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的变化（2003年以来）
《新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70年》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的变化（2003年以来）,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供给由过剩走向短缺
人口结构变化引起新增劳动力供给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率下降的后果开始在劳动力市场呈现，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由1980—1989年的超过1400万人下降到1991—2001年的约730万人。2002—2004年，每年新增就业数量只有456万—528万人。2005年以来，新增劳动力数量从383万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152万人，到2017年，全国新增劳动力数量只有37万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劳动力需求在迅速增大，大约从1996年开始，新增劳动力几乎都进入了城镇，到1998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数量开始超过全国新增劳动力数量。2002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数量开始超过1000万人，这个势头一直保持到今天。当城镇劳动力需求超过全部的劳动力供给时，只能从第一产业转移劳动力，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
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是劳动力变得短缺的重要因素。中国加入WTO，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充分发展的机会。沿海的民营经济部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扩张，不仅拉动了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03年春，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招工困难。2004年春，劳动力短缺的呼声已经从珠三角、长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同时传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开始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事实。
蔡昉敏锐地关注到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的变化，认为这不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而是长期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23]。在后来的一系列文章里，率先指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个论断[24]。这个时期，城镇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供给，人社部门对企业用工需求的历年监测数据显示，无法招满所需工人的企业所占比例，持续升高。当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时，企业为了竞争到劳动力，会主动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使全社会的非正规化水平下降。吴要武等发现，2003年以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程度下降了[25]。
2002年以来的劳动力需求在迅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却无法赶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在2008年，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2542万人；到2018年，农民工总量增加到28836万人。此期间的工资水平在持续提高，可是农民工数量的增长越来越慢，近年来，已经接近停止（见图2—2）。而且，农民工的流向也在发生变化。2018年，本地农民工人数为11570万人，在农民工中的比例持续上升，而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为13506万人，比2017年减少了204万人，下降了1.5%。这与“刘易斯转折点”以后，两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减少的预期相一致。
图2—2 历年农民工数量及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二 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持续快速上升
劳动力短缺通过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表现出来[26]。农民工的工资变化，准确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工资呈现一个反“S”形路径：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的工资快速上升，月工资由数十元上升到1992年的约340元，此后，农民工工资虽然也在上涨，但幅度有限，这种低速增长的势头持续到2002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约为600元。2003年以后，农民工工资开始持续快速增长，到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已经达到每月3721元。
当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时，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消失，城镇企业只有通过提高工资的办法，才能从农业部门吸引劳动力流出，这意味着吸引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边际成本在提高。农村不再有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的时候，反过来，吸引城镇的资本流向农村，开发农村的土地等资源，利用那里无法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这时，虽然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农村，但两者的工资开始联动涨落。
三 中国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变化
当城乡家庭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并积累财产的时候，劳动者及其家庭获取生活来源的途径日益多样化。来自家庭财产的收入成为贡献因素，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会影响家庭成员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内的劳动时间配置，其结果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微观家庭层面的选择变化，在宏观层面上就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在缺少口径一致的劳动参与率来测量这种变化时，这里用就业人数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例，来测量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及其变化状况。
表2—1显示，从改革之初到1995年，15—64岁人口的就业率一直稳定在85%左右，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经下降到不足81%，到2015年，下降到70.71%，相比于1990年，下降了接近15个百分点。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下降，是最近20年来的典型特征。发生在家庭层面上的市场参与变化，能否用宏观政策来调节还缺少研究。
表2—1 中国不同地区的就业率及变化
在劳动参与率下降这个大趋势下，女性劳动参与率幅度最大，从改革开放初期领先于全世界，下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显著下降，与世界发达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形成了对比[27]。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也会有更高的劳动参与率，而高校扩招后，女性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迅速提高并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否扭转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态势，尚不明确。
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态势，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这个短缺态势会更加严重。这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用技术升级和资本替代劳动的策略，来应对劳动短缺。劳动力资源由市场转入家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会是深远和长期的。
四 积极的就业政策与推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
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于2008年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与1994年的《劳动法》不同，这个法律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这时，城镇劳动者数量已经超过3.2亿人，经过1998—2002年的国企改革，国有和集体部门的职工数量急剧减少，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成为市场雇佣的主体。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合同法》限制了雇佣的灵活性，劳动仲裁案件在当年便急剧上升，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障法》）则提高了他们的用工成本，企业和社会各界反应强烈。
然而，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波及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批评者将失业增加归咎为《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中央政府为了稳增长，不仅投入了四万亿刺激经济，也放缓了对《劳动合同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执行。企业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规制，通过大量使用派遣工和农民工的方式，维持用工的灵活性[28]。当中国经济恢复了正常的增长，这两个法律对企业的约束仍然在起作用。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仅要求企业和劳动者签订稳定的书面劳动合同，还监督企业给劳动者提供三险一金。而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还根据劳动力短缺的事实，不断督促各地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劳动力市场走向正规化，也通过提高雇佣成本，督促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政府推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的努力与市场变化相一致，很快就观察到非正规化程度在下降。但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各种新就业形式大量出现，吸引大量的劳动者进入，如淘宝、滴滴等网络平台的兴起，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多种形式。“正规化”和“非正规化”开始变得更加模糊。从脆弱性角度来定义的“非正规就业”，在互联网新业态下，变得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定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