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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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建立，加上先前实行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及户籍制度，中国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农业要素配置、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农产品分配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转向如何摒弃苏联农业经济学模式的影响，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周诚提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和农业企业学的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表现形式和运用形式，以及社会主义农业的领导与管理。[18]1959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著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出版，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之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现代化、农业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及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制度和国营农场等。
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围绕中央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路线、政策和方针，开展了不懈的探索，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理论进行完善和丰富。
一 丰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的著名论断，许涤新从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劳动提供者、原料供应者、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以及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19]，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农业贡献论的学说不谋而合。周叔莲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农业作用做出进一步论证，认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指农业是人力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起点；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20]。董辅礽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最本质的含义，在于确定农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社会总劳动和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农业劳动基本上是必要劳动，农业劳动和农产品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1]
二 建立与发展农、轻、重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相互发展的关系，后来进一步明确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上，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武力认为，毛泽东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22]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季崇威、何畏、房维中等从不同角度深入论证其必然性[23]，张霖文认为这是只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存在的规律，是结合中国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24]俞明仁将此进一步阐释为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积极发展轻工业，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中心，实行“以钢为纲”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25]。对于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王耕今认为，其正确道路是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的同时，重视发展经济作物，促进农业多种经营[26]。中黄、汪旭庄、史景星等分别撰文认为，农轻重关系就是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以加速农业发展并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27]。
三 提出改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的学术思想
农村全面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后，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完善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制度改进。乌家培等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有了全民所有制的成分[28]，朱剑农认为具备了共产主义萌芽[29]，关梦觉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30]。对此，贺笠认为，人民公社并未突破集体所有制范畴[31]，张卓元指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首先由国家逐步支配和决定公社的公共积累及收入分配[32]。许涤新提出它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商品生产，反而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促使公社增加收入和积累。[33]
围绕人民公社制度的完善，陈大伦提出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34]，葛致达分析了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的完善[35]，冯田福研究了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激励机制[36]。
四 引入价值规律改善农业计划管理的学术思想
围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给予农业生产组织自主权，范若一认为要根据农业生产成本和供求状况制定农产品价格，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37]刘日新认为，应从直接规定面积和产量指标过渡到实行商品量计划，由生产队（大队）自己决定面积和产量[38]；汪祥春等认为，必须加强对农业生产计划的管理并和农产品征购计划实行统一管理[39]，要因地制宜地以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编制农业生产计划[40]；曾洪业、夏光仁认为，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扩大农产品收购，通过确定恰当的留购比例、正确规定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41]周诚则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果要坚持总经济效果最高、最大效果优先充分投资、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利用的原则。[42]
五 关于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学术探索
毛泽东把农业增产措施概括为“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对此，刘瑞龙认为土壤是基础，水、肥、种是前提，合理密植是中心，保、管、工是基本保证；[43]许涤新认为贯彻“八字宪法”，要把中心任务转到实行技术改革。[44]在毛泽东同志做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后，学术界主流研究侧重强调农业机械化[45]，也有一些研究强调应同时推进电气化[46]、水利化[47]、化学化[48]，刘志澄等提出“四化”之间要做到平衡协调发展。[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