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服务业就业功能研究（1979—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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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下乡知识青年逐步返城，需要安置人员就业的压力越来越显现，另外，工农业部门的机械使用率大幅提高，生产技术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劳动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加大了就业安置的困难性。如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尽管非物质生产的劳动是否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的争论仍然在理论界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其可能具有容纳就业的较大潜力同样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一 基于地方案例经验探讨服务部门吸纳就业的潜力
梁志高和厉璠（1979）[11]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三十年来上海市劳动就业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了劳动就业是当时的一个突出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四人帮”等势力对经济建设的破坏，社会生产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能满足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就业的需要。这篇论文基于对上海市各行各业过去几十年的行业发展状况及就业情况，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扩大就业的建议，其中就包括了通过增设商业服务网点，在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过程中，扩大就业门路。从1956年到1977年，上海市的饭店和饮食摊店减少了90%，商业网点减少了3971个，修配服务网点数从1959年8000余户减少到1976年的980户，减少87%。工业部门职工却从1957年的118.07万人增加到1977年的193.2万人，增加了74.5%；商业饮食仅增加了4%，从44.1万人增加到46万人。工业人数占就业的比重从50%增长到60.1%，而商业、饮食等服务业却从20%下降到14.3%。由此得出结论，20世纪70年代末期，商业、饮食、服务业不仅网点和服务项目供给严重不足，而且职工人数比例也不协调，商业部门职工日均工作时间过长。以此，可以将增加服务网点供给、扩大商业及服务部门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还应当重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
从梁志高和厉璠（1979）的分析思路可以看出，研究者是从服务供给不足的角度探讨了发展服务业对于扩大就业大有可为。戴云蒸和肖清益（1981）[12]则立足于发展服务业带来就业扩大的经验案例，分析了发展服务业对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他们基于太原市北城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吸取过去片面强调以钢为纲、轻视商业饮食服务业形成的生产与生活比例严重失调的教训，大抓商业饮食服务业的恢复和发展的经验，以调研数据为基础，总结了发展商业饮食服务业对于提高服务质量和解决待业青年就业的作用，并指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在他们调研点，1981年5月底，太原市北城区商业网点数量恢复到1957年的91%，达到1144个，从业人员数量比1952年增加了2倍多，达到13918人。在从业人员中，国营占69%，集体占29%，个体占3%，农贸集市的开放，弥补了国营网点的不足。他们调研发现，市场网点、商品种类的增多，方便了人民的生活；小型多样化的服务，提高了服务质量；随着集体经济和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的灵活经营、周到服务，适应消费者需要，使市场出现了竞争；同时，已经解决了调研区3000余待业青年的就业安置问题。基于该区26.8万人的人口总数和出现的较强购买力等区情，商业网点数量偏少、分布不匀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很多事情没有人干的同时也有很多人没有事情可干，这既是矛盾，也是发展商业饮食服务业的有利条件，并以该区的行业发展为基础，估计了未来几年还可逐步增加10000人到商业饮食服务业部门就业。
在他们的调查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制约了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一个是思想上认识不一致。部分干部和领导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性质和前途欠认识和判断，担心政策变化会再次陷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青年和家长更愿意进入全民所有制工作，“铁饭碗”思想较为坚固，认为集体和个体是没有出息的，而且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二是商业饮食服务业货源不足、渠道不同，资金困难，开工不足，一些企业或店铺长期缺粮，处于半放假状态；三是审批手续繁多，用地问题得不到解决；四是大集体企业资金困难，税负过重。
二 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需求为基础，对服务部门就业功能的理论判断
沙吉才和孙长宁（1981）[13]等一些研究认为，生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会因为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社会生产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进行的凡以此为目的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必然包括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生产精神财富的劳动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劳动，于是，应当尊重服务劳动者的地位，并广开服务业就业门路。
李江帆（1982）指出[14]，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必然趋于增多，服务行业会迅速发展。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导致农业劳动力比重显著下降，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会加入非物质生产领域。另外，物质生产部门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减少劳动力需求，物质生产部门相对过剩人口会进入服务业行业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失业大军的增长，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此外，作为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的科学研究人员，在社会就业中会趋于增加。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增多，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是世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决不能超越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水平而过快地、孤立地发展。他对服务业的认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泛滥成灾的广告业、赌博业、保障富人安全的保镖业、娱乐业、为宠物服务的行业等，充分体现了列宁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徐节文（1985）[15]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出发，探讨了科学安排国内就业结构的问题。他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应当在发展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非物质资料生产。在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已经形成比例的基础上，强行压缩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减少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的比重，是一种倒退。应当在物质资料生产允许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以及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在国家人口流动政策出现第一轮宽松的背景下，张军和李陵生（1985）[16]基于部分大中城市的调查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城市部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的就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应当将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作为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
三 增进效率和家务劳动社会化
杨海涛和胡军（1985）[17]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视角，分析了其对于扩大劳动就业的功能。他们的研究出发点在于，社会化的家务劳动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能够压缩劳动者直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将劳动者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些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用来接受教育、休息，增强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能，进而增进劳动效率。同时，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一些相关的工业如食品工业、服装工业、电子工业等能够随之获得发展，增进这些工业领域的就业。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社会化直接带动为家庭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增加，这些部门的扩大本身就会扩大社会的就业，例如天津市在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发展家务服务中心，直接安排待业青年近3400人。他们的分析给出了通过发展家务劳动服务公司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建议，但没有直接就家务劳动服务社会化的具体组织形式给出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