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死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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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4月29日，星期日

在德国愈发荒乱的首都地下元首地堡中，第三德意志帝国的末日以充满了复仇、背叛和残暴的“死亡闹剧”形式上演了。

午夜刚过，希特勒和他一直以来的情妇伊娃·布劳恩（Eva Braun）举行了婚礼。疲惫憔悴的元首换上常穿的制服，新娘穿上他最喜欢的黑色塔夫绸新娘裙。只有几名忠诚、值得元首信赖的人参加了婚礼：约瑟夫·戈培尔夫妇、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的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和特劳德·荣格（Traudl Junge）。

前一天，希特勒通过瑞士广播得知，希姆莱与盟军私下谈判，他被“忠诚海因里希”的背叛彻底击垮。希姆莱的副官赫尔曼·菲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在总统府花园接受审讯后被枪毙，一名下属也被派遣去追踪希姆莱叛国贼的行踪，让他得到惩罚，并确保他不会取代希特勒成为元首。

即便是再疯狂的纳粹分子，也意识到战争已无力回天，希特勒也开始考虑怎样自我了断——不到36小时，他便会命归西天。对于党卫队军官弗里德里西·贝德和埃德加·斯蒂勒来说，从柏林接到命令或指令是不可能了，他们只能完全依靠自己，而人质只能完全依靠德国人的仁慈。

***

尼德多夫，4月29日，星期日

清晨的时光走得很慢，住在巴赫曼旅馆和高登纳斯特恩旅馆的幸运名囚没有受到贝德和斯蒂勒手下太过严密的监视。但他们还是感到极为不适，轮流守夜，互相照应。很快，行刑的流言让他们不敢放松警惕，也丝毫无法打消恐惧。

除英国人外，神职人员、格德勒与施道芬贝格家族最为危险。所有人质中，希特勒最痛恨他们。神职人员在村北边、广场一条街外的天主教教堂神父住宅中得到了庇护。那里，约瑟夫·布鲁格神父（Father Josef Brugger）很热情地为这群名囚敞开大门，卡尔·康克觉得他是个“热心的人”。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更希望能和其他囚犯一起住在市政厅，他认为在一切未知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应该在一起。但他被劝进了神父家中。“党卫队士兵很容易生气。”两位神职人员告诉他。他们听到希特勒已自杀的流言，如果流言属实，那恐怕贝德的士兵会怒不可遏，开始复仇。

副主教纽豪斯尔去找斯蒂勒，用尽自己的决心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去神父家里住，别给我们找麻烦。”简短的争论后，斯蒂勒妥协了。纽豪斯尔还有最后一个诉求。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一定要举行弥撒。“请您允许吧，”他请求斯蒂勒，“我会与牧师安排好一切的。”斯蒂勒抵制了一会儿，但最终同意了。午夜时分，12名神职人员和格德勒与施道芬贝格家族走向牧师家，布鲁格十分周到地招待了他们。纽豪斯尔熬到了凌晨2点30分，与格德勒与施道芬贝格家族的人谈话。卡尔·康克在食品储藏室中收拾出个床铺，用毯子和大衣裹住身体抵御寒冷。当晚，谁都睡不安稳、睡不踏实。

凌晨3点左右，在巴赫曼旅馆一直等待得坐立不安、辗转反侧的佩恩·贝斯特等到了突然归来的乔治·汤玛斯。

汤玛斯解释道，博宁已经找到了村里的德国国防军指挥所，他身着上校军服，毫不费力地说服负责人致电维廷霍夫总部。但因为军队撤退，通讯非常繁忙，博宁等了好几个小时才打通电话。当他终于和维廷霍夫的参谋长汉斯·罗蒂格少将取得联系时，已过午夜。博宁解释了当下名囚所处的困境，希望维廷霍夫能够帮忙。罗蒂格告诉他，维廷霍夫不在，但承诺转达上校，让他回电。

博宁又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维廷霍夫在凌晨两点左右回电了。

他对名囚所处的困境深表同情，也承认意大利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他得到的军令是撤到名囚现在所在的阿尔卑斯地区的多洛米蒂山，并且誓死保卫那里。同时，他也尝试与盟军谈判结束敌对状态（大概36小时前，他的信使飞去与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会面）。他承认，任何在他执行区域被处刑的名囚都由他负责，并且承诺派遣一支国防军军队来保护名囚的安全。他还承诺会通知该地区的美国兵，在本人无法进行抵御的情况下采取措施。理论上，计划非常周密。两周前，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也建立了类似帮助解放的中立区。但那是西部前线，情况并非如此混乱，还因一场斑疹伤寒将人都挡在了外面。

博宁刚放下听筒，就看到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和几个随从作为高级官员全副武装地冲入房间。斯蒂勒花了大半个晚上寻找博宁，他现在非常愤怒。博宁不喜欢一名党卫队军官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讲话，于是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斯蒂勒威胁博宁，因尝试逃跑，要对他立即行刑。指挥所的指挥官对博宁非常愤怒，因为博宁没说他是囚犯。

虽然博宁自己身处险境，但他很同情他们。作为军官，他却违背了斯蒂勒的军令，而且完全误导了国防军军官。对峙稍稍平息了些后，博宁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和其他囚犯重聚，还告诉他们，国防军已承诺尽快给他们自由。

佩恩·贝斯特感到如释重负，终于沉沉地睡了个安稳觉，尽管他的呼噜“大得像一头豪猪”，不断吵醒法肯豪森上将。其他散布在尼德多夫各处的名囚并不知情，整晚都在恐惧中度过。

***

周日的清晨寒冷且阴郁。充分休息的陆军上尉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曾任纳粹德国时期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军官的弗朗茨·利迪格和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走出巴赫曼旅馆，每一步似乎都洋溢着春日的喜悦。

三人已经举行了“战争理事会”，会上决定，准备权力移交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斯蒂勒“担惊受怕”。幸运的是，他们走出旅馆时，遇到了站在楼前鹅卵石小广场上的斯蒂勒。佩恩·贝斯特告诉他，一起去室内聊个天。

显然，斯蒂勒不愿意，但三人似乎态度坚决。他环顾四周，确保他与贝德的手下都不在附近，跟着三人进入旅馆，上楼进入佩恩·贝斯特的房间。斯蒂勒非常紧张，但根本猜不到他已陷入了多么危险的陷阱。博宁在夹克下藏了一把手枪，三人也同意，如果斯蒂勒冥顽不化，“就无法活着离开房间”。

佩恩·贝斯特、博宁、利迪格和斯蒂勒围桌而坐，佩恩·贝斯特先发制人。他先谈及两人在达豪掩体里的对话：“上级突击队领袖先生，你曾说你接到命令，是在把我们移交给盟军之前确保名囚的安全。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流言，表明你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执行此令，还制订了处死所有囚犯的计划。”

贝斯特对斯蒂勒承诺的概括实际有些偏差，但斯蒂勒并未过多争辩。“不，贝斯特先生，我真的只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待遇，你不必害怕我。”斯蒂勒提醒佩恩·贝斯特。理查德·史蒂文斯认识他很久了：“他能告诉你，我是怎么善待囚犯的。”斯蒂勒将责任全都推给贝德，说：“我昨晚和他大吵一架，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受伤，然而他威胁杀了我……你要相信，我一定能尽己所能来帮忙，但对贝德爱莫能助。”

佩恩·贝斯特不买账。“你说你想帮忙但帮不了，所以对我们没用，”他说，“我们当然不会让任何人杀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从你这里接过控制权。”斯蒂勒对这番过分的要求感到震惊，却默不作声。“你同意吗？”佩恩·贝斯特问，“我能信任你会与我们忠实合作吗？”

斯蒂勒夹在贝德和三位严肃坚定的军官之间痛苦地意识到，现在这个地步，他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于是他从惊讶中恢复过来，表示同意。但他仍然坚称对贝德和保安局士兵束手无策，他们是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库尔特·萨维茨基（SSSturmbannführer Kurt Stawitzki）的特殊分遣队，专门执行屠杀。

库尔特·萨维茨基是盖世太保最残酷无情的杀手，贝德是他最冷酷的手下之一。斯蒂勒指出，贝德已经知道，如果自己落入盟军手中，必定在劫难逃，即便救了139位名囚，也无法得到绞刑豁免。

佩恩·贝斯特向斯蒂勒说了维廷霍夫上校的承诺，如果贝德拒不从命，就派德国国防军步兵连前来处理。他要求斯蒂勒转告贝德，并召集所有名囚中午在巴赫曼旅馆开会，宣告贝德正式将领导权移交给佩恩·贝斯特。

斯蒂勒被逼无奈，也完全不知佩恩·贝斯特无法完全掌握局势，所以同意执行两份指令。会议结束了。

博宁、利迪格和佩恩·贝斯特很高兴地看到形势有了进展，便下了楼，出了旅馆。小广场中，他们遇到了“翼”·戴和约翰·麦克格拉斯。贝斯特非常开心，告诉他们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过些时候就能取得控制权。

“噢，你被落下太多了，贝斯特，”戴说道，“都安排好了。”他告诉三位惊愕的军官，加里波第已经利用游击队员组织援救。意大利士兵会杀掉守卫，占领尼德多夫，“带所有人上山”。袭击计划就在今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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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宁、利迪格和佩恩·贝斯特强硬地对峙斯蒂勒时，“翼”·戴从市政厅理事会会议厅被召唤到顶层的桑特·加里波第总部。

他和麦克格拉斯上楼，发现房间里已经挤满了意大利人，身着蓝色军服的加里波第神采奕奕，主持会议。大卫·费雷罗中校也设法偷了一套合适的衣服，身着剪裁得当的卡其裤配武装带，游击队领队风范十足。戴心想，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物件的，又是如何在党卫军鼻子底下穿上，还毫发无损的？

懂意大利语的彼得·丘吉尔不在，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不过幸好，戴也会说一点法语和德语，而加里波第和费雷罗的法语说得很好。

会议主题是计划当晚袭击。虽然加里波第曾做出妥协，让博宁尝试联系维廷霍夫，才同意推迟前一晚的袭击计划，但是现在袭击计划又重启了。不仅如此，计划正向极为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现在，加里波第和费雷罗希望屠杀所有留在尼德多夫的德国人，不仅是党卫队和保安局的守卫，还有德国人质。只有妇女、孩子才能逃过一劫，和名囚一起被带入山中。

戴为麦克格拉斯翻译的时候，这位爱尔兰人“差点气炸了”。他被这份计划吓坏了，当机立断决定退出如此可怕的行动。

戴和意大利人激烈地争吵起来，麦克格拉斯也坚定地支持戴。最终，加里波第同意放弃部分计划。戴认为他心底还是个“善良的好人”，相信符合道德的理由能说服他；无论如何，如果英国人不参与进来，计划很难成功施行。

经历了反复磋商，计划终于得以展开。英国小分队的任务是等到意大利游击队开始突袭，就杀死市政厅中的党卫队，其他地方的守卫也会被单独解决。一旦村落被拿下，就可集合囚犯，将其带入山中。费雷罗能亲自领导袭击。戴非常信任费雷罗的能力，认为他是“个性鲜明、聪明透顶，带兵经验丰富”的天生领导者。

戴很清楚行动的危险性，害怕女人和孩子会被乱弹打伤甚至打死。他能想象出他们被困枪战中的恐惧。但是，他认为既然“战争已经打响，就无路可退。有人杀戮，也有人死亡，主动出击总强过听天由命”。对此，他开心不起来，但也相信他、麦克格拉斯和意大利人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坐以待毙，那我们就好似两个该死的懦夫。”戴后来回忆道，“我不想让费雷罗看低我。”

佩恩·贝斯特得知计划时惊愕至极，他觉得自己竟然天真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也见过加里波第“所谓的游击队员”，他们在他眼里不过是一群脖子上围着红围巾的“农村青年”，他完全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打击党卫队，镇压保安局的士兵，同时还能保证100多个分散在各处、惊恐且担忧的男女老少的人身安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用和平或暴力手段，在贝德做出任何争夺权力行径之前杀死他。

佩恩·贝斯特能感到事态已不再受自己所控。贝德还没死，斯蒂勒转交控制权的承诺也不可靠。现在已经快10点了，领导安排中午开会，佩恩·贝斯特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处理危机，“镇压武装起义”。他坚持要与加里波第碰面，便在戴和麦克格拉斯的陪伴下向市政厅出发，他委婉地表示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人；相反，他们之间应形成国际联盟，决定最佳行动方向。

三人前往加里波第的总部，找到他和费雷罗。佩恩·贝斯特会说多门语言，沟通毫无障碍，他坚定地说他们的计划不会成功。他压倒了费雷罗愤怒的抗议，以民主的名义说服加里波第11点举行一场会议，包括在场的五人，外加博宁、利迪格、副主教纽豪斯尔、詹·斯塔内克少校（Major Jan Stanek）、帕帕戈斯总参谋长和皮由特尔·普里瓦洛夫少将（Major General Pyotr Privalov）。

11点会议开始。佩恩·贝斯特因他人的语言障碍主导了会议。普里瓦洛夫除了自己的母语外只会说德语，帕帕戈斯只会法语。佩恩·贝斯特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加里波第身上，因为他才是最需要说服的人，他是否准许能左右游击队的行动执行。

面对费雷罗强硬且激烈的反对，佩恩·贝斯特迎合加里波第的政治敏感度和爱国主义情怀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南提洛尔曾是奥地利领土的一部分，而人口大部分都属于德意志民族。南提洛尔在战后有被归还给奥地利的风险，而一旦意大利游击队的暴力袭击杀死了布鲁姆和舒施尼格等著名政治家，则风险会更大。

加里波第考虑了良久。“我热爱和平。”他说道，也承认他更倾向于非暴力解决方案。

费雷罗愤怒至极。他冲出房间，高喊着他不管委员会怎样安排，都会继续袭击计划。

佩恩·贝斯特说服加里波第后，询问了其他人的想法。麦克格拉斯和戴都说他们不信任德国人的承诺，但也承认佩恩·贝斯特最适合评判德国军官是否值得信任。其他人没有提出反对。在帕帕戈斯的建议下，佩恩·贝斯特同意联系国际红十字会，请他们出面干预。

***

名囚军官们互相讨论，制订计划时，其他希特勒囚犯的周日平和而安详。

名囚中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包括几名天主教徒。4月29日是复活节后的第四个周日，今早举行弥撒，会给他们带来慰藉。前一晚，斯蒂勒同意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举行弥撒，允许当地人都来参加；所以早晨10点，当佩恩·贝斯特刚刚得知游击队袭击计划，忙不迭地去找加里波第时，信徒和非信徒都聚到了尼德多夫的圣斯蒂凡大教堂（Church of Saint Stephen）。

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庄严而美丽，坐落在村落边缘，距小广场不远，墙壁明亮、白净，顶着两个对称的赤褐色穹顶。前克莱蒙费朗主教加百列·皮戈在随行神职卡尔·康克的帮助下做了弥撒。他谈到相信主的指引和大家相互的手足之情。

许多天主教徒和希腊东正教徒吃了圣餐，其中包括年轻的英国空军上尉伯特伦·“吉米”詹姆斯。随后，许多人前来忏悔。参加这神圣典礼的人内心平静安宁，尽管变幻莫测的局势还令他们焦虑。教堂外，尼德多夫将要展开的事端将会决定他们的未来，决定他们未来24小时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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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贝斯特、博宁和加里波第不是唯一一群解决危机的人。意大利军需长、秘密游击队队长安东·杜契亚也在努力。

杜契亚是职业工程师，曾在法国俱乐部当过滑雪教练，英语、法语都说得很好。在“翼”·戴看来，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儿”。杜契亚去了博尔扎诺，并带着他的助理赫伯特·塔尔哈默博士（Dr.Herbert Thalhammer）归来。阴郁的周日早晨，他们到达市镇广场时，100多名穿着各式服装的男女老少被党卫队和保安局守卫围起来，德国士兵正用车阻止尼德多夫村民接近囚犯。整个早晨，党卫队担心安全问题，尽可能聚集了所有名囚，安置在同一地点方便看守。

杜契亚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程度。他找到斯蒂勒，解释道，因为囚犯待在许多不安全的地点，可能有游击队员救援囚犯。他也知道名囚听说了处死他们的计划，担心他们可能试图逃跑。如果做了类似的计划，斯蒂勒说，他的屠杀指示是容不得半点质疑的。

杜契亚深知任务棘手，如果得知加里波第计划袭击，佩恩·贝斯特与斯蒂勒达成协议，或者博宁联系维廷霍夫总部，人们会更加焦虑。现在的形势昭示着灾难降临。还有几周，盟军可能就要到了，他必须安抚囚犯，避免他们鲁莽地对待守卫。

眼下最迫切的，是安抚党卫队集中所有囚犯的焦躁情绪。他们应该回到原来的布拉埃斯湖旅店。虽然他也不知道德国空军将军占领了酒店后还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杜契亚承诺过斯蒂勒，人质最晚会在第二天转移到酒店。

获得斯蒂勒准许后，杜契亚向所有在场囚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请求他不要鲁莽行事。他随后找到了刚与加里波第成功谈判的佩恩·贝斯特和博宁，他们请杜契亚参加中午巴赫曼旅馆的大会。

同时，杜契亚开车去往只有15分钟车程，7英里以外的布拉埃斯湖旅店。

旅店坐落在蔚蓝平静的布拉埃斯湖畔并因此得名，背后连绵的雪山壮丽巍峨，形成了绝美的背景。杜契亚很快找到店主兼主管艾玛·海伦史坦纳（Emma Heiss-Hellenstainer），告诉她必须赶走三名德国空军将军。当他告诉她取而代之的客人会是一群不同国籍的名囚时，身材矮小、有些阴郁、留着背头的白发女士非常兴奋，甚至开心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女士很快安排杜契亚与最高德国空军军官汉斯·施莱默（General Hans Schlemmer）谈话，也同意与他的同事阿尔弗莱德·布洛维乌斯和汉斯·乔丹（Generals Alfred Bülowius and Hans Jordan）商量。他们被杜契亚队尼德多夫危险形势的描述说动了，原则上同意离开旅店，但是坚持要从维廷霍夫获得一份书面或电话军令。

杜契亚承诺今天晚上把军令递到，便出发前往尼德多夫参加大会。

***

时针指向中午，尼德多夫的名囚聚集在巴赫曼的餐厅。139名囚犯全员到齐，阵容惊人，有将军、政治家、神职人员、步兵、空军、特工、学者、艺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杜契亚到达的时候，房间里几乎爆满，洋溢着兴奋、期待的氛围。

囚犯安静下来后，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神情阴郁，气馁地宣布，他不再负责主管囚犯。他还威胁道，因此他也不负责保障囚犯的安全，正式将控制权移交给德国国防军，暂时由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主管。完了他说，“贝斯特先生再讲几句。”

大家同意博宁和佩恩·贝斯特共同领导，佩恩·贝斯特已经变成了盟军囚犯的实际高级代表，而博宁虽然不是他们中最高级的德国军官，却是唯一一位荣誉囚犯，原则上讲仍在服役。两人之中，佩恩·贝斯特做主。两人都踏上一张桌子，开始向各自的同胞讲话。博宁讲德语，佩恩·贝斯特讲英语和法语。从此刻起，他们自由了，他们说，名囚们现在是客人，不是囚犯。但是，还应该牢记，他们现在仍处于战争区。

安东·杜契亚强调了佩恩·贝斯特的话，向众人说，他们必须将自己视为提洛尔的客人，提洛尔的人民只希望尽可能帮助他们。他还寻求信任，请求众人不要采取“罗曼蒂克”式的行动，因为会威胁同胞和自身的人身安全。他已安排囚犯转移至更为安全的住所，受国防军的保护。

同时，佩恩·贝斯特的领导会由博宁、利迪格、副主教纽豪斯尔支持。此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在这短暂的时刻，佩恩·贝斯特和博宁沐浴在囚犯的赞美之中。

大会后名囚开始吃午餐，杜契亚前往博尔扎诺的C集团军群。虽然听到了这么多抚慰人心的话，但名囚还没有脱离险境。贝德被孤立起来，党卫队和保安局的士兵现在越来越难以控制，国防军队也没有派遣小分队保护名囚，杀戮随时可能发生。

尽管杜契亚已针对加里波第的计划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意大利游击队也是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杜契亚听说计划后，就准备动员当地的提洛尔地下兵（Standschützen），地下兵曾属奥匈帝国，可召集几百名军人。虽然加里波第信口雌黄，但杜契亚相信加里波第手下只有不到80人。一旦加里波第展开袭击，几百名军人就会包围尼德多夫，防止将囚犯带到山中。

国防军、党卫队和保安局的军人都参与进来，而名囚成为其中的目标，地方内战正在爆发，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然而，囚犯忙着享受名义上的自由，无暇意识到这一点。

经历了长时间动荡不安后，庆祝的氛围实在浓厚。约瑟夫·穆勒、乔治·汤玛斯、沙赫特一家人和舒施尼格一家人享受着巴赫曼厨房送来的浓汤盛宴，其他神职人员去往牧师家中，享用蒂罗尔饺子和火腿切片。随后，卡尔·康克和加百列·皮戈出去散步，欣赏多洛米蒂山脉的美景，然后在教堂祭坛祈祷。

当晚，名囚忽视了佩恩·贝斯特和杜契亚不要远离房间的警告，安静地游逛尼德多夫街道，有些人在当地的餐馆吃饭，一名党卫队士兵还请伊莎·维尔梅伦喝了一杯红酒。当晚，维也纳前市长理查德·施密茨七年来终于第一次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非常开心。在巴斯曼与好友一起喝完红酒后，尼莫拉牧师终于在凌晨2点躺在了舒服的床上。

安东·杜契亚警觉的副官赫伯特·塔尔哈默博士召集了一群提洛尔地下兵，组成了“尼德多夫射击手”来监视囚犯。他们整晚保持着警惕。

但当晚也并非一夜太平。博宁邀请了几个客人到他房间做客，包括几位将军、佩恩·贝斯特、薇拉·冯·舒施尼格。正当他们静静地思考未来时，一群党卫队士兵撞开了门，带着愤怒与酒气冲进来，挥舞着枪。博宁很快站起身，拿出被捕后一直藏着的手枪。他的神情冰冷而轻蔑，把武器指向不速之客，他们很快投降，消失在夜幕中。

第十九章 死亡之日

第十九章死亡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