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离开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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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4月27日，星期五

明媚白昼的最后一抹阳光在阿尔卑斯山间隐去，长长的卡车巴士车队驶离宽广的因河河谷，经过两侧高耸的山墙挤出的锡尔河河谷，山路蜿蜒且陡峭。

名囚坐在车中回顾一天的经历，心中惋惜与思念交杂。这一天，大多数人倍感惊喜，而一些人的愉悦和开心中掺杂了些许恐惧。所有囚犯都聚集在了赖兴瑙岛营地，认识、熟悉新朋友，与老友和熟识的面孔重聚。然而，最终，他们又要紧急上车，被转移到另一处。

这次，他们收到的通知信息比以前更少。夜晚时分，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要求他们转移。不到15分钟，他们就被赶上了几辆巴士和卡车，有些是从因斯布鲁克开来的，后面跟着一辆军需卡车。

装货时间拖得很长，名囚烦躁起来。佩恩·贝斯特下定决心，不会再让自己多坐在卡车硬座上一秒，与斯蒂勒争吵起来；斯蒂勒仍执意让他与史蒂文斯分开，而狡猾的特工史蒂文斯早已很快上了一辆舒适的巴士。佩恩·贝斯特坚决指出，史蒂文斯比他小10岁，这次应当让他挨一挨木板凳的苦。约翰·麦克格拉斯中校也支持贝斯特，最终斯蒂勒同意了。史蒂文斯被移走，佩恩·贝斯特终于心满意足地将身子陷到柔软、奢华的座椅上。囚犯生涯让他瘦骨嶙峋，如果再让他坐在硬板凳上的话，恐怕骨头都要穿破皮了。

名囚史诗般艰苦跋涉的最后一章蒙上了一层紧张、迷惘和不祥的迷雾。当天，神秘消失的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及其20名士兵突然出现在赖兴瑙岛。与斯蒂勒从达豪带来的30余个骷髅旗队士兵不同，虽然骷髅旗队的名字听上去可怖，却相对冷漠、克制。贝德带领的士兵却被视为行刑兵，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队，所有囚犯都害怕他们。威廉·维辛泰纳听到一位名囚害怕地担心会被关在赖兴瑙岛数月时，说：“别担心，之前他们就把我们枪毙了。”“吉米”·詹姆斯看到贝德的手下时，觉得维辛泰纳的猜测不无道理。佩恩·贝斯特也很难相信，唯一职责就是残杀无用囚犯的死亡之队被派来时，党卫队的本意还是给名囚留条活路。

下午，不祥的预感更强烈了。贝德到来后，晚上接到上车的命令之前，名囚突然被锁在营房内。两小时寂静后，他们又突然受命出了营房。后来，他们发现三名奥地利反抗带头人被执行绞刑。名囚重新聚在一起时，死亡将至的感觉再次燃起，他们上车时也忧心忡忡。“翼”·戴和“吉米”·詹姆斯发现党卫队军需卡车上装上了几箱手榴弹；如果几颗手榴弹投到车队中，就会很快让他们走向黄泉路。有些手榴弹的确被放上了巴士。伊莎·维尔梅伦带着她宝贝的手风琴上车时，发现车上至少有一箱。

菲·皮罗兹奥–比罗里和舒施尼格一家、布鲁姆一家、马丁·尼莫拉、博吉斯拉夫·冯·博宁等亲属囚犯登上了同一辆巴士。菲花了整个下午疯狂地询问德国囚犯关于她的孩子的下落。她只能姑且认为两个儿子还在党卫队手中，但囚犯对他们的下落和情况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了一则令她更为痛苦的消息：党卫队把一些孩子关在了特殊机构中，有时会把他们的名字换掉，送给忠贞的雅利安纳粹家族寄养。最后，菲不再问了，她不仅什么都问不到，而且能感到，其他的囚犯每人都有难处，不愿再因别人而烦扰了。

彼得·丘吉尔和菲坐同一辆车，也整天搜寻情人奥黛特·桑逊的消息，她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法国情报员，和他一同在法国被俘。伊莎·维尔梅伦的话让他开始寻找奥黛特。伊莎听说，名囚中有两人叫丘吉尔，就向彼得介绍了自己，并问他的妻子是否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伊莎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关过一阵。她向他描述了一位在集中营认识的法国女性，党卫队给她起了假名“舒尔女士（Frau Schurer）”。然而这位女性称自己的真名是奥黛特。从她的描述中，丘吉尔肯定一定是她。伊莎称，就她所知，奥黛特“身体很健康，精神也好”，但另一位卡纳里斯反抗队伍中的名囚威廉·冯·弗鲁格（Wilhelm von Flügge）知道得更多，他曾一直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因此更熟悉奥黛特。丘吉尔在赖兴瑙岛和他住在同一营房的不同隔间中，已经认识他。

他在营房中找到弗鲁格，给他看了一张随身携带的奥黛特照片。这是弗鲁格认识的舒尔女士吗？

弗鲁格仔细看了看照片，但摇了摇头，递了回去。“抱歉，”他说，“她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女士。”他看到丘吉尔失望的神情时，又把照片要了回去。“对，对，”他说，“可能是她……关在监狱里的人样貌会大变的……原谅我，亲爱的丘吉尔。”说完后，他就把照片递了回去，站起身，不悦地走出了房间。

丘吉尔孤零零地坐着，脑中满是恐惧，担忧逐渐转为失望。盖世太保带她走后，分隔两地的不安心痛涌上心头。战争即将结束，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寻到她，虽然他对此既渴望又害怕。他对自己说，不论对奥黛特还是自己，沮丧、苦恼都没有好处。他试想，如果她还活着，至少还能照顾她，帮她忘记让她变得与照片如此不同的惨痛经历。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在赖兴瑙岛的一天喜忧参半，被俘以来，他第一次踏上奥地利土地。他试着克制自己仔细端详奥地利美景的欲望，只因激起的情感会打破他的自控力，粉碎他顽固的尊严。

赖兴瑙岛的名囚中有许多他的老友，最开心的莫过于与理查德·施密茨重逢，和他再次握手。舒施尼格惊讶地看到，长久的监禁让这位前市长变得如此衰老和疲惫。“看到他们和我的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些年来，成千上万人经历着类似折磨与苦楚。”他也反思，虽然自己和家人等名囚仍然活着，但“更多人、有太多人已不在人世。与人类永无止境的痛苦相比，我个人太过渺小、微不足道”。

夜晚，车队沿着锡尔河蜿蜒前行，逆着流水开上了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巴士拥挤不堪，时速从未超过15英里，艰难地爬着陡峭的山路。路上走着许多意大利奴役和逃犯，个个冒着死亡的风险长途跋涉，向家乡的方向走着。同时，德国难民和逃兵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进。

名囚与背井离乡的意大利人一起，朝着连接奥地利和意大利，形状宛如长刀一般的布伦纳山口前进。对于斯蒂勒来说，他要绝望地借此行在幽灵一般的阿尔卑斯要塞中寻找藏身之地，等待决定名囚命运的军令。德国军队已经全面崩溃，从盟军进攻的一面撤退，就会遇到另一波进攻。

盟军为防止德军撤至阿尔卑斯要塞，一次又一次轰炸通往意大利的路。接近山口时，路上挤满了向两个方向行进的难民、士兵，还堵着许多巴士、卡车和各式军车。车辆挨得太近，一名党卫队士兵在两辆车擦过时，擦掉了半只胳膊。

虽然命运未卜，但与菲和舒施尼格一家在一辆车上的英国囚犯却设法营造出欢乐的氛围。这些永不屈服的战士对战争即将结束感到非常欣慰，也通过唱歌给囚犯打气。伊莎·维尔梅伦拿出手风琴，奏出一个个和弦，爱尔兰的汤玛斯·库什中士一边领唱，一边敲着盆子、锅子，结果听上去好似一场带有柏林卡巴莱风情的英国海边远足。

车队刚驶到布伦纳山口时已经接近凌晨，惨白的月亮洒下月光，照亮山间，也给布伦纳山口马特赖（Matrei am Brenner）村庄的一片废墟照出了诡异之影。那时，歌唱的巴士快要坏了，于是整个车队停下来。那辆车一直拖着另一辆很重的客运拖车，已无法在陡峭的路上承受重量。

巴士在路边停下，菲看着诡异月光下，一个个难民的身影在她眼前一步步走过。在她眼中，这光景只有荒凉和悲伤。

***

车队艰难地爬向布伦纳山口时，最后一群囚犯撤离达豪。第二天晚上之前，达豪集中营会一直回响空袭警报，这次不仅是宣告盟军轰炸机的到来，也昭示着美国陆军在接近。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爱德华·魏特及士兵已经逃离集中营，美其名曰应帝国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的命令，在阿尔卑斯要塞集合，但更迫切的原因是自保。

4月28日星期六晚间，管理集中营并准备应对盟军到来的国际囚犯委员会成立了。第二天下午，美国士兵终于到达达豪。第一位进入集中营的是亚历山大·帕奇将军，随后是美国第7集团军、第45步兵师、第157步兵团、第3营的士兵。当天下午，第42步兵师中另外几组小队也抵达达豪。

他们眼前是一片人间地狱。甚至在还未进入集中营前，他们就看到货运火车车厢中堆满2000多具尸体。集中营里更是尸横遍野。还有3.2万名幸存者，许多都濒临死亡，解放后也撑不了多久。

目睹达豪惨状的美国大兵们永远忘不掉此情此景。“这景象令人作呕，”一位美国军官写道，“景象简直太过疯狂，我们除了握紧拳头，什么都做不了。”

***

布伦纳山口，4月28日，星期六

时近清晨，车队仍停在路边，等待替换车辆的到来。天气十分寒冷，因河山谷春日的温暖已被高海拔四季如冬的寒冷取代。

巴士里，英国囚犯仍然高歌着。伊莎·维尔梅伦艰难地挤出《梦碎大道》几个忧郁的起调和弦，《梦碎大道》是康斯坦斯·贝内特（Constance Bennett）在1934年的电影《红磨坊》中唱的一首浪漫咏叹调，曲调伤感、悲戚。突然，巴士黑暗的角落中传来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尖锐而愤怒的声音，打断了歌声：“这节骨眼上你们怎么还唱得出来？”

英国军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回答他的问题，但没人吭声。突然一片寂静，曾被歌声减缓的焦虑又开始侵蚀他们的心。他们静静坐着，看向外面被月光照得惨白的村庄废墟。走过废墟、如幽灵一般的难民，后背被肩上的行李和包裹压弯，有些人推着手推车，只有几个幸运儿有马和骡子。

一片寂静中，坐在大巴前部的彼得·丘吉尔听到贝德与另外几个满面刀疤的士兵和司机的谈话。他们谈论着，柏林现在一定是一片惨状。士兵越来越生气，说如果元首在战争中被杀，就在名囚身上报复。他低吼着：“把他们一个个杀个精光。”虽然丘吉尔和大多数名囚已从保安局士兵的脸上看出了这种情绪，但听他们说出口还是令人胆寒。他们只能暂时希望希特勒还活着。

其实，这种谈话不是第一次，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和威廉姆·冯·弗鲁格也听到两位党卫队下士之间低沉的只言片语。一人问：“怎么处理等待处决的囚犯？”另一人说：“嗯，我们已经得令，在巴士下方放炸弹，要么早于……要么晚于……”接下来就听不到了。

神职人员卡尔·康克和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从巴士上下车，开始四处观察。他们与正在撤离的德国士兵交谈，得知向南行进非常不利。美国人已经到达特伦托，就在其南边90多英里，而且进军速度很快。康克和纽豪斯尔没有回到车上，在这诡异的废墟中缓慢行进；两人利用机会入住了仅存不多、没被炸毁的小楼，走进一家名叫韦斯罗索（the Weisse Rössl）的当地小旅馆。旅馆店主给了他们红酒、面包和香肠，得知他们的困境后，要求两人要么住在他家，要么就逃走。纽豪斯尔回答，不论最后结局如何凄惨，他都愿意和其他囚犯一起共担苦难，直至最后。

几个英国军官获得批准下车舒展筋骨。佩恩·贝斯特在被轰炸的混凝土掩体附近闲逛。在此战略的瓶颈时期，空袭每晚进行一次；有流言称，名囚是被故意被留在这里等待下一次空袭的，如此这般，士兵就能将他们都处死，然后将死亡归因于空袭。

“翼”·戴和“疯狂杰克”·丘吉尔对流言尚不知情，还站在路旁，认真地讨论逃跑的可能。最终，他们决定不逃跑，除了押送者可能会在其他囚犯身上施加报复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走在逃跑机会最大的一条路上。

走回巴士时，戴发现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站在车门旁。“希望你走得不错，飞机指挥官。”他讥讽地说道。戴觉得这句话语气与其说是质询，不如说是讥讽。

戴能感到斯蒂勒和贝德都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或该去哪里。理论上，两人的责任分配非常简单。斯蒂勒负责转移、安排牢房和名囚的总监管，所以应当做指挥。贝德只有一项职责：等柏林下达最终命令时，执行命令，最可能行刑。现在长官的命令是不要让名囚在任何情况下落入盟军手中。但与柏林的任何通信手段都已断开，党卫队困惑而混乱，很可能冒极大风险杀死囚犯，以便执行现有命令。

两人中，贝德算是更老练、冷血的杀手，似乎更可能毫不犹豫地将撤离行动变成大规模处刑行动。斯蒂勒的立场更为模糊。佩恩·贝斯特不是唯一一个建议他违背军令，将车队带向盟军前线的人；理查德·史蒂文斯也对他提出过相同建议。他们离开达豪时，史蒂文斯向斯蒂勒说：“如果你搞得清状况，就把车队开向最近的美国军队，把我们平平安安地交过去。”但没有这么容易。斯蒂勒不需要史蒂文斯提醒，如果他穿上党卫队制服，被美军捉到，“他们一定会活剥了你的皮”。斯蒂勒考虑过史蒂文斯的建议，回答道：“看看路上情况如何吧。”

而现在他们就在路上，大半夜车坏了。斯蒂勒将囚犯带到盟军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虽然名义上说他的军衔高过贝德，但意志力没有那么坚定；相对于贝德的行刑兵来说，斯蒂勒的党卫队士兵不可靠。

终于，凌晨1点30分，因斯布鲁克的后备车到达，又花了两个小时才让所有掉队的囚犯集合并带上车。

阿尔卑斯山际线东方既白之际，车队开到了山口顶部，开始了意大利提洛尔地区漫长的下山之途。

第十五章 离开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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