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死亡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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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山口，4月28日，星期六

一位党卫队士兵骑着摩托车，从布伦纳山口蜿蜒的山路顺势而下。他骑得很慢，艰难地穿过向奥地利行进的德国撤退军队、走下山的意大利难民和双向行驶的车队。他身后十几英尺，几辆巴士平稳地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慢慢地前行着。摩托车时不时提高引擎转速，加速勘查前路的情况。每个路口，摩托车骑手都会停下，挥手示意。车队停下后，贝德和斯蒂勒就会下车与骑手商讨。他们手指来指去，头摇得厉害，还无奈地耸肩。最后，两位军官又上了车，车队便继续开始行程。

在名囚看来，似乎党卫队军官也不知目的地为何方，两人已经和柏林断了联系；而贝德性情如此多变，斯蒂勒性格太过软弱，无法控制贝德，因此对于名囚的人身安全来讲，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有些名囚确信二人清楚目的地所在。马克沃特·冯·施道芬贝格（Markwart von Stauffenberg），菲口中的“圆胖叔叔”[1] 告诉她，车队一定会去布伦纳山口以南50英里的博尔扎诺，因为武装党卫队（Waffen-SS）原计划在此设立最后的阵地。他在赖兴瑙岛劳动教育营时，听到因斯布鲁克一地方长官已前往博尔扎诺。菲的心一沉：“活了这么久，丧命于大战最后一仗岂不是太讽刺了？！”

至少，周遭的景致能给予些许慰藉。清晨的日光洒向大地，照耀着幽绿、深邃的狭长山谷和凹凸不平的岩石地表，一条条、一块块松林和清幽的阿尔卑斯农场好似针线补丁一般，将山谷与岩石缝了起来，像一件松垮的旧衣。山间绿色森林的断层之上，可以依稀看到白雪皑皑的石头山尖。高高的山口，河谷倾斜得陡峭险峻，山间的褶皱中，道路蜿蜒曲折。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仔细端详着这番景致，眼中露出还乡的幽思。他1898年的出生地就在加尔达湖旁的一个村庄，是个土生土长的提洛尔人，非常熟悉这里每一个小镇、每一座村庄。他小时候，这里还一直属于奥地利。提洛尔曾是位于奥匈帝国中心的古老藩国。1918年，“一战”同盟国（the Central Powers）战败，奥匈帝国解体后，奥地利变成了附属地。《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签署后，提洛尔南半部分被割让给意大利帝国。舒施尼格仍将这里看作家乡，极不情愿地承认，“从政治角度来讲”南提洛尔已是意大利领土。在提洛尔，不同的文化共生，几乎每一村户都有德语和意大利语两个名字。

很快，舒施尼格意识到，目的地肯定不是博尔扎诺。穿过福尔泰扎小村（Franzensfeste），布伦纳山口后深深的山谷开始延展开来。车队向右转，穿过群山中一缺口，驶向多洛米蒂山（the Dolomite range）东西向的阿尔卑斯山谷普斯特–塔尔（PusterThal）。舒施尼格知道，普斯特山谷最终指向奥地利属东提洛尔。他告诉了佩恩·贝斯特等人，给了他们新的揣测方向。

当天早晨9点，天气阴沉而潮湿，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给森林高地蒙上了一层雾霭。车队已经行进30英里，刚刚驶过蒙圭尔福–泰西多（Welsberg-Taisten），领头车辆在高速公路旁标有布拉埃斯湖（Pragser Wildsee）旅店的地方下了高速主路，在铁路十字路口处很快停下。名囚又看到斯蒂勒和贝德下车，淋着瓢泼大雨，就接下来该怎么办争论不休。最后，巴士又转身从辅路回到高速路上，司机停下了车，关掉引擎。

他们停在阿尔卑斯一片草场中，路的两侧倾斜而上，引向浓密的松林。路旁的一条铁轨和高速路一样，望不到尽头，沿着树林茂密的山坡消失在一帘雨雾中。

静谧的景致会让人安适下来，忘记危险，但这只是幻觉。经历了五年战争的北意大利已突然陷入一片屠杀与报复之中，而这天晚些时分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之死也是各种缘由之一。三天后，即4月25日，意大利反抗运动的伞状组织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the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宣布大规模起义，呼吁北意大利游击队开始在德国后防指挥区域袭击。各个村庄、小镇、城市都成为反抗者们与德国警察和军事部队的针锋相对的战场。游击队在农村四处游荡，屠杀纳粹、法西斯分子和任何涉嫌共谋之人。通常，他们使用的方法也和曾经的统治者一样残暴。游击队也相互攻击。复仇的情绪越发高涨，党卫队和保安局的士兵都非常希望摆脱人质，或在人质身上复仇，名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尼莫拉牧师发现，有些守卫从路旁村庄中搜刮了烈酒，喝得酩酊大醉。他提醒“翼”·戴，党卫队醉酒通常是施暴的前兆。尼莫拉不是唯一一个有此预感的人。戴也发现，在集中营待过很长时间的名囚坐在停于路旁的车中等待时，变得“非常紧张”。

斯蒂勒向他们告知情况后，稍稍放下了心中的最大的担忧。他甚至有些抱歉地解释：他本想带囚犯去布拉埃斯湖旅店，但被三位德国空军将军和手下占用了，只能去寻找其他住所。但因为他们的车汽油所剩无几，所以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必须在这里留一会儿，让他去寻找其他的住所。

虽然名囚们对看守极为担忧，但这一情况也激起了抗议。名囚忘记了他们身处险境，开始大声说出自己最迫切的担忧。他们能不能吃到早饭，或至少喝点东西？他们昨天只喝了咖啡和行军配给军粮，女人们很担心孩子、老人，所有人都因舟车劳顿而愤怒、疲惫，也受够了看似毫无目的的寻觅。特别是一群曾在战场中指挥过大型军队的将军，对斯蒂勒和贝德的组织能力感到失望恶心。一切都安排得极为混乱，斯蒂勒在抗议之下，又下了车和贝德交流起来。

同时，名囚获准下车，伸展筋骨。雨停了，但仍然潮湿、阴冷。路的两旁，每隔五英尺就有党卫队和保安局守卫守着，机关枪时刻备好。

佩恩·贝斯特利用这个机会，三番几次单独询问斯蒂勒的计划，并揣摩他的心情和性情，但结果很令他失望。他现在沿着路溜达，和几个在尚贝格学校囚禁期间认识的贝德手下、保安局士兵攀谈起来。

他毫不怀疑，若这些士兵得令屠杀人质，会毫不手软。然而，攀谈过程中，他并未感到屠杀的欲望。甚至有一人还认为，现在杀掉斯蒂勒和贝德似乎不错。佩恩·贝斯特想要鼓动这一行为，不过似乎并未奏效。

在佩恩·贝斯特看来，鼓动斯蒂勒违背军令拯救名囚更为可行，这样，当他迟早落入盟军手中时，就有希望得到优待。在达豪时，贝斯特就已经向他说明此意，但没说服他，现在似乎也没有转变。斯蒂勒是个胆小鬼，无意僭越贝德。尽管斯蒂勒手下30名党卫队数量多过贝德的保安局士兵，但后者更积极，更容易采取突然暴力行动。斯蒂勒的大部分手下都不杀人，他们很多是被迫加入党卫队的德国国防军。

佩恩·贝斯特希望给斯蒂勒施压，便趁亚尔马·沙赫特和弗里茨·蒂森在巴士旁溜达的时候和他们交谈。作为“我方财阀”，贝斯特认为他们应该大手笔贿赂斯蒂勒，比如用10万瑞士法郎贿赂他，把人质带到瑞士。两人都摇头，拒绝参与如此危险的计划。佩恩·贝斯特试着说服他们，但失败了。他对两人的胆怯感到既困惑又愤怒，最终放弃。

有些囚犯被困在这里，看到武装守卫用威胁的姿态站在路的两侧，着实越来越害怕。流言称，一辆巴士放着盖世太保的军令，要求党卫队在到达目的地后枪决所有人质。他们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似乎大限真的要来临了。

同时，好奇的意大利农民向他们走来，但被守卫挡住了，他们却向这群陌生人挥手，认出了一些知名面孔，猜测其中定有阴谋。车队也激起了过路人的好奇心。一辆坐满德国士兵的卡车驶过，士兵嘲弄囚犯，大肆喊出辱骂之语。他们似乎把名囚错认为面对逼近的盟军落荒而逃的纳粹党员（Parteigenossen），囚犯也深觉讽刺。

最终，这场“表演”让名囚破了局。几个平民骑车，走向一英里外的尼德多夫（Niederdorf）。他们认出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于是骑到村庄之时，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地方当局。很巧的是，博尔扎诺高级代表处的意大利军需官那天正好在尼德多夫。安东·杜契亚（Anton Ducia）本是工程师，负责在南提洛尔安排德国军队的临时驻地，还负责照顾许多百姓难民。他听说名囚被困在车上，就过来查看。

杜契亚衣着得体，接近中年，生着一张警觉聪明、和蔼可亲的面孔。他向舒施尼格介绍自己，向斯蒂勒主动提出在尼德多夫为囚犯提供食宿。斯蒂勒很害怕局势不再受自己所控，不愿让意大利人插手此事。杜契亚希望提供帮助，在村子和停车地之间来来回回好几次，提出疑问和临时安排，希望能说服斯蒂勒。但斯蒂勒和名囚都不知道，杜契亚除了负责安置纳粹士兵以外，还是当地意大利反抗网络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可以趁机从名囚身上获利。

在明显合理的安排面前，斯蒂勒的权威开始受到威胁。名囚或单独或成群结队地开始自己做主。副主教纽豪斯尔公然无视德国守卫，带着一小撮神职人员前往尼德多夫，他们希望能带来所能搜集的所有军需，给妇女和孩子填饱肚子。甚至连贝德手下的保安局士兵都丝毫不反对。

在这一片混乱中，另一拨囚犯趁此机会从人群中溜走。桑特·加里波第将军和大卫·费雷罗中校发现，也许费雷罗早知道，一位铁路工人运营附近道口，住在旁边一个小型高山村舍中，他也是游击队领导，军衔类似中士或下士。加里波第和费雷罗请彼得·丘吉尔、两名意大利勤务兵阿米西（Amici）和巴尔托利（Bartoli）随他们同去。

从车队溜走后，他们在铁路工人村舍受到了热烈欢迎，还有一顿丰盛早餐的款待。简简单单的农家饭，在很长时间没吃过一顿好饭的彼得·丘吉尔眼中好似盛宴。而在车队中，伊莎·维尔梅伦见到一只刚宰杀的新鲜羔羊被带到了村舍中，思索着发生了什么。

斯蒂勒眼见事态逐渐不受控，便质问了越来越抵抗的囚犯，向他们保证不会再让其等待。所以，他向尼德多夫走去，显然意在解决危机。

事实上，尼德多夫村子不小，有潺潺的小溪蜿蜒流过，建有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几间极具魅力的酒店、酒馆，迎接着旅客。不久前，尼德多夫还是个安宁、祥和的地方，只在假日才忙碌起来，然而如今已满是难民和士兵。斯蒂勒看到整齐的中央广场军车堵塞不堪，人行道上也聚集着许多人。他找不到电话或电报办公室和上级沟通，当他遇到德国国防军分遣队寻求帮助时，他们却拒绝帮助党卫队军官。德国军事力量架构逐渐崩塌，国防军和党卫队之间的敌意也愈发明显，希姆莱高层使用的恐怖手段对普通士兵的作用已经逐渐消失。

他走向广场角落灰石白浆的市政厅，才找到乐意接待他的人。市长耐心地听完了斯蒂勒对其所处困境的描述，一段谈判过后，终于答应囚犯可以住在市政厅。其他人只能住在当地旅店和私宅里。

但当斯蒂勒和安东·杜契亚说明情况时，这位意大利军需工称他也陷入了僵局。尼德多夫所有的村庄都是满的，当地所有住所都是军队、后勤兵和医疗兵，还有从炸毁医院和学院中逃出的平民。普斯特山谷和南提洛尔地区都已住满。

绝望之中，斯蒂勒提起了提洛尔–福拉尔贝格大区的弗兰茨·霍费尔长官的名字，他接受希姆莱的直接领导。霍费尔曾经承诺斯蒂勒，在布拉埃斯湖旅店为160多名囚犯和60名守卫提供住所。杜契亚听到长官的名字十分震惊，斯蒂勒也强调了这一点，提醒杜契亚他手下有几十名保安局和党卫队士兵，还说：“如果这些囚犯没有地方住，恐怕最糟的事情就会发生。”

杜契亚知道他必须快速决断，一定要快速撤离住在布拉埃斯湖旅店的德国空军将领。他向斯蒂勒保证，会处理好一切。同时，市长也承诺当晚配合斯蒂勒的一切需求。

铁路道口处，五辆巴士中不满的乘客还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忍受着悬而未决和不适的煎熬。大多数人都已回到车座坐下，在车里挤着总比在外淋雨强。上午11点，神职人员从尼德多夫回来，带着咖啡、人造黄油和奶酪，足够给最需要的囚犯一顿小餐，但对于剩下的人来说，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饥饿之感越来越强。

仅大约100英尺外的火车工人的村舍中，气氛却混杂着庆祝、阴谋和好奇——彼得·丘吉尔、朱塞佩·加里波第、大卫·费雷罗中校和意大利勤务员享受着游击队男主人准备的盛宴。不久，其中一位勤务员巴尔托利离开村舍，走回大巴，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翼”·戴和“疯狂杰克”·丘吉尔。“加里波第带来问候，”他说，“我的将军希望能尽快在村舍与你们见面。”

巴尔托利回到村舍，几分钟后，戴和丘吉尔也悄悄地从车队溜走，向同一个方向走去，悄悄地溜进房门。

他们看到自己的同伴也坐在厨房桌周围，这里还有一大壶红酒和吃了一半的烤羊羔。加里波第作为东道主，邀请两位英国军官坐下。他热情地用意大利语欢迎他们，彼得·丘吉尔做翻译，又邀请他们分享羊肉，喝基安蒂酒。“先生们，”加里波第说，“我请你们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我们眼中的局势发展，也因为费雷罗中校承诺过，一到意大利就能找到逃跑的方法。”

戴一直记得他的承诺，也记得因为受其影响而放弃了和道斯一起躲在达豪天花板空隙中的计划，还因此追悔莫及。

“水平十字路口外50英尺的森林深处……”加里波第继续说道，“……就是自由。”他依赖于火车工人提供的信息：附近的松林布满了南提洛尔游击部队，总计近1000人。火车工人可以提供几辆车，把屋中的军官带到那里。

“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加里波第说，“游击队已邀请我领导他们，如果我们加入，则可包围车队，拯救所有囚犯。反之，若我们不加入，所有留下人的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我可以安排游击队队员单独包围车队。”加里波第等待彼得·丘吉尔翻译完，说：“‘翼’·戴中校，请问你怎么看？”

戴对于逃跑和采取行动的想法感到一阵激动，但他还是保持了理智。他听了一下，说：“总体来说，第二份计划对大多数人风险更小。我们之中有很多妇孺老人，所以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保护，让他们免遭伤害。所以我认为，应当回到车队，这样在游击队袭击的时候我们就能压制住党卫军。”

加里波第又问“疯狂杰克”·丘吉尔，“请问您怎么看？”

杰克又以充满敌意的眼神看了眼加里波第。他与在场的其他人不太一样，也毫不顾虑其他囚犯的安危，更遑论解放囚犯。“我认为应该趁时机有利时逃跑。”他说。

“谢谢。”加里波第说。随后他询问了身经百战的游击队队长费雷罗。

“我同意‘翼’·戴中校的观点。”费雷罗说。

加里波第环顾桌边人的脸，说：“先生们，大多数选票投给了第二份行动方案。”

在戴的建议下，大家同意将袭击日期定在第二天，即4月29日星期日，此时名囚应该已经住在更安全的住所之中，人身安全更有保障。与党卫队相比，在露天空地上针对车队的袭击可能会对囚犯的伤害更大。所以袭击开始时，坐在桌边的密谋人士、空军中尉悉尼·道斯、英国空军上尉伯特伦·“吉米”·詹姆斯和其他英国人会从党卫队后方袭击。

加里波第结束了会议：“我们都同意这份计划，那么现在开始执行。感谢大家。”

彼得·丘吉尔离开村舍时，很佩服加里波第和费雷罗的无私精神；他们完全可以偷偷逃到村子里，加入游击队，让其他囚犯听天由命。丘吉尔思考过他在类似情况下会做何决定，若他在经历了多年囚禁后回到德国占领的英国，发现一队英国游击队听他调遣，还会像意大利人做一样的决定吗？

“疯狂杰克”的想法不同。他们淋着雨回到车队时，他告诉戴，很可惜他们错过了逃跑的绝佳时期。但他也没因此伤心苦恼，他向戴透露，他准备当晚“置计划于不顾”，自己作战。他们回到巴士，发现几小群年轻男囚犯都自己走向尼德多夫，戴和“疯狂杰克”·丘吉尔也决定开始向村庄走去。

斯蒂勒艰难地在小镇中组织住所，然而同时，不同的囚犯成群结队地乱逛。贝德只身前往尼德多夫，希望施以些许控制。他冲到一个又一个地方，非常愤怒。当卡尔·康克等神职人员在一间酒馆找到住所的时候，他又将他们轰了出来。

在街上，康克看到乔治·汤玛斯将军、青年律师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和英国陆军上尉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走进村庄。佩恩·贝斯特对施拉布伦多夫感到很好奇，因为他主动参与刺杀希特勒计谋，经受了盖世太保的酷刑，却活了下来，实属凤毛麟角。三人感到无聊透顶、饥肠辘辘，一直在寻找食物。正当他们沿街走向村中央，穿过一群难民和德国士兵时，一人大喊道：“汤玛斯！汤玛斯！”一直站在一旁的德国将军冲向前拥抱汤玛斯，他们是旧友。

一直观察着这场相遇的卡尔·康克注意到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也在冷眼观察，脸上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深知，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

佩恩·贝斯特与施拉布伦多夫走着走着，撞见了安东·杜契亚，杜契亚又叫了几名闲逛的囚犯，将他们带到高登纳斯特恩旅馆（Goldener Stern Hotel）吃饭。佩恩·贝斯特对再次前往酒店感到欣喜若狂，这里既干净又温暖，一名友好又亲切的女主人还很快过来照顾他们。洗漱完毕后，囚犯们被带到长桌前，女服务员身着鲜亮、美丽的提洛尔风格长裙，为他们奉上蘑菇炖肝。“先生们想喝些红酒吗？”答案是肯定的。很快，他们又像一群度假的游客般欢乐地畅谈起来。

然而巴士上既无开心欣喜，也没有欢声笑语。大多被士兵吓到，抑或是身体不够强壮、康健，无法在冰冷的瓢泼大雨中徒步去村庄的名囚仍在车上。除了寒冷不适，他们也愈发饥饿和恐惧。

村舍会议结束后，彼得·丘吉尔回到大巴，发现一场小型“起义”。一名看管大巴的保安局守卫和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一样，不停地喝烈酒。在其他囚犯的煽动下，他快喝完一瓶，已快酩酊大醉了。一位囚犯抽出他的钱包，里面装着折得整整齐齐的、希姆莱柏林办事处发来的文件。文件下达军令，点名要求处决28名名囚，其中包括所有英国军官和其他军事囚犯。

* * *

注释

[1] 原文Uncle Moppel，Moppel是德语巴哥犬的小后缀，通常用来形容圆胖的小孩。——译者注

第十七章 死亡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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