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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因斯布鲁克特殊仓

书籍名:《希特勒最后的阴谋》    作者:伊恩.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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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赖兴瑙岛,4月26日,星期四

卡车的后门砸了下来。佩恩·贝斯特四肢疼痛、疲惫不堪,从车上爬下来。他周围的人也下了车,困惑、惊愕地看着四周。这是个营地,但与原来他们见过的所有营地都不同,没有看守塔,而且面积很小,只有十几幢楼,像是荒废了一般诡异且恐怖。

赖兴瑙岛劳动教育营坐落在因斯布鲁克外围,紧靠因河南岸,成立之初曾是盖世太保拘留所,也是奥地利“反社会”囚犯劳改营。赖兴瑙岛最近才被清空,重新划归到广阔的达豪下属的分营地系统之中。现在正式改名为党卫队因斯布鲁克特殊仓(SS-Sonderlager Innsbruck),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容纳从达豪疏散来的名囚。自北至南,阿尔卑斯山的美丽景色和阴冷、荒凉的营地反差极大,好似被巨大的堡垒墙壁包围起来。如果佩恩·贝斯特得知今天洛塔尔·罗德终于在罗特梅尔的帮助下成功脱逃了,一定十分开心。但现在,即便他成功见到美国人,又有何用呢?

下车之后,名囚们被带到大门旁边的士兵食堂。他们吃了面包和香肠,就着随处可见的德国榛子咖啡。太阳刚刚升起,囚犯经历了一夜奔波和压力,已经太过疲惫,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瘫软地趴在桌子上,无心再担心自己的安危。他们睡了几个小时,最后被叫到屋外。

他们踉踉跄跄地站起,走到了屋外美丽的春日清晨光景之中。山上的天空蔚蓝而清澈,气温已如仲夏一般温暖。因斯布鲁克的教堂尖顶在绿茵山坡的衬托下清晰可见。佩恩·贝斯特闻到了一股恶臭,发现食堂对面就是厕所。他看见一位“稻草色头发,穿着卡其色衬衫和裤子的人”进去了。外表如此奇怪的人只能是英国人,于是佩恩·贝斯特上前介绍了自己。

这位稻草色头发的囚犯就是“疯狂杰克”。佩恩·贝斯特从未见过他,但在德国报纸中读过他被逮捕的报道。报道错将这位突击队队长当作英国首相的近亲,高歌称赞逮捕他为巨大收获。

两位英国最为著名的间谍特别行动处人员在天气爽朗、景色优美的集中营厕所外的奇妙会面突然被打断了。两人只简单聊了两句,给对方讲了讲他们如何过来,随后守卫命令佩恩·贝斯特回去。

***

“疯狂杰克”·丘吉尔回到营地,说来了一群新名囚。“翼”·戴、“吉米”·詹姆斯等其他大逃亡人员,彼得·丘吉尔等军队囚犯,以及曾经的英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职工沃迪姆·格林威治,已在此停留八天。他们到达时,山间清晨的景色很美丽。仓促改名的党卫队因斯布鲁克特殊仓大门上仍刻着原本的名字。厕所只是挖开的地坑,味道极臭,在春天阳光的照射下臭得令人无法忍受,恶臭的气味弥漫营地。营房中满是老鼠,床垫和床单上也爬满虱子。

戴和同伴刚到这里时,常住的囚犯不到50名,所以整片营地荒凉得令人绝望。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对这里的环境感到厌恶,花了很长时间和当局辩驳,用电报和电话联系达豪,要求转移关押地点,但毫无用处。他最终放弃了,也因害怕被派遣到阿尔卑斯要塞而回到了达豪。第一晚,囚犯通过唱歌来给自己打气,讽刺地庆祝乔迁新家,但他们的庆祝被暂住在旁边隔间的保安局守卫巨大的拍墙声打断。一个声音从薄薄的隔断后传来:“闭嘴!唱得这么难听还让人怎么睡?”

“疯狂杰克”·丘吉尔也敲墙回礼。“你也闭嘴!”他吼道,“你们唱进行曲唱到战败了吧,也该让你们听听怎么好好唱歌了。”

他们彻夜高歌。

赖兴瑙岛就像缩小版的弗罗森堡集中营。常住囚犯人数相对较少,每天清晨送去劳动,天黑后回来时累得几乎站不起来。他们常常挨饿,经受鞭打,待遇甚至还不如牲畜。

接下来的一天,“翼”·戴仔细揣摩了他们的境况。虽然党卫队系统正分崩离析,纪律逐渐散漫,但党卫队或希特勒突然决定大规模屠杀名囚的可能性却也只增不减。盟军进军越接近,纳粹越可能被逼上绝境,这种可能性更大。以戴多年抵抗战俘营体系的囚犯反抗经验和直觉来看,应当越早越狱越好。

然而,计划的问题在4月26日时显露出来。那天,几十名神职人员、律师、被贬的皇室人员等人来到了达豪。戴在达豪的妓院大楼、弗罗森堡和萨克森豪森都简短地和他们碰过面,在他看来,这群人似乎和那群英国盟军军事人员不太一样。他们都“不想逃跑”。大多数囚犯经历了太久的折磨和恐吓,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只能想到两种被动的结果:要么服从党卫队,要么被盟军解放。

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曾离死亡非常近,所以很不愿意再去冒险。正如费罗拉所言,如果只有几个人逃跑,则剩下的人很可能被报复,但所有人的大规模逃亡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鼓动所有囚犯。如果他们被带到意大利南部的提洛尔地区,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那里包围着费罗拉的游击队友军。但“翼”·戴看来,似乎太不切实际,而且他越来越怀疑费罗拉保证游击队员能拯救他们的可靠性。

***

新来的名囚住进牢房后,佩恩·贝斯特来到了“翼”·戴暂居的营房,向他们介绍了自己。他已经见过“疯狂杰克”,于是便向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彼得·丘吉尔和“翼”·戴,“吉米”·詹姆斯、悉尼·道斯和莱蒙德·梵·维米尔茨等大逃亡囚犯,一些希腊前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帕帕戈斯的军官、四位爱尔兰士兵和曾经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特殊行动中两位波兰空军简·伊茨伊奇(Jan Izycki)和斯坦尼斯瓦夫·延森(Stanislaw Jensen)介绍自己。

佩恩·贝斯特见到他们非常开心,特别是见到英国人再聊上一整天。五年半来,他第一次有机会自由地、面对面地和他自己国家的人交流,但是他也深深地震撼于囚犯之中极富战斗精神的英雄们。虽然他们对佩恩·贝斯特这位年迈的特工很好、很友善,但贝斯特心底还是很羞愧。那些囚犯一次又一次越狱,而“我除了在自己牢房里好吃好喝,活得好似贵宾犬以外,什么都没做”。“翼”·戴等人没有和他大谈特谈,相反,一直询问贝斯特在萨克森豪森牢房中的经历。他怀疑他们只是假装显露出兴趣,便愈发感觉抬不起头了。

一位集中营囚犯带来了晚饭。佩恩·贝斯特看到晚饭是由集中营花园里的浇水推车运来的,是标准的水煮甜菜和其他蔬菜。随后,他们睡觉了。营地里的人太少,每人都能分到一整张床铺。佩恩·贝斯特似乎一直不怕虫蚊叮咬,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虱子骚扰还能入睡的人。第二天早晨,法肯豪森及其隔壁房间的汤玛斯将军都埋怨,简直要被虱子吞噬了。

接下来的一天,佩恩·贝斯特在赖兴瑙岛四处打探。长期住在这里的囚犯人员混杂,非常奇怪。就他所知,大多都是因法国反抗行动被捕的人员,所有人都衣衫褴褛。女性占大多数,似乎非常精神,对待守卫的态度非常恶劣,公然顶嘴。她们看到新到的名囚,也大叫着埋怨他们整洁、完好的衣着。

佩恩·贝斯特注意到另一群囚犯在被围起来的厨房花园中工作。格林威治设法和他们搭上了话,发现他们是美国空军,在击落之后被俘。他们成为劳改营囚犯的原因仍令名囚们困惑。党卫队对待美国人态度极为恶劣,他们通常忍饥挨饿。看到他们瘦骨嶙峋的身体痛苦且缓慢地在花园中劳作,令人心痛,好像最轻微的动作也会消耗掉他们身体中所剩无几的能量。

与很多同伴一样,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些美国人只不过是党卫队在集中营关押、虐待、杀戮的众多美国盟军囚犯中的一小部分。

***

达豪,4月26日,星期四

第二次转移车队离开之后,几十名名囚仍滞留在达豪,其中包括掩体大楼、妓院大楼和大多数住在党卫军营房中的亲属囚犯。

囚犯们心情复杂,一边是盟军不断进军的希望,一边是党卫队日渐高涨的焦虑和恐慌,他们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如何:获得营救还是遭到报复?地平线上炮弹不断的巨响和闪光以及滚滚的浓烟告诉他们,如果战争在达豪上空打响,解放可能对他们只是噩耗。

前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在他掩体房间中打开日记本,读了读过去几天的日记。“没人告诉我们,他们会如何处置留在达豪的人。”他在“翼”·戴离开后的一星期前时写道,“有人说,我们也会被撤离;还有流言称,国际红十字会会占领整个集中营。当然,这种情况最为理想,但是我已经吃够了高兴太早的教训,不敢相信。”

两天之后的4月22日,星期日,“我们在等待”。

4月25日,星期三,当第二拨囚犯离开时,“我们仍在等待”。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舒施尼格翻回同一页,又写下两个字:“疏散!”

同一天早晨,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开始集合最后即第三批从达豪出发的名囚。任务本就极为复杂,被达豪逐渐崩溃的管理体系搞得更为艰难。几天以来,美国人一直都在其以北25英里的地方进行袭击。每天撤离上千名囚犯的工作让整个集中营陷入大混乱,党卫队的工作人员开始放弃。一组人燃烧了党卫队自己抓来使用的红十字会包裹之后逃跑了。在愈发杂乱混沌的状态下进行转移本身就是一场恶战。

除了库尔特、薇拉和茜茜·冯·舒施尼格以外,在达豪的还有莱昂和琼·布鲁姆、埃里希和玛戈·赫伯莱恩、弗里茨和艾米丽·蒂森、格特鲁德·哈尔德,加上几位亲属囚犯,包括吉塞拉·冯·普利登堡女伯爵(Countess Gisela von Plettenberg)和伊莎·维尔梅伦。留在掩体中的还有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他格外害怕被盟军“解放”。

在铁丝网外面的医院营房中,亲属囚犯们能看到更多营地活动,在过去几天目睹了种种可怕的景象:从布痕瓦尔德来的众多疏散的囚犯在路上死亡,到达豪时只剩尸体;上千名刚到的囚犯被迫走出大门继续南进。菲·皮罗兹奥–比罗里思索着,这惨绝人寰又毫无用处的虐待目的是什么?她和其他囚犯本以为,达豪已被完全包围,除了等待美国人的到来,也没什么其他可做的了。又一则转移的命令到来时,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准备疏散!”贝德的手下叫喊着,“只带上能带的行李!”

亲属囚犯疲惫地收起最珍贵的行李,放在用床单临时系成的包裹之中。菲极为疲惫,拖着脚步踱过党卫队营房走到集中营大门,整个过程宛如炼狱。他们走过一排又一排瘦骨嶙峋的囚犯,那些人准备好走上死亡的征途,困惑地看着宛如游牧民族沙漠的车队一般的名囚队伍。名囚们肩上扛着的锅碗瓢盆,撞得叮当作响,党卫队在队伍后吼叫着,逼着他们前进。

类似的队伍也从掩体走到大门。每个人只带能带的物件。母亲用手牵着孩子。当他们来到点名广场时,名囚见到一大批已经排好队列的囚犯在党卫军的带领下走向大门,好像一群战败的幽灵军队一般,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或者木屐,散发出一阵没有清洗过身体和衣服的恶臭。“我们能时不时听到此起彼伏的交谈声,”舒施尼格回忆道,“听上去好像是暴风雨最后的嗡鸣,或者前兆。”门外没有车等待着这些可怜的人们,只有漫长痛苦的征途,许多人都挨不过,任何掉队或走偏的人都会被枪决。舒施尼格发现很多人都是奥地利人,那些曾经受他统治的人民(舒施尼格也曾是法西斯,所以也有许多曾受他压迫的人)。

党卫队将名囚指引到人群旁边的一段狭窄的露天过道上,他们走向大门。两群人经过时,舒施尼格发现“一只累得颤颤巍巍的手从人群中伸了出来,有个熟悉的脸庞看着他露出了疲惫的笑容”,那是只表达问候的手。“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舒施尼格随后写道,“是人类……是男人、女人……是奥地利人。”和本国人民互动的记忆令他刻骨铭心:“可能是多年来令我最难以忘怀的时刻。”

大门外,三辆巴士成排等候。到处都忙乱不堪,党卫队士兵来来去去,摩托车和汽车奔驰过附近的铁路转运货运院。囚犯的行李堆积起来,士兵的包裹也堆在旁边,还有一堆军火箱。军队大楼旁的一辆卡车上正装载大盒子,士兵称,里面装着他们的食品,然而名囚再也没见过这辆卡车。

亲属囚犯到达大门的时候,掩体囚犯基本上已将车填满。他们必须挤满所有空间。菲被举到卡车尾门处,那里的人已经多到只能在板凳之间站立,俯着身子防止头撞到撑着篷布的横梁。

三辆巴士和一辆卡车在所有囚犯上车之前就已经爆满,然而已经没有其他车辆给他们使用了。斯蒂勒的守卫扯下了一些年轻力壮的人,让他们回到大门里面跟普通囚犯一起行进。其中就有卡尔·格德勒22岁的儿子莱茵哈德·格德勒(Reinhard Goerdeler)。他被迫和母亲、姐妹分离,被派到了注定走向死亡的人群中。玛丽亚·冯·哈默施泰因的儿子弗朗茨也被带走,还有24岁的小马克沃特·施道芬贝格陆军少校迪特里希·沙茨(Markwart von Stauffenberg Jr.Major Dietrich Schatz),他是一位忠诚的纳粹军官,曾在雷根斯堡大声愤怒地反对被俘。现在,他也加入到死亡征途之中。

菲惋惜地看着这些年轻人离开,斯蒂勒手下一支特遣队看管着他们。她不知道是否还会见到他们。人群向外走的时候,车没有走动。菲看到几个太过虚弱而无法继续行进的囚犯跪了下来。党卫队士兵冲他们喊叫,用来复枪枪把击打他们,好像如果他们站不起来,就会朝他们的脖子后方开枪一般。年轻的亲属囚犯比大多数人都更为健壮,但如果他们跌倒了,恐怕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吃子弹。菲强忍着呕吐的欲望,心想,党卫军会怎么处理这些早已被毁掉的人?

希姆莱的计划是将他们带到奥地利提洛尔的厄茨山谷,去战斗机试验基地劳作——最终,只会有几个人真正踏上奥地利的领土。

所有名囚们聚齐,前方道路清空之时已经将近午夜。菲非常痛心地看到“卑鄙的贝德”(“囚犯们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和更友好的斯蒂勒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茜茜在库尔特和薇拉·冯·舒施尼格的旁边,倒在薇拉的大腿上昏昏欲睡。夜晚太过黑暗,很难认出谁是谁,人们非常安静。而行李卡车中的情况不同,伊莎·维尔梅伦和其他几个党卫队士兵坐在行李箱和包裹堆中,还有威廉·维辛泰纳和保罗·瓦屋尔两位监狱职工,他们本来自愿去第二批转移队伍,但在最后一刻被叫了下来。维辛泰纳被叫来做厨师,但是他有种极为不祥的预感,他可能撑不过整个行程。他在达豪的日子太久,知道太多可怕的秘密和暴行。“我知道的太多了。”他向伊莎说道,“他们也对此了然于胸。”

从党卫队大楼离开向南行驶,车队驶过了一群筋疲力尽的人。玛丽–加布里尔·冯·施道芬贝格(Marie-Gabriele von Stauffenberg)看到了和他们一起行进的五名名囚,她也和菲一样,心想他们的命运如何。一个小时后,车队才到达宽敞的大路,驶过行进的人群。

名囚在一片漆黑之中,没有看到慕尼黑一片狼藉的景象。后来,他们比前两队的人经受了更多苦难。小型车队缓慢稳健地向阿尔卑斯山行驶,与第二批转移人员走相同的方向,穿过罗森海姆。路上全是无尽的难民和囚犯。头上还时不时飞过轰炸机,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小镇都已是一片废墟。盘桓上山时,道路变得更窄、更陡,虽然名囚们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却能感受到阿尔卑斯山冷峻的空气。超载的车辆必须常常停下,有时前进太过艰难,囚犯必须下车,在车旁走路行进。还有一次,他们必须把车推上陡峭的山坡。

借一次走路的机会,菲和库尔特·冯·舒施尼格攀谈起来,他可能是希特勒名囚中最声名显赫的一位,菲却觉得他有些少言寡语,感觉好像隐藏着一段极为痛苦的时光,希望能帮他走出来。然而,他虽已与世隔绝多年,灵光的头脑却仍然好奇地探索着。舒施尼格已经被关七年,菲本以为他对世界的观点和信息早已过时,但她发现他仍然紧跟时事,完全敏锐地洞察纳粹战败后欧洲面临的种种困难。苏联最近针对欧洲的袭击令他困扰,毕竟苏联一旦入侵欧洲,就不会再离开。

舒施尼格向菲坦白,有时他会抑郁;她也猜测,他的妻子一定给予了他很大的慰藉。菲认为薇拉很坚强,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人也极为慷慨。两位女士一边拖着疲惫的身躯上山一边交谈。薇拉还抱着茜茜,向菲讲述,她是如何在丈夫被俘的情况下产下孩子,又是如何跟随丈夫来到萨克森豪森的。她也坦白,在转移到弗罗森堡,接触到外面可怕的暴行之后,她开始紧张起来。他们的大楼离行刑棚不远,常常能听到士兵命令囚犯脱衣服,囚犯祈求帮助和慈悲,以及最终被枪决的声音,随后陷入一片死寂。

菲作为大使的女儿,很喜欢与正直、伟大的人打交道。那一晚,她向莱昂和琼·布鲁姆介绍了自己。令她欣慰的是,布鲁姆一下子就认出她的娘家姓:哈塞尔,还回想起了她的父亲——德国驻意大利前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1944年9月,他因“七月阴谋”被枪决。菲注意到布鲁姆看上去很苍老,因为有坐骨神经疾病,腿脚瘸着,只能靠拄拐走路。她也震惊于布鲁姆的谦虚、谨慎和平易近人,震惊于琼和薇拉·冯·舒施尼格一样,愿意跟随丈夫一起被关押的奉献精神。虽然布鲁姆是犹太人,对德国人却并无敌意,他认为德国只不过是染上了纳粹主义的疾病,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一样,和他自己的同胞一样。相较于右翼思想的舒施尼格,身为社会党的他对欧洲未来较为乐观。只要将重点放在国际合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会消失。

终于,劳累的攀爬结束,开始了下山的路。清晨的阳光照亮了阿尔卑斯山美丽而动人的景色,慰藉着名囚疲惫不堪的双眼。菲太过劳累,她在板凳上几乎直不起身子。

清新、晴朗的春日早晨,气温已经温暖如夏日,车队穿过因斯布鲁克,开到了赖兴瑙岛的大门。大门敞开,车队驶入集中营。菲已基本没有力气从卡车上下来。她发现自己置身于臭气熏天的石子庭院中,几十人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菲认出那群人里,有在尚贝格学校认识的人。两群囚犯愉快地和对方打招呼。对菲来说,感觉好像是“生日惊喜派对”一般,守卫也没有阻止他们。

老友重聚,新人相见。萨克森豪森的战俘犯比其他的名囚们更与世隔绝,于是见到了许多新的面孔,也对见到库尔特和薇拉·冯·舒施尼格和原来在特殊仓的秘密邻居蒂森一家人感到格外开心。

彼得·丘吉尔数了数人,得出不太精准数量:名囚总共132名,来自22个国家。一直留意名囚的“翼”·戴得出了与彼得稍微不同的结论:总共136人。事实上,名囚一共139人,每人都是无价之宝,但是每人都是第三帝国的人质。短暂集结之后,名囚总算第一次完全聚在一起。

***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名囚都在赖兴瑙岛。达豪第三批转移队伍离开之后,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一人被留在了掩体牢房中。大楼已被疏散,虽然达豪其他地方仍然喧闹不断,但被两条长长的铁门隔绝的走廊,荒凉、安静得十分诡异。

当天早些时候,拉舍尔注意到包围其他名囚离开的人群,开始询问处死格奥尔格·艾尔塞、对佩恩·贝斯特十分友好的音乐爱好者莱克纳,自己是否会和他们一起走。莱克纳说,如果拉舍尔走的话,定会告诉他;然而时间过去了,拉舍尔牢房外的声音消逝了,也没有人前来释放他。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晚上7点左右,第三次撤离还在门外进行之时,掩体的电话响了。莱克纳拿起话筒,听到了党卫队上级小队领袖西奥多·博戈尔兹令人胆寒的声音,他是焚尸炉的管理人员,也是格奥尔格·艾尔塞的行刑官。他命令莱克纳将除拉舍尔以外的所有囚犯引到花园中,莱克纳说不可能,他是唯一一位值班守卫。有些名囚还在前往巴士的路上,还有上千名在点名广场上等待的普通囚犯。

过了一会儿,博戈尔兹来了掩体。即便是最好的状态,他看上去也是丑陋至极:皮肤光滑,恶魔一般的脸上长着一只又长又弯的鼻子,一双眉毛十分浓密,嘴角总是下垂,眼神就像两颗潮湿的石头一样又亮又凶。和他一起来的是臭名昭著的墓地管理人员埃米尔·马尔。他是达豪的绞刑手。博戈尔兹在莱克纳面前将子弹上了膛,声音很响,再次要求莱克纳把掩体里所有囚犯撤离走,只留下拉舍尔。

莱克纳再次拒绝了,因为他无法保证看守囚犯的安全。博戈尔兹亲自审视了情况以后,理解了他的难处。他下令,让莱克纳将拉舍尔带到走廊最东侧,即分割其他房间的大铁门后面。这次,莱克纳已经很清楚博戈尔兹要做什么了。

拉舍尔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牢房门吱呀打开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站了起来,莱克纳将他带出牢房,沿着走廊前行。博戈尔兹和马尔紧随其后。他们穿过了铁门,走进了东侧尽头的空隔间中,推了一把拉舍尔,将他锁进了最远处的牢房。博戈尔兹命令莱克纳离开。

莱克纳走出后关上铁门。他完全清楚会发生什么。他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到马尔打开了牢房的送餐口,博戈尔兹把枪放了进去。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回响在幽闭的房间里。博戈尔兹倚着送餐口说:“你这个猪头,现在终于尝到报应了。”(他的蔑视更可能是源自拉舍尔对纳粹政权的背叛,而非他犯下的反人类罪恶。)两人打开牢房大门走了进去,博戈尔兹提了提死尸,命令马尔燃起焚尸炉。

西格蒙德·拉舍尔死在达豪党卫军手下,结局适得其所,甚至有些古怪。他曾在这里以研究的名义残害了太多无辜的囚犯。虽然拉舍尔犯下过滔天罪行,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得知拉舍尔死亡的消息之时心中还是五味杂陈。毫无疑问,他清楚拉舍尔的确应当为他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如果落入盟军手中,恐怕也是绞刑的命运,然而佩恩·贝斯特依然为一起坐过牢的狱友感到心酸:“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苦难,他总是举止绅士而礼貌,也一直是我们忠实的同志。”人类经历极端痛苦时,的确会产生如此奇怪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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