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业增长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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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70年放在长达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是短暂的一个片段，然而这个片段的农业增长研究却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最初30年，农业增长研究的主题是消除农产品短缺，最主要的手段是增加耕地、水资源、劳动力等物质生产要素投入，以提高各种农产品的产出水平；改革初期，农业增长研究的主题仍然是消除农产品短缺，但最主要的手段是释放被国家实施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束缚的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末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农业增长研究的主题转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农民可以安心务农。近几年农业增长研究的主题转向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 提高物质生产要素利用广度和强度的农业增长
70年的前40年，中国处于农产品总供给不足阶段。农业增长的主要手段是扩大耕地面积、改善耕地灌溉条件、提高耕作强度，甚至以降低农产品质量换取农产品数量，以实现实物总产出最大化。具体地说，就是把可开垦的土地充分开垦出来，把可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把可种植农作物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以单产较高的籼稻替代单产较低的粳稻，以单产较高的杂交水稻替代单产较低的常规水稻，以三熟制替代二熟制，以二熟制替代一熟制等。因此，这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上耕地面积、灌溉面积、复种指数和高产作物种植面积都增长得最快的阶段。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非农部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的能力很低的情形下，这些措施不仅是促进农业增长的主要措施，还是切实可行地削减农业劳动力冗余度的主要措施。[6]从短期看，这些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从长期看，它造成了森林、草地、湿地破坏、地下水位下降和耕地地力耗竭等一系列后果，极大地妨碍了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 提高物质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农业增长
以增加物质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它们的利用强度来增加农产品产出，是最简单的农业增长方式。但它的作用会受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而变得越来越小，因而只能作为农业增长的短期措施。从长期看，农业增长必须建立在提高物质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具体途径如下：（1）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物质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2）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物质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3）通过组织创新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物质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4）通过物质生产要素流向利用效率更高的地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5）通过人才、技术、资本等稀缺资源流入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冗余资源流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一）优化农业技术体系
任何国家的农业创新都是由农民、农业企业家、农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做出来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特色在于：政府会花很大工夫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并把它们凝练成一个在应用上具有指导性的文件，进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发挥它们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所以，介绍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是论述农业创新进展的最为简洁的做法，例如农业“八字宪法”。时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对农业“八字宪法”的来龙去脉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1955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7]提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十二项增产措施。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从中概括出包括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因素的农业“八字宪法”。[8]其中，土是指深耕、土壤改良、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是指合理施肥；水是指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是指培育和推广良种；密是指合理密植；保是指植物保护和病虫害防治；管是指田间管理；工是指工具改革。它们之间的关系为：土壤是基础，水、肥、种是前提，合理密植是中心，保、管、工是保证。刘瑞龙指出，农业“八字宪法”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农业增产措施的完整体系，农业“八字宪法”每个因素的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有待于深入探索，而且它的应用效果会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生产条件改善和科学研究深入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措施从形成到推广应用有一个滞后期，即农业增产措施通常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忽略了滞后期影响而错过了五年，就有可能耽误十五年。[9]
（二）改进农业生产组织与制度
农业增长效率的提高，既要从优化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入手，又要从改进农业生产组织与制度入手。所不同的是，前者以增加效益的方式提高农业增长效率，后者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提高农业增长效率。
1.减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摩擦成本
20世纪60年代，研究的重点是探索有利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有利于灵活使用和调动人力、畜力和有利于激发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核算单位，以尽量减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一平二调”导致的摩擦成本。学者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不宜以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应该以生产小队作为自负盈亏的基本核算单位，少量生产小队无力或不宜经营的活动由大队或公社经营，作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的补充。把生产小队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由中国农业生产以人力、畜力和中、小型农具为主，便于农村干部组织生产与财务管理、便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便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因素决定的。它既维护了资源条件好、生产能力强的生产小队的权益，又让资源条件差、生产能力弱的生产小队有了追赶的目标和激励。[10]
学者们最初认为，农业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可分性，即便是机械，也可以制造出适合小规模农地的农业机械，如大棚里使用的旋耕机。后来发现，小型机械只能替代劳动，大型机械不仅能够替代劳动，还可以为提高土地生产率做贡献。黑龙江垦区的实践表明，大型农机可以将原来需单项完成的耙茬、深松、合墒、碎土和镇压等作业一次复合完成，并彻底打破犁底层对作物生长的制约。完成一亩地的同等作业量，可节油20%—30%，节约大豆、玉米种子2千克，节肥6千克，增产10千克，综合节本增效20—30元。[11]由此出现了地块规模应与农业机械相匹配的问题。
从长期看，农业机械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作业的一致性，农户不再因为农业作业质量测量和监督难而坚持独自作业了，这是现实中农业作业商业性外包市场越来越兴旺的重要原因。从理论上讲，农地流转市场和农业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不仅会衍生出企业化的农业发展模式，还有可能衍生出集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集体化的程度则决定于规模经济效益、产权排他成本、产权内部协调成本之间的关系。
从图2—1可以看出，若假设：（1）一片耕地的利用户数为M、产权排他成本函数为C1=f（m）、产权内部协调成本函数为C2=g（m）。（2）两个函数均具有严格凸性，则产权配置的总成本函数为TC=C1+C2=f（m）+f（g）。TC′=C1′+C2′=f（m*）+g（m*），在TC′=0的那个点（m*）上，产权排他成本和产权内部协调成本之和最小化，是产权的最优配置。
产权排他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的影响因素有认知、制度和技术。其中，共同体内部的认知趋同和制度改进，会降低内部协调成本，使图2—1的C2曲线向下移动。在新的均衡条件下，产权排他程度降低，产权主体增多，构成成员数量更多的共同体。技术进步会降低产权排他成本，使图2—1中的C1曲线向下移动，在新的均衡条件下，产权排他程度提高，产权主体减少，构成成员数量更少的共同体。图2—1的含义是：农业产权有很多种组合方式。究竟对应于哪种状态，要根据特定的情形做具体分析。
图2—1 产权排他成本、内部协调成本同产权主体人数的关系
2.降低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
1958年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形成了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的农业经营模式。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实际上为学者观察农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经营自留地、饲养自留畜的行为差异提供了必要条件。最早利用这个条件做农户行为差异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陈云同志。陈云的调查是在他的家乡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的。
小蒸曾是青浦县养猪最多的地方。1958年公社化后出现猪越养越少、越养越差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陈云于1961年住在小蒸的农家做了15天调查。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私养猪的盈亏都是社员的，社员饲养很精心，并想方设法地为猪找饲料，所以私养猪的生长情况很好；特别是母猪产仔时社员往往睡在猪栏旁边守护，会把瘦弱的奶猪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奶猪是认奶头的，以后就会固定在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就长得比较均匀。由于公养猪的盈亏同饲养员的关系不大，饲养员喂猪时只管把饲料倒入猪食槽，根本不管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公社养猪场管理很弱，猪圈卫生极差；由于饲料不足，肉猪营养不良，生长缓慢，积肥较少；母猪产仔时饲养员也不太关心，甚至产几头都不知道；苗猪都在乱草堆里，毛色黄黄；苗猪不仅产得少，甚至有的被冻死。陈云由此得出私养同公养相比“三省”（省饲料、省劳力、省成本）“二增”（增肥料、增收入），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多产苗猪，必须让社员私养母猪的调查结论。陈云通过走访农户还得出一年种两季粮食作物的收益不如种一季粮食作物和一季经济作物等调查结论。陈云基于收益关联性对农民行为的影响，凝练出生产队要留足自留地、生猪饲养要“公私并举、私养为主”和调整单一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等观点，并写在《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三个专题调查报告中，为中央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2]
3.降低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
70年里的前30年农业追求种植强度最大化，不仅同国家追求农产品产量最大化目标有关，还同那时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追加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阶段有关。随着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农地的种植强度会越来越决定于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20世纪80年代初，江浙一带就出现了降低农地耕作强度的诉求，并用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的形象比喻，来解释这种诉求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为了追求粮食产量，江浙平原地区从1970年开始推广稻稻麦三熟制，到1974年基本普及。从统计数字看，三熟制同二熟制相比，平均每亩耕地一年的总产量多出200斤左右，有利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它的实际效果并非如此。一是产品质量差。为了争取农事季节，不得不把品质好、生长时间长的小麦、粳稻换成品质差、生长时间短的大麦、籼稻。二是要素投入多。三熟制比二熟制相比，增加了种子、肥料、农药投入，尤其是劳动投入。三是经济收益低。三熟制的总收入为每亩130.06元，低于二熟制的每亩140.97元。干部和群众认为“多收万斤粮，不如办个小工厂”，所以他们发展社队工业的积极性很高，务农积极性却不高。农民能接受增产与增收相统一的种植制度和种植方法，但接受不了诸如三熟制这样投入多、费力大、收入少的种植制度和种植方法。[13]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耕作强度，让农村劳动力流向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而且会对维护农地肥力，减少灌溉用水、化肥和农药投入量，扭转地下水位下降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产生积极的作用。循着这种思路，近些年来出现了在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季节种植一季，即二五得十不如一十得十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
4.降低农民增收的风险成本
改革初期，中国处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此时的农户最重视的是减少风险还是增加收入，学者们就此对农户行为进行了调查。卢迈和戴小京针对农户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农业投资却明显减少；产业结构调整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户经营专业化程度却进展甚微；市场需求有了较大变化，农民反应却加剧了它的波动三种现象进行了调查。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农户既有稳定收入要求，又有增加收入愿望。稳定收入项目预期上限较低，下限却较高，虽然难以致富，却可大体保证温饱；致富项目收入上限较高，下限却太低，有可能发生危及温饱的风险。鉴于农民无法在一个经营项目或一个职业选择上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他们普遍把致富目标附着在稳定收入的内核上，即愿意为降低风险而牺牲一部分收入。从全国6.6万农户家计调查看，无论是以收入水平分组还是商品率分组，农户人均粮食、油料播种面积和生猪饲养数量都非常接近，说明绝大多数农民都把稳定收入作为内核。[14]虽然农户想获得更多的产量或收入，但由于缺乏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采用的是产量最稳健的农业技术，不敢轻易采用收入更多风险也更大的新技术。这样的农户行为既不利于微观层面上的农户增收，也不利于宏观层面上的农产品供需平衡。所以，要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长，政府必须采取下列措施：第一，除承担农业新技术研发责任外，还要承担农业技术推广的责任。让农民亲眼看到农业新技术的绩效。第二，对采用新技术所需的要素给予补贴。例如，通过补贴把良种价格控制在适宜水平内，降低农户采用新品种的成本。第三，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把小概率发生的风险损失分摊在多个年度里，使农户有能力承受。
5.消除冗余资源的隐蔽成本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除了优化生产技术体系、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激励农民积极性外，还要把未对农业生产做贡献却要分得农业收入的冗余资源消除掉。它的核心问题是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1952年10月31日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公布的《关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15]，可能是最早关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份文件。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研究可能始于1957年。李远岑根据农村男女劳动力数量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人工日数与实际人工日数的差，以及1955年26000多个合作社平均每个劳动力96个劳动日的调查结果，推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他发现，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与没有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有关。一是合作社发展多种经营受到人为阻碍。二是农村部分干部片面理解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不加区别地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1956年春季建筑业劳动力紧张局面。三是有些合作社规定，社员在外所得工资除去伙食费、旅费外全部缴给合作社，由社里折计劳动日的做法，影响了社员外出做工的积极性。他认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是长期措施，近期措施是发展农村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副业和农业基础设施，重点是发展费力价高的经济作物或土特产品。[16]
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尤其是有外出打工者的农户的承包地上的劳动投入明显减少，产量减少却很有限，使农业生产中的隐蔽失业现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将农业部门冗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显著地增加农户收入，可以提高农业增长绩效，所以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估计。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估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不一致，估算数据有较大出入。二是改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条件。具体包括：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加强地区间劳务市场的协调和信息交流，做好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为跨地区农业劳动力流动提供各种服务；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充分满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要求。三是确保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缩小相一致。具体的策略是：劳动力转移必须反映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变化；必须以接受地的拉力为主；劳动生产率以及每个劳动力拥有的产值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从不均等趋于均等；迁移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行为及其长期结果。[17]四是劳动力转移进程的评估。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8]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时间最快、代价最小地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论和方法，并提出了两个转折点。其中，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绝对剩余”消失殆尽，劳动力转移开始影响工资水平之时；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相对剩余”转移完毕，两部门边际产品相等之际。李天祥、朱晶认为，转折点是否到来，一要根据两个转折点的理论含义来判断，不宜直接把现实中出现工资上涨现象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标志，而不考虑它是市场自发产生还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二要用一些国家如韩国20世纪70年代初在出现转折点的经济现象，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明显降低，工业化、城市化比例达到60%—70%和行业间实际工资差距缩小等现象做比较。三要考虑中国是大国，各地区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很大差异，它们通过转折点的时期会有所不同。[19]
三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农业增长
农业增长研究最初是围绕着物质生产要素展开的。并经历了由增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到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利用强度，再到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利用效率的转变。由于农业增长出现了由物质要素生产率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转型，现在的农业增长研究是围绕着非物质生产要素展开的。强调的是技术、组织、制度、管理、生态等因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是日益完善的。最初，有些学者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其实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除劳动、资本、土地等物质生产要素投入外所有要素带来的农业增长，它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生态等。这方面研究的深化，使生产函数、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等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较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展研究的是冯海发和林毅夫。冯海发对1949—1988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这期间的贡献率为20.5%;[20]而林毅夫则发现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高，并将其归结为制度变迁的贡献。[21]
全炯振运用非参数Malmquist生产指数模型和参数随机前沿函数模型相结合的SF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做出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属于技术诱导性的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区间增长的不平衡性。[22]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造成农业生产率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23]王兵等估计了技术进步和技术规模变化、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提高、机械化普及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24]孙骏等估计了对外开放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作用[25]。
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频发是引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26]王奇等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将中国农业1992—2010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与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纳入环境要素后技术效率的下降趋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趋势都有所放缓。[27]
郭萍等运用Fre-Primont生产率指数测度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Shapley值不平等分解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的57%来自农业剩余混合效率地区差异的贡献[28]。
四 资源有效配置理论拓展
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的农民会根据要素价格的变化去选择那些能够替代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技术，从而一个经济中的科研投资方向也会受到影响。按照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度不同，会导致技术变迁有效路径的不同。
在初级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经济体中的技术变迁是否遵循诱致型技术创新假说所隐含的路径？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检验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适用范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技术演变历程和确定以后的农业科研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林毅夫放松了竞争性市场的假设，研究市场竞争被抑制的情况下技术创新的方向和科研资金的最优配置。他的实证检验证明，只要技术投入市场是有效的，即使初级要素市场不存在，或者受到限制，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仍然成立。[29]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分散的公共研究机构在分配研究资源时，也会对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以杂交水稻的创新与扩散作为一个案例检验了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在计划经济中的有效性。[30]其结论是，即便产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仍然可以根据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确定科研资源配置的优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