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进上海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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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傅兰雅的机会来了。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这份周刊由基督教会发起，字林洋行出资创办，是沪上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其内容以刊登教义和传教士活动为主，同时也载有中外新闻、言论和天文地理知识等，曾因为大量报道关于太平天国在江南的活动颇受外界注意。

虽然傅兰雅来中国的初衷是从事宗教活动，也曾想当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传教士，但来到中国后，看见传教事业十分不景气，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此，眼下他对为教会服务并无热情，感兴趣的是如何把报纸这个工具，变成自己下一个向上爬的垫脚石。

“现在，我挣脱了桎梏，像鸟儿钻出笼子，在天空翱翔。”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家人说。

傅兰雅接办时，《中国教会新报》已改为周三刊，登载内容以转录京报及本地新闻居多。他出任主编后志向甚高，不仅下决心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还欲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在撰写的文章和社论中，他竭力唤起读者对西方的新闻、科学和教育的兴趣；他还向清廷建议，政府应让大部分中国学生花3年时间学习外语，然后送他们到欧洲的大学留学；他的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也经常被广州和香港的报纸转载。他在家信中对此喜不自禁：

我的汉语水平，以及人们传说的我掌握各种土话的超凡能力，还有我的文笔，我作为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的主编，理应使我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我在中国已经名闻遐迩，这恰好是不少比我能力强的人想得到而无缘得到的东西。

傅兰雅很快适应了这个角色，他自认为已经向上流社会迈进了一步，并开始刻意地寻找与之相匹配的东西。“我也要买一桶啤酒，每天喝上两杯”，因为这样做，才能和身边的生活节奏合拍。他还向父母夸耀说，他在上海每天都参加大量的体育活动，顿顿吃的是山珍海味；“一天喝一杯果酒，两杯啤酒，外加牛排和鸡蛋，对我好处最大。我还觉得，人必须经常吃一点开胃药”。

1860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新的迹象。此前，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以及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在震惊之余认识到，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在沿海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头脑清醒而且讲求实际的官员们更是越来越感到了“西风东渐”势不可挡，他们开始力促外交事务走向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应对新的国际形势”。传教团起用傅兰雅主编自己的机关报，正暗合了这股潮流。

傅兰雅对这一新的事业很有自信，他自己估计道：“……至少有5千名中国士大夫读了我的文章，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会对我的看法感到新奇。”事实上，在短暂的办报生涯里，这份报纸已成为他冲进上海名利场的弓箭，他挥舞着它追逐每一个机会，目的就是一鸣惊人。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20多年，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加快东进步伐，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纷纷涌进上海这“冒险家的乐园”，表达各自的利益。早年间，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仅在研究中国文字与风土人情，为后续来华传教、经商者做向导而已；如今，西人出版的报刊更多地借助商人之力，以本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把目光投向包括中西外交、商业、政治在内的广阔领域。在各口岸通商城市，定期出版的外文报刊的读者除了在华的外国人，还包括就学于西学学馆的中国学生、洋行的中国雇员、关注商业广告的中国商人等等，发行量一般只有上千份。傅兰雅自称《中国教会新报》拥有五千读者，是“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但傅兰雅雄心更健，他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想将影响扩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里去。实际上这样做正适得其反，反而使官员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名义上是朝廷雇员的外国人，成天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似乎多有不妥。很快，到了1868年，傅兰雅丢掉了这个差使。不过，傅兰雅也用不着担心，眼下“洋务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朝廷准备起用有本事的洋人担当责任，人们已答应他，将有更重要的职位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