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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处决计划

书籍名:《希特勒最后的阴谋》    作者:伊恩.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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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多夫,4月28日,星期六

车队中的处决命令给名囚造成了不小骚动。威廉·冯·弗鲁格报告,他早些时候在巴士上打了盹,听到斯蒂勒和贝德讨论他们收到的“到达后当场处决名囚”的命令。

然而,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和其家属担心的不仅仅是流言蜚语。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已经给他看过了处决名单。舒施尼格在日记中将其描述为“一份根据希姆莱特殊军令制成的待处理人员名单。妻子和我的名字都在名单上,白纸黑字地印着。我在达豪就知道这份名单的存在了,现在给我们看文件是为了镇镇我们的威风”。舒施尼格已对一切麻木,所以毫不畏惧这份名单。

同时,名囚和守卫的几次谈话也显示了两阵营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与鸿沟。一方是深深受控于元首的疯狂的纳粹分子,他们对挚爱祖国的战败感到愤怒不堪,冷酷无情的贝德和不择手段的恶棍手下至少包括在内,执行处决时定是不假思索;另一方是比斯蒂勒同理心更强的手下,他们过去从未真正享受过自己残暴的职责,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

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属于哪个阵营?答案显而易见。最大的问号悬在埃德加·斯蒂勒,这位不愿采取行动、心态矛盾的名义上级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头上。佩恩·贝斯特感觉斯蒂勒“不仅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不愿采取行动,似乎他更愿对贝德处死所有囚犯的命令采取被动抵抗态度”。斯蒂勒在他眼中枯燥无味、软弱无力、不可信任,基本只想着自己的存活。因此,贝斯特才无法让沙赫特和蒂森贿赂他。

名囚中至少有一个德国人愿意采取行动。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一听守卫钱包中拿出的处决令,就决定找电话,与意大利德国军队总司令海因里希·冯·维廷霍夫上校总部取得联系。

虽然博宁只是上校,却曾任职于军队高位。他不仅熟稔高级指挥官间的沟通,也熟识维廷霍夫上校。他曾任德国非洲军团(Afrika Korps)的行动指挥官,也曾在第14装甲师和步兵登陆舰装甲师工作,后在军队高级司令部行动处任处长。他和威廉·冯·弗鲁格一起从大巴上下车,沿着公路走向尼德多夫时,斯蒂勒和贝德的手下都想阻止他。

到了小镇,博宁和弗鲁格一起进入主广场上的巴赫曼旅馆(Hotel Bachmann),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人群中,他们发现斯蒂勒和贝德和其他党卫队军官坐在一桌,大快朵颐地吃着香肠,喝着啤酒。贝德怒瞪了一眼两位名囚,但短暂停留后,便继续吃饭了。博宁和弗鲁格继续前往高登纳斯特恩旅馆,发现其他德国囚犯和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吃着奢华的一餐。博宁太过饥饿,面前的食物又如此诱人,最终还是决定暂时搁置命令,坐下吃些东西。

吃到一半时,乔治·汤玛斯将军带着很多新消息进来。将军在街上一直与挚友聊天,恰巧这位朋友是尼德多夫镇驻军军官。他非常希望尽其所能地帮助囚犯摆脱困境。情况极为危急,到处都是混乱的斗争。同时,德国驻意大利高级指挥官在和盟军进行停火谈判。佩恩·贝斯特向汤玛斯指出,若人质受到任何伤害,都应是指挥该行动区域的德国将军负责。

汤玛斯称自己不认识指挥该地区的维廷霍夫将军,博宁找好时机加入对话。一番讨论后,他们决定,博宁和汤玛斯两人都应和驻军军官一起试着让博宁致电维廷霍夫。

他们走后,“翼”·戴和“疯狂杰克”·丘吉尔也加入了午餐队伍。两人和博宁与弗鲁格一样,都去了巴赫曼旅馆,发现那里人满为患,他们还发现希腊前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及其手下在“大快朵颐”。两人找不到坐的地方,就穿过马路来到高登纳斯特恩旅馆。他们看到一群斯堪地维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名囚与德国亲属囚犯。亲属囚犯中还有与吉塞拉·冯·普莱顿堡坠入爱河的空军中尉悉尼·道斯。

吃过午饭,戴听到博宁一直尝试致电维廷霍夫。他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博宁是个“即活跃又出色的联络员”。从布伦纳山口下山后,戴一直思考,如果他是一位德国将军,那一定会抓住“天赐良机,摆脱这群杀人灭口的党卫队守卫”。

虽然戴很开心地看到德国囚犯终于采取了些决策行动,但还没决定是否支持他们。佩恩·贝斯特愿意帮助他们谈判,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积极推动者”。他相信,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迅速救援,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谈判协议。虽然很危险,但他更倾向于加里波第和费雷罗的袭击计划。谋划人暂时还尚未把秘密计划告诉其他囚犯。

一拨拨名囚终于吃完午饭,他们沿着森林公路走回停靠在铁路线旁的巴士上,显得惊人地顺从。有些人的全部家当都在这些大巴上,他们不愿舍弃;其他人已经被长期关押驯化,习惯了监禁的生活;还有人担心,就算只有一人逃跑,守卫也有可能对剩下的人进行报复。

***

囚犯回到巴士时已接近晚上,其他人变得越来越焦躁、沮丧。斯蒂勒艰难地控制着囚犯,他们一天只吃了一顿冰冷的面包奶酪早餐,耐心已经用尽,要求车开到市镇。斯蒂勒一再告诉他们,住所很快就会安排好。囚犯却提醒斯蒂勒,他曾许下承诺,不让他们在寒冷的大雨中等待。最终,他提出带妇女和孩子去尼德多夫。男囚只能在车上过夜。

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代表所有人坚决地拒绝了。斯蒂勒任性地告诉他,如果男囚想去城镇,就必须自己徒步。但因为莱昂·布鲁姆等人年老体衰,还忍受了拥挤大巴的折磨,纽豪斯尔也拒绝了这一荒唐的提议。

最后,斯蒂勒妥协了,下令让五辆大巴驶向尼德多夫。他们发动了引擎,阴郁的白日逐渐转变为漆黑晦暗的夜晚,车队开始沿路行驶。命中注定一般,闹剧重演,队尾的大巴行驶了大约100英尺后减速停了下来。车的燃料耗尽了。巴士上的人必须下车,另一辆车开了回来将其拖走。佩恩·贝斯特是这辆大巴上的乘客,对延误感到焦虑急切不已,很想看看汤玛斯和博宁到底有没有联系上德国国防军。

最后,几辆大巴驶进尼德多夫时,已经接近午夜。年纪更大的名囚身体状况很糟,莱昂·布鲁姆已经快被疲惫、痛苦、饥饿和寒冷折磨得近乎崩溃。名囚的到来也在这个小镇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南提洛尔人从未见过这种景象。一位曾是政治家,名叫赫尔曼·庞德(Hermann Pünder)的名囚描绘了当时的场景:“男士们穿着将军裤,却配着平民夹克和松垮的帽子。女士们穿着长筒军靴,还有人没有大衣穿,在寒冷中冻得瑟瑟发抖,最多围个暖和的围脖。年迈的绅士身上背着破旧的帆布包。”当地人同情这些不幸之人,市长也设法说服市民给名囚提供住宿。

住所的情况完全不同,有的人更幸运。大多数更健壮的名囚睡在了市政厅二层临时铺成的草垫上,这些最活跃的军人构成了主要安全威胁。斯蒂勒在市政大楼周围布满了健壮的守卫,他和贝德的手下把守在出入口和内部重要交通点。其他名囚主要是妇女和孩子,在各个酒店和家庭旅馆安顿下来。住在尼德多夫精致酒店的名囚最幸运。那一晚,巴赫曼旅馆和高登纳斯特恩旅馆接待了最为声名显赫的囚犯,包括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和妻子薇拉,希腊将军和几位匈牙利部长。莱昂和琼·布鲁姆和蒂森一家都住在了当地教区主教家中。菲·皮罗兹奥–比罗里等年轻女孩睡在了酒店地板的床垫上。

佩恩·贝斯特的大巴被拖着,远远地落在了其他人后面,当时帮助市长安排临时住所的安东·杜契亚接待了他。佩恩·贝斯特很幸运,法肯豪森上将请汤玛斯将军和他在巴赫曼旅馆一起住。约翰·麦克格拉斯中校的爱尔兰士兵安德鲁·华尔士下士(Corporal Andy Walsh)自愿侍奉佩恩·贝斯特,将他的行李送进房间,让他更为舒适。佩恩·贝斯特很想和汤玛斯或博宁说话,但听说他们一起去吃午饭了,所以没人在房间里,他大失所望。

他又听说,要是能和旅店女主人搭讪一下,就能喝点红酒,佩恩·贝斯特便和麦克格拉斯中校去厨房找。他们在厨房明亮的灯光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撞见了守卫。其中一位名叫弗里茨的守卫是达豪的军需官中士,也是斯蒂勒更具人性的手下。至少,佩恩·贝斯特是这么想的。弗里茨的同伴是贝德手下的保安局士兵,他们一直在喝红酒,快要喝醉了。佩恩·贝斯特认为这是套话的绝佳机会,便与他们攀谈起来,麦克格拉斯中校不讲德语就只身离开,错过了“二战”期间最特别的一次对话。

这位保安局士兵眼神呆滞,快要晕过去了,而弗里茨要么一直流着眼泪嘟囔着可怜的老婆、孩子,要么乘酒假气桀骜不驯地一再强调敌人不会活着逮捕他。

“你真是个好人,”佩恩·贝斯特和他说,“你对我们一直很好。”

弗里茨颤抖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把你当挚友啊。”他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为兄弟情谊干杯!”

佩恩·贝斯特和他敬了兄弟情,也向他保证:“你落到我方军队手里之后,我会为你美言两句的。”

这句话激起了一阵爆发式的咆哮。弗里茨大肆吹嘘他会杀死多少英国兵,一再强调英国人不会活捉他的。最终,吹嘘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说:“没错,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也会帮我,但前提是你得活着。”他笨手笨脚地在军服胸袋里摸寻出一张印着字的纸,挥舞着说道:“这就是处决你的命令,你活不过明天了。”

佩恩·贝斯特试着掩盖他的惊愕:“说什么胡话?”他说,“肯定没人会傻到在战争达到这个节骨眼,对我们执行枪决吧!为什么?一两天之后,你们所有人都会变成囚犯。”

弗里茨摇了摇头。“不,肯定的。”他一边挥着纸,一边说,“你看,白纸黑字印着呢。”他把纸放到佩恩·贝斯特眼前,而贝斯特读不到全部,但是能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张柏林帝国安全总局下达的军令,附有一份不能落入盟军手中的名囚名单,所以一旦危险情况发生就必须被处死。佩恩·贝斯特设法看到了名单上一部分名字,有舒施尼格、布鲁姆、尼莫拉、沙赫特、穆勒和法肯豪森上将、汤玛斯和哈尔德大将,名单上还有理查德·史蒂文斯少校;当然,还有他自己。

他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说:“你不是和我说斯蒂勒不会傻到真的去执行军令吗?”他告诉弗里茨,他敢肯定,斯蒂勒会把他们留在尼德多夫,在美国人到达之时移交人质。

“斯蒂勒!”弗里茨轻蔑地啐了一口口水,“你别搞错了,贝德才是拍板钉钉的人,他决定处死所有囚犯。”

弗里茨还说,贝德3月前就收到了这些命令,计划是预谋好的:名囚要么被押为人质,要么被处死,没有任何自由的可能。“贝德永远尽责执行军令。”他说。

佩恩·贝斯特问弗里兹,到时他会不会参与处刑:他会枪决一个刚刚与他敬过兄弟情谊的人吗?

“会的啊,贝斯特先生,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弗里兹说,约莫第二天,名囚就会被车带到附近山中的旅店内,用机关枪枪决,再火焚旅店。“我完全不想这样做。”他说。与其说他反对屠杀,不如说反对屠杀的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所有守卫使用的标准MP40机关枪杀人效率都不高,发射极不精准,子弹威力也不够。“开火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死亡。”他说。

弗里兹停了一下陷入沉思,同时佩恩·贝斯特也在消化刚刚听到的消息。最后,弗里兹继续说道:“贝斯特先生,你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开始扫射的时候,我给你做个手势,你就能站在我旁边,我直接在你脖子后开枪。这是最好的死法了,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是神枪手,从来没打偏过。”

弗里兹详细地描述了后脖颈的枪决方法,枪要对准头骨底部,枪口绝不能碰到囚犯的皮肤,否则他们吓到就瞄不准了。想要一击毙命,就必须瞄得非常精准。弗里兹执行后颈枪决的经验很丰富。“我几乎可以闭着眼行刑。”他从手枪皮套中抽出瓦尔特P38手枪(Walther P38),不稳地挥舞着,“你转过身,我做给你看。”

佩恩·贝斯特很快拒绝了。“别傻了!我怎么知道你在我背后做什么?”

弗里兹点了点头,“你……”他向保安局的伙伴说道,“转过去,我要给贝斯特先生展示一下怎么行脖刑。”

他的朋友已经完全醉了,傻傻地看着弗里兹,又开始嘟囔:“全都毙了……啪、啪啪……”他用手臂画了个大圆,红酒瓶和酒杯都砸在了厨房地板上。后来他把头躺倒在桌子上,开始打呼噜。

弗里兹现在喝得太多,注意力无法集中,又开始叨唠老婆和孩子,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杀了上千号人。他又说,这场惨痛的世界大战是由英美犹太人挑起的,元首是个平和的好人。

佩恩·贝斯特决定,该走了,便丢下弗里兹和他沉睡的朋友回到楼上。法肯豪森一人在屋中,看不到汤玛斯或博宁的身影。佩恩·贝斯特不希望在人质中煽动恐惧的情绪,便没提及他和弗里兹的对话。如果其他名囚得知,连斯蒂勒原本更为平和的手下都变得敌意满满,则会激化囚犯的恐惧,转为恐慌。如果佩恩·贝斯特知道其他英国囚犯身上发生的事,可能会更为担心。

***

尼德多夫市政厅变成了国际旅店,也变成计划阴谋的温床。在市政厅顶层,桑特·加里波第将军已开始建立自己的游击队总部。所有装作当地平民,向著名同胞致以敬意的当地抵抗人员一整晚都在见他,接收命令。

获悉加里波第袭击计划的“吉米”·詹姆斯,看到这人潮攒动的景象感到非常敬佩。加里波第神奇地丢掉了集中营的条纹囚服,换成了意大利将军的淡蓝色军服,还佩戴上奖章。他设法在被禁期间完好地保存了军服。加里波第气质雍容,监督袭击准备工作时,宽脸庞上的表情严肃但和蔼,高高的厚鼻子下,笑起来时牙齿稍稍突出。

自从听到博宁与维廷霍夫讨论释放囚犯的计划后,加里波第就决定暂停袭击。“翼”·戴和其他英国囚犯不情愿地同意了,坚持延迟的期限必须短暂。比如,詹姆斯希望采取行动,他不喜欢“坐着干等贝德一行人执行屠杀”。他们也不喜欢依赖德国人解放。戴在囚禁期间结识了许多德国朋友,也尊重德意志民族,但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很难相信他们的言语,特别是在还包括一名与盟军战斗的将军时。

而且,斯蒂勒和贝德的手下已知道博宁的计划,并极为痛恨,简直火上浇油。党卫队不愿听到自己手下的囚犯越过他们,自行与德国国防军将军取得联系。佩恩·贝斯特的酒友弗里兹下士这样评价博宁:“我们应该先把这个叛国贼毙了。”

市政厅中,匈牙利名囚和德国亲属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匈牙利前总理米克洛什·卡洛伊和前国务秘书安德里斯·赫拉特基(Andreas Hlatky)一直住在巴赫曼旅馆,前内政部大臣彼得·什尔男爵(Baron Péter Schell)希望和英国战俘一起住在市政大厅,他们的草垫已经在理事会议厅和宴会厅铺好了。剩下的六位匈牙利高级官员和米克洛什·“尼基”·霍尔蒂的秘书都没有住的地方。进入市政厅时,他们带着满是红酒、雪茄和精致美食的行李箱子,发现人和行李都没有多余的安置地后,进入理事会议厅;里面几个男性亲属囚犯已经住在这里,并强硬地赶他们走。匈牙利和曾经德国盟友之间的敌意发酵得越来越浓。由于几人本身不是战斗人员的亲属囚犯,只能在强硬的军官面前退缩了。

“翼”·戴听说了两方的矛盾,很快介入调解。他在什尔男爵的陪同下走向会议室,室内早就挤满了囚犯,堆满了匈牙利军官的行李。戴提高嗓门叫了一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坚定地对匈牙利人说:“现在马上出去,不然我就亲自把你们和行李一起丢出去。”什尔男爵也支持他,用本国语言怒骂同胞的屈辱行为,听上去语气很重。效果很好,匈牙利人收拾行李,退到了另一间只有松垮草堆做床的房间里。

终于安置完散布在尼德多夫各处的名囚。很多人坐了太久,终于躺下,他们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即便床只是稻草铺成的。但有些人意识到,形势的紧张程度正在逐渐升级。彼得·丘吉尔和大多英国囚犯一样,也是其中之一。他大半个下午都与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交谈,内容引人入胜。施拉布伦多夫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军人生涯和1943年轰炸希特勒的密谋。丘吉尔崇拜这位德国人,意识到如此吐露心声需要多大的信任。他们分开后,施拉布伦多夫说:“我们还没脱离险境呢,丘吉尔,我感觉今晚会非常危险。”

***

人质里已有一人不愿再忍受紧张的局势、不适和囚禁了——“疯狂杰克”·丘吉尔下定决心,立即采取行动。

他和“吉米”·詹姆斯都坐在理事会议厅的草垫上,突然,“疯狂杰克”简短地说道:“我出发了,吉米,我受够了这群人,你来吗?”

“吉米”·詹姆斯作为大逃亡逃犯,逃跑的直觉很准,但他习惯于系统性规划。“不,”他说,“这次不来了。”他解释称,他们翻过第一座山之前,战争肯定结束了。

“疯狂杰克”不认同他。他已经受够了佩恩·贝斯特和德国朋友掌握一切的样子。他们总是夸夸其谈,大做规划,却总不做实事。“疯狂杰克”·丘吉尔极为好斗,喜欢打仗。单独囚禁的九年已经将他的耐心和脾气消磨殆尽。他不仅对受困于此烦躁不已,还很渴望回到战场,然而时间所剩无几了。

他与“翼”·戴商量此事后,也得到了同样的回应:戴拒绝和他一起走,虽然他的理由和詹姆斯不同。首先,戴已承诺过加里波第和英国军官,游击队员来时,帮忙制服党卫队守卫,协助袭击。更重要的是,他实质上是英国囚犯的领导者(除了自己行动的佩恩·贝斯特),而如果他消失了,肯定很快会被发现,其他的人质会因此遭殃。

虽然他不愿和丘吉尔一起走,但戴也认同此次尝试,希望给他援助。戴和“吉米”·詹姆斯给了他闲置的暖衣,戴送了他半程。他们一起离开市政厅,沿着广场走,在巴赫曼旅馆向左转,进入了漆黑狭窄的大街,走向小镇边缘。

戴已想好为“疯狂杰克”的失踪开脱的理由。他计划好,如果党卫队士兵真的枪杀英国囚犯,就当着贝德和手下的面,宣布丘吉尔中士带着党卫队和保安局的名单逃跑了,如果他们屠杀囚犯,就会在被俘的那一刻被枪杀。事实上,这份为丘吉尔的行动开脱的计划站不住脚。几人已经拒绝单独逃跑,因为这样做有激怒贝德的风险,会对留下的人造成威胁,特别是妇孺老人。当晚的尼德多夫,党卫队面临着大灾变,许多士兵带着复仇的欲望酩酊大醉,情况从未如此危险。

小镇边缘的火车道上,戴祝福“疯狂杰克”好运,看着他在黑暗中穿过铁轨,走向浓密的松林。佩恩·贝斯特随后听到“疯狂杰克”·丘吉尔逃跑,他感到既愤怒又恶心。“我觉得他的行为极为懦弱,即便最勇敢的人也犯这种毛病。”彼得·丘吉尔也不认可他的行为,训斥了他。他们担心,一旦党卫队士兵发现“疯狂杰克”消失,会造成严重后果。实际上,逃跑不是懦弱,而是自私,因为“疯狂杰克”·丘吉尔自己无法控制加入即将收尾战争的冲动。

戴目送他消失在黑暗中,丝毫不知“疯狂杰克”毫无代表囚犯联系盟军的愿望,因为他只在乎自己。

戴回到市政厅,走过前门时,很警觉地发现入口大门站着15名身背机关枪的党卫队士兵。贝德上下来回来去踱步,显然心情很糟。彼得·丘吉尔与戴同时进来。贝德走向他,问道:“你表弟哪儿去了?”

彼得·丘吉尔已经习惯德国人将“疯狂杰克”(实际上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弟)错认为他的表弟。他对逃跑毫不知情,只是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他说,“可能他已经在楼上睡着了吧。”在他身边的“翼”·戴顿时紧张起来,脑子开始飞转。他们已经开始找“疯狂杰克”了吗?他离开的时间太短,根本不够让别人发现逃跑啊。

“嗯,”贝德说,“我给英国军官在广场对面预留了一间特别的房间。”

戴虽然不喜欢这说辞,但还在临危时刻保持了外表的镇定。他说:“我们不想要什么特殊房间,和丘吉尔中士等一起凑合一晚就好。一切都安排好了。”

平淡的回答让贝德有些不知所措,但似乎也不愿再继续催促,便离开了。

贝德走出听力所及范围之外,听到这番对话的匈牙利前总理米克洛什·卡洛伊与彼得·丘吉尔低语道:“上天保佑,今晚别去什么特别的房间,他们正伺机攻击你呢,我能感觉出来。”

“感谢。”丘吉尔说,“但别担心,我们也察觉到了。”

戴和丘吉尔尽可能表现得正常,从市政厅的主楼梯走上楼。戴不知所思,贝德想要上楼检查“疯狂杰克”的行踪轻而易举。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他,那贝德只是简单地判断戴是否参与进来了。最重要的是,戴感到党卫队肯定已经知道了加里波第会议,而且猜到英国囚犯也参与了进来。那么把他们一同安排在一个房间只是为了隔离,最终消灭威胁吗?

党卫队和保安局士兵又警觉了起来(至少那些还清醒的人警觉了起来)。斯蒂勒和贝德显然下定决心,要在失控的一天后重整秩序,而他们的手下则紧张不安。当时情况极为不稳定,事态本身的复杂性又让形势变得更为危急,囚犯们分布在小镇四周,太多人希望自行其是。德国人警觉着包围村落的意大利游击队和其袭击的可能,他们的手指时时刻刻扣在扳机上,等待一切危险或抵抗的讯号。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囚也艰难地入睡了。市政厅每排床尾都坐着一名守卫,大腿上架着机关枪。所有入口和楼梯都在监视之下,德国巡逻兵在阴暗的走廊中走来走去。楼外,一卡车手榴弹在镇广场中央停着,昭示着不幸。附近更加严密武装的德国士兵在阴影中如隐若现。几百英尺以外,山里森林中,游击队员时刻观察着,等待复仇的时刻。

没人听到博宁和汤玛斯与德国高级指挥官的谈判,然而,这是和平解决问题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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