并受到热烈追捧，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外景。江南制造局下设炼钢厂、锅炉厂、铸铁厂、铸铜厂、炮弹厂、枪子厂、火药厂等，另有江南船坞，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兵工厂。
据时人统计，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止，傅兰雅和其他在江南制造局供职的西方传教士们共翻译了近百部著作，销售量已达3万余部；而傅兰雅在当时外国传教士中译书最丰，其单独或与人合译的西方科技、文化类书籍就达129种，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军工、矿物、冶金、医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到1880至1896年间，傅兰雅本人又推出译著74本，大部分都是以前未涉及过的新学科，如地质、气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傅兰雅等人还与徐寿合作，系统翻译和介绍了西方最新的化学知识，成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他们创造性地制订的一些元素名称，如钾、钠、钙、铅、镍等，简明扼要，一直沿用至今。
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