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叫做“中国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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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JohnFryer）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这完全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虽个小镇传教士，却十分关注东方，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尤有兴趣；家里生活并不宽裕，但最大的乐事就是倾其所有，资助在华传教士。为此，“我的母亲则在一段时间里，干脆以大米为主食”，傅兰雅回忆道。生于1839年的傅兰雅，因家境拘紧，从小做过童仆，替有钱人擦皮鞋、洗刀叉、打扫楼梯，对社会地位给人带来的不同景况，有着刻骨的体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也迷上了中国，经常跟着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上课写作文，我的题目总是与中国有关；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

在贫困中长大的傅兰雅出人头地的愿望，要比同龄人强烈得多，“当我揩洗台阶时，我就想，要把每一个谋到手的工作，都当做作向上爬的垫脚石”，他后来这样写道。为了实现梦想，他留心每一个机遇。因此，1861年他靠政府奖学金读完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课程后，马上申请到了去香港的一所教会小学——圣保罗书院任教员的职位。这一年，他22岁。

傅兰雅像。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傅兰雅很快显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了说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曾投奔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后来，他又去上海，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20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基础英语……这一切，对雄心勃勃的傅兰雅来说虽没什么吸引力，他厌恶教学的枯燥乏味，也不喜欢中国孩子，因为“向那些本已无缝的小脑袋瓜里死命地填充知识，实在是苦差一桩”，即使每天只在课堂上念一小段《圣经》都让他觉得苦不堪言。远离家乡、孤身于中国人之中，更使他感到寂寞、乏味难耐。尽管他不停地抱怨“在这个野蛮的国度，我已经活够了”，“我过的是一种充满动荡的邪恶生活”，但是他有韧性，懂得忍耐，并始终怀着向上爬的信念，鼓励自己在中国坚持下去。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在华外国人的地方。这为他后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就拿学汉语来说吧，一开始，他周围的不少外国人都对短时间内掌握这门古老语言充满了信心，花钱请来教师，买来课本，但往往学上一个星期、一个月，就叫苦不迭，纷纷知难而退了。傅兰雅却为此投入了十倍、百倍的时间和耐心，以至于头发谢顶，“不幸的胡须”开始“转为可怕的灰色，照这种速度下去，明年就会一片花白”；他在信里还告诉堂兄苏塞，由于热衷于与中国人对话，自己连英语也变得不伦不类了，“哪天回到英国，你听起来一定会大觉滑稽”。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被称做西方冒险家、野心家的天堂，但对傅兰雅这个无一所长、以舌耕谋生的异乡客来说，却是一片写满了未知数的天地。这期间，漫长的等待和单调生活造成的挫折感，使傅兰雅分外怀念家乡，并多次产生打道英国、回乡定居的冲动。“在家乡寻一个安静的小村庄，找一个轻松的活计，拿一笔过得去的薪金，娶一个可爱的女人操持家务，这是多么惬意的事！”他曾为自己描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而是用来驱散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和沮丧。他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在国外呆了六年的人，即使回国，也无异于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在中国养成的各种习惯，至少要两三年才能改掉。长期滞留中国的人，回到英国是不会幸福的”。

总之，在傅兰雅看来，回国就等于承认失败；乘着自己身体强健、意志坚定，应该在中国闯荡一番，有所建树，才好“衣锦还乡”啊。186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安慰自己：

我命该在中国呆下来，我已学了六年汉语，懂三种方言，了解了书写的一般规律，假如我把这一切扔掉，就等于我把时间白白抛弃了。另外，我在英国又能找到什么工作呢？而中国目前才刚刚向西方文明开放。每年，它都会出现相当大的进步。两三年之后，我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就将成为无价之宝，人们会说我人才难得。

傅兰雅选择了克制和忍耐，选择了留在中国，一边在英华书院做着毫无前途的教书匠，一边等待实现自己梦想的时机快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