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的变化
《新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70年》第五节 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的变化,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高校扩招改变了劳动力的教育结构
1999年，为了应对国企下岗失业导致的困难，中央政府果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以缓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1998年，全国每年高校招生只有108万人，1999年的扩招，以每年50万人的规模，连续增加到2008年，招生人数已超过600万人。此后，虽然扩招速度放缓，但仍然在持续增长，2014年高校招生超过了700万。到2018年，已经接近800万人。从201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看出，在20岁人口队列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占队列人口的比例超过50%，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于1982年的1.15%，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续十多年的高校扩招，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就越困难[30]。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数量压力让位于结构矛盾。政府每年的就业关注重点，主要瞄准大学毕业生。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给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支持和动力：为这些受过大学阶段教育的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必须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尽管高校毕业生快速增长，国际和国内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仍然是有利于高校扩招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技能偏向型需求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并未上升，就业质量在提高，收入水平在持续提高，促使政府将高校扩招一直坚持下去。
劳动力市场技能偏向型需求增长，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标志：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给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带来了更多的雇佣机会。尽管高校扩招在增大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供给，仍然被技能偏向型需求增长所抵消，表现出来的结果为：高校毕业生的工资优势相对于中学及以下者在增大，劳动参与率在提高，失业率在下降[31]。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前或者毕业后的短时间内实现了就业，表现最好的是“高职/大专”，每次调查，都有更高的“就业落实率”[32]。这是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点。劳动力市场需求朝技能偏向方向发展，不仅确保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给城乡家庭带来明确的信号，为孩子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便让他们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
二 农村劳动力持续减少，农民工增速趋缓
政府一方面关注大学毕业生，也同时在关注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因为这个群体的规模巨大。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8亿。虽然绝对数额大，但新增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却稳定下来。新增农民工主要来自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农民工的年龄变得越来越大。在2011年，5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在所有农民工中的比例为14.3%；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2.4%[33]。
当城镇的工资增长都无法吸引农村劳动者离开农村时，中国劳动力市场已进入“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尽管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等门槛的限制，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所处发展阶段相同国家的水平，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经济特征开始弱化，变得更像发达国家的新古典模型：尽管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工资差距，考虑了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与年龄结构，城乡之间已经实现了均衡。每年城镇农民工增长速度趋于0，就是一个典型特征。
三 劳动力知识技能应对产业升级的需要
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开始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在国际市场甚至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发达国家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步伐放缓。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便利地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更加依靠自己的研发投入。然而，中国高等教育虽然扩张迅速，但教育质量提高却相对滞后，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也较为迟缓，苏联式的应试体制也几乎没有变化，学生依靠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应对各级升学考试，科学训练和广泛阅读方面严重不足。
苏联教育体制的特点是模仿，是技术上的追随者，对人才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当少数高科技企业开始进入国际前沿的时候，他们更加依赖从国际市场上吸引人才。当前面不再有可学习与模仿的对象时，他们开始重视和强调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很少关注基础研究并培养相应的人才，因为从历史上看，那是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占据的领域。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的时候，国际市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从国际市场购买新技术变得困难，对自我研发和创新的压力则越来越大。这时，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相关政策，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与改革。
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减速，进入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禀赋特征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出生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虽然工资水平在持续上涨，但家庭照料的需求开始诱导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市场，进入家庭部门。使劳动力数量减少速度超过了15—64岁人口减少的速度。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增长开始失去动力。此外，由于资本变得充裕，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形成增长速度不到6%。传统高速增长模式的两大推动力量，劳动力增长和投资增长，很难再维系下去。
四 老龄化程度加深，企业社会保障开支增加，失去竞争优势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在职劳动者供养的退休者数量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增加，最终由企业和在职职工来承担。这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失去竞争力。表现为退出市场的企业增加，减少劳动力需求。如果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其潜在增长速度。
五 新就业形式与非正规化
进入21世纪，互联网不仅进入中国城乡家庭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就业形式。充足的资本与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使互联网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迅速拓展了一个新的就业空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物流形式，也使网络平台出现和快速发展，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如网络商业、网络金融等，很多劳动者通过网络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
这些劳动者，不再是传统的受雇者，没有人与他们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无人为他们提供三险一金，从这些统计特征来看，他们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者。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很难把他们归类到“脆弱群体”的行列中。当国有企业和政府雇员（机关事业单位）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例下降到不足20%时，剩下那个庞大的80%，就是一个异质性极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复杂特点，使政府在管理劳动力市场方面，遇到了严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