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构建对传统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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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中国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核心任务。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个体分散经济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逐步集体化是克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集体化实现的唯一道路就是依据列宁所说的经过合作社，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1]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改造传统农业和小农生产经营方式的途径是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斯大林将列宁的合作化理论改变为农业集体化改造理论，并在苏联全面推行，成为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模仿学习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选择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等最高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要求全党把农业互助当作一件大事去做[2]，并同意启动试办集体农庄的计划。[3]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则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主张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4]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作化运动道路。

这一时期针对党内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是先供销合作还是先生产合作的路线争鸣，一些学者独立探索，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有学者认为，需要合作化为机械使用创造条件[5]，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工厂手工业阶段，说明没有机械化也可以实现农业集体化；[6]也有学者提出，生产关系应当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具有国家工业化和机器耕种的条件，就无法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发挥合作化的生产关系优势，也就无法实现自愿基础上的农业集体化。关于生产与供销合作社的优先发展顺序，张闻天认为必须遵循“从供销到生产”的规律，通过供销合作为农业合作化提供资金、技术、物质支持，使农村合作社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并把供销合作社发展为生产合作社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中心环节[7]。这场讨论最终以毛泽东1955年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8]的报告，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走路”而画上句号，明确在中国条件下，必须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9]。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是围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理论展开。王思华考察了个体经济、合作经济的经济法则以及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认为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在步骤上相互适应[10]。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解决合作社社员激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于光远等认为，必须对社员个人收入的各种形式规定适当比例；[11]林子力等通过案例分析，总结提炼出合作社的季节包工制（小包工）、包工包产制（大包工）等激励机制创新；[12]周诚则认为计件制是劳动报酬制度的基本形式，包产制是其中的先进方法，应贯彻生产责任制[13]。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阐述了国家、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提出不能采取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政策，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并将此提升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高度。他指出，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14]围绕完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张友仁论证了接受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5]宋海文认为自留地及其家庭副业经济是高级社经济中必不可少的部分；[16]关梦觉、宋涛则提出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手段。[17]

第一节 构建对传统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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