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农业增长研究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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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农业增长理论研究发生了三次跃迁。一是从物质生产要素跃迁到全要素，二是从就农业论农业跃迁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融合，三是从追求当期农产品产出跃迁到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一农业增长从超常规增长向常规增长跃迁

同改革初期的农业高增长相比，1985年以后中国农业增长有所放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也是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农产品是需求收入弹性较低的生活必需品，当长期困扰国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业的年增长率保持3%或高于人口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了，这是农业由超常规增长回归常规增长的主要原因。陈锡文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的回应。他指出，农业超常规增长旨在解决城乡居民农产品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引发的温饱问题，常规增长旨在解决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引发的膳食结构提升问题。中国农业超常规增长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粮食等初级农产品大幅增产；放松就业管制，促进城镇工业快速发展；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放开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购销和价格。农业常规增长的主要措施是开展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引起的增速下降并不是迟滞和衰退，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农业增长转型，也是必须努力完成的农业增长转型。试图依靠新文件、新政策使农业保持超常规增长既不现实，也无必要。[31]

二农业增长从物质要素驱动向非物质要素驱动跃迁

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可近似用GNP或GDP来衡量农业增长水平。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后，新的标准应该是：达到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物质消耗越少，农业增长与发展的质量就越高。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拥有资源极少的人口大国，必须走出与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符的发展道路，完成资源驱动到科学驱动的转型。所谓科学驱动，就是用科学革命、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技术创新驱动，它的实现程度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来衡量。[32]所有年份都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有部门都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具有了可比性。

三农业增长从部门封闭向部门融合跃迁

最近30年，中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和农产品供需格局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农业增长研究根据这些变化做出了相应调整。第一，食物产出要由增加食物供给量转向增加高营养食物供给量，再转向增加绿色食物供应量，以满足国民由吃饱、吃好到吃健康的需求变化。第二，供需平衡要由基于一种资源、一个市场转向基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适应国家经济体系融入全球化的要求。第三，产出体系要由单一农产品转向农产品、休闲产品、文化产品，以适应国民到农业农村休闲娱乐和体验文化的新需求。第四，农业目标要由提高当期农业效益转向增强农业可持续性，以满足后代人的需求。为了使农业增长进行这个跃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考虑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的需求，还要考虑农田生态系统的需求。农地整治不仅要使耕种和地块面积变得更大、更平整，更便于耕作，还要合理配置生物栖息地、廊道和水环境，为农作物天敌保留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农业增长要从单目标拓展为多目标，从自我循环拓展为开放循环，从考虑当代人权益拓展为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

四农业增长从产出最大化向生产能力最大化跃迁

农业增长在很长时期研究的是农业产量和收入最大化。近些年来开始转向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并发生了藏粮于仓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转变。“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农业增长目标由实物产出或收入最大化跃迁到生产能力最大化的标志。“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有三层含义。一是实行土地休耕。在粮食供过于求时降低耕作强度，实现“用地”和“养地”相协调，减轻土地利用压力、粮食库存压力和仓储财政负担。二是提升耕地产能。中国有26%的耕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不足1%，整体有机质含量低于欧洲同类土壤的一半。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仅为5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亟须开展土地整治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土层厚度，改善土体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耕地土壤水肥气热的转换效率，提高土地的基础地力。[33]三是开展生态建设。通过配置农田保护带、生态沟渠等措施，提升农田生命共同体中的生物多样性，提高农田应对气候变化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34]

应采取的技术措施是：在全国土壤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按照土地平整、集中连片、土壤肥沃，水利设施、农电配套，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的要求，做好耕地整治，并形成一套不同区域和不同耕地质量的保护措施与地力提升的技术模式。具体措施是：第一，建立国家尺度耕地土壤和水资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和预警平台。基于耕地质量监测、土壤污染调查、测土配方施肥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库，构建国家尺度耕地土壤质量和水肥资源利用大数据平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各市、县耕地地力升降的监测结果，促进各级政府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第二，建立土壤—水—肥—耕作综合管理研究平台。包括高效肥料和改良剂研发平台，改土设施研发平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研发平台。以超算平台和云计算技术为依托，分区分类提出耕地水肥资源高效配置利用方案、土壤障碍削减技术和模式，为政府部门、企业、推广人员和农户改善耕层结构和养分库容，提升有机质和生物功能等，提供咨询服务。第三，培育一批区域级土壤修复创新型科技企业。第四，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政策和措施，实现流域水资源的稳定供应和合理利用。第五，研发耕地保育和清洁生产的系列作物品种和肥料选育耐逆（盐碱、干旱、铝毒和重金属污染）植物品种以及高效培肥的绿肥品种；研制复混肥和新型缓（控）释肥料，发展生物有机肥和多功能肥料，研发农业耕作施肥和改土治污培肥机械，建立高产高效和环境安全的种植体系，降低水、肥资源投入水平，节本增效。[35]

应采取的管理措施是：制定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和耕地质量验收管理办法，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和土壤生物功能提升计划。明确耕地主管部门及监管责任，确保职责清晰、管理规范；把耕地质量提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各级政府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建立耕地质量保护机制。耕地占用单位或个人应补充与其占用质量相当的耕地。加强农药监管力度。耕地使用者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使用农药，降低农药在耕地中的残留量。建立农民改善耕地质量的补贴制度。鼓励集体和农民为农田治理投工投劳，引导农民运用综合农艺、生物和工程措施提高耕地质量。以科技下乡、流动咨询服务、办培训班、发放施肥建议卡等形式普及测土配方施肥知识，引导农民科学施肥。推广水旱轮作模式，新垦、复垦耕地培肥技术，加速土壤熟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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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友仁：《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3期。

[2]方青：《关于经济研究工作如何为农业服务的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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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周等主编：《农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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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远岑：《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7]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雏形。同年12月十七条发至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此后经过两年实践，于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作了两次修改，1960年4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发布。

[8]刘瑞龙：《“八字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农业科学通讯》1959年第20期。

[9]刘瑞龙：《“八字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农业科学通讯》195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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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何康、王郁昭主编：《中国农村改革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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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ustinYifu Lin,1992,“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1）: 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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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辛翔飞：《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省际间差异实证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2期。

[24]王兵、杨华、朱宁：《中国各省农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2011年第10期。

[25]孙骏、蔡贤恩：《对外开放对福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DEA与VAR的实证分析》,《技术经济》2010年第10期。

[26]金怀玉、菅利荣：《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7]王奇等：《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1992—2010年》,《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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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Justin Yifu Lin,1990,“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7（4）: 1-15.

[30]Justin Yifu Lin,1992,“Hybrid Rice Innov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Market-Demand 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Centrally-Planned Economy”,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74（1）:14-20.

[31]陈锡文：《中国农村经济：从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

[32]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再造中国，走向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3]汤勇华、黄耀：《中国大陆主要粮食作物地力贡献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4]郝晋珉：《“藏粮于地”，关键是提高耕地质量》,《中国国土资源报》2017年3月9日。

[35]沈仁芳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中的土壤科学与技术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2期。

[36]钟钰、秦富：《变“藏粮于民”为“藏粮于地”》,《黑龙江粮食》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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