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服务业就业问题登入“大雅之堂”（1985—2006）
《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70年》第四节 服务业就业问题登入“大雅之堂”（1985—2006）,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全面展开，服务业被认可的程度显著提高，决策层面已将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我国第一次对三大产业做出明确划分，“第三产业”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被理论和实践领域所接受，服务业逐步登入“大雅之堂”，标志着我国第三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提出要“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此例不相协调的状况”“特别是要大力开展咨询服务，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事业”，这是在中央级别的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发展“第三产业”的表达。1992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更加明确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意义，不再将第三产业视为非生产性的行业而加以歧视，要求全党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力争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提出了指导性的政策和措施。
一 分析国际经验和趋势，讨论服务业就业潜力
改革开放之后，国外学术情报和经济数据的可得性逐步增强，经济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借助国际经验案例的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对国内劳动就业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结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学术界关于服务业就业问题的研究，先以国际一般趋势或者其他国家的经验为背景来引出问题关注点的分析模式越来越普遍，尽管研究的具体问题越来越细化，但这种模式的分析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
陈书生（1986）[18]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扼要总结发现，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占比越大。1960—1980年间，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占比上升了12%，产值占比上升了7%，劳动力占比上升的幅度超越了产值占比上升的幅度。发达经济的就业向第三产业集中，1960—1980年间美国新增劳动就业的90%在第三产业，而日本几乎达到100%。经济发达国家的劳动就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一是体现了新技术革命的需要，智力革命背景下，脑力劳动这一服务性质的就业比重呈现明显上升。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生产率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明显提高，放大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于是，交通运输和服务业必然会振兴，银行、保险、信息咨询等行业随之起飞。三是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随着收入的提高，生活就要求多样化、新型化，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部门。此外，第三产业整体上的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如理发、修理、个人服务等，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这些工作。
原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的李志猛和李世峰（1986）分析了国外产业发展与就业关系的演进路径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征[19]。他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大批工农业劳动者被挤出成为失业者，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在非物质产品的需求上更加广泛。两类因素进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世界上代表性国家中1960—1980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的比重关系，市场经济的工业国家从44%提高到56%；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国家从31%提高到42%；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国家从18%提高到28%；低收入国家从11%提高到16%，而四类国家同时期内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增幅均低于劳动就业比重的增幅，由此总结发展第三产业是很多国家解决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但对比我国的实际情况，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第三产业长期处于“冷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仍不能较好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而建议尽快发展第三产业并作为解决就业的一个主要途径。
周天勇（1992）[20]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近百年发展历程，打破了经典作家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人口过剩和失业的预言，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收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造成的过剩人口，促进了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再平衡。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能够吸收更多的富余劳动力。根据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85年）》的统计，在1981年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平均为29%，如果中国对号入座为中下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则第三产业劳动就业比重比经济发展阶段应有的比重偏低了整整10个百分点。他认为，当前（1992年）在实践部门和学术界都对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以及第三产业具有承接劳动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基本达成了共识。进而分析了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指出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受到体制机制、市场灵活性、消费结构、人口集中度等因素的制约，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应当反思过去“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策略，这不利于劳动力的适度集中，进而无法使第三产业发挥应有的扩展就业的功能。进而建议，在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重视科学教育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城市化进程，是通过促进第三产业长足发展来有效扩张劳动就业机会的路径选择。
潘茂理和赵以国（1996）[21]则从服务业有利于增长，进而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就业的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概括国际经验，认为第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如意大利、联邦德国、美国、加拿大等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为第三产业，日本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台湾、韩国、印度等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中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为0.5左右，而以这种方式测度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中国大陆很低，1978—1984年为0.21，1984—1990年明显上升至0.31，但整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发展潜力很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现代化程度越高，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一般也越高。他们转引相关研究后预计，如果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增速保持在6.8%—7.8%的水平，则2000年时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可达到32%左右，就业劳动力能够达到22000多万人。
二 就业压力持续，将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
在陈书生[22]的研究中，对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就业需求进行了基于数据趋势的判断。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2.02%。他认为当时有占农村劳动力总数1/3的劳动力属于剩余劳动力，约1亿人左右，今后一段时间，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会继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何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小城镇为中心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小城镇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在农村发展小城镇的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从事乡镇企业劳动的潜力很大。由于小城镇是农村经济的中心，随着小城镇的发展，第三产业将会发展起来并逐步占据优势，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最多的产业。而在城市工业部门中，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业肯定需要增加就业，但更会受到较大的限制：过去若干年人多效率低，人浮于事，工业部门存在将近100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技术改造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甚至产生多余劳动力；新建的工业企业将会更多地采用新技术，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会相对减弱。但是今后一段时间，城镇6000多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单靠发展工业显然无法容纳。研究者分析了1952—1983年工业新增劳动力为4777万人，其中1967—1982年新增3898万人，按后者趋势推算，城镇还需要另找门路来安排2500万左右的劳动力就业。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强调只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一条新的路径，才能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根本问题。
李志猛和李世峰（1986）[23]分析了“七五”期间，我国劳动就业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一是农村将有超过1亿劳动力从种植业转移出来，需要到种植业之外寻找出路。二是城镇有30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三是随着先进技术的应用以及部分企业将被淘汰，既有的企业中大约有1000万富余职工需要安置。他们指出，如此繁重的就业任务，难以仅靠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来得以妥善解决，需要一部分城乡劳动力到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预计，“七五”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如果提高5个百分点，就能多安排3000万—4000万人劳动就业。
周天勇分析认为[24]，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为1.5亿左右，90年代新增的需要就业和需要重新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每年大约为1500万人，形势相当严峻。借助统计数据，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40年，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比重仅仅上升了9个百分点。按照1990年的数据，大约有6574万劳动力本应该到第三产业就业而实际被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容纳。
三 服务业具有较大就业吸纳能力的机制通道分析
服务业能够承担缓解就业压力的重任，主要的依据以下五点。
一是填补服务业发展缺口会产生大量就业机会。陈书生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人民生活的要求来看，还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的缺口都很大，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势必产生巨大的劳动需求；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工业基础已经比较完整，更加具有发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必要；只要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发展到占城镇总就业的50%，不仅可以安排待业人员，还可能出现劳动力的不足。
二是服务业具有较大宽度，能够容纳多种劳动就业，并能促进劳动就业制度的完善。例如，第三产业涉及的行业多、门类广，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也有技术密集型，还有资金密集型的领域，能够大量吸纳不同层次的各类人员就业[25]。发展第三产业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价格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同时也能为扩大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更有吸引力的对外文化交往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三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发育和发展会扩展第三产业，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第三产业创造条件[26]。商业、金融、信息、咨询等这些行业领域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强化企业对这些领域的依赖，从而使这些领域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人口。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会促进生产的专业分工，原来为生产服务的一些行业将单独分离出来，并不断发展壮大。此外，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提高效率，经济效率决定的收入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之间存在较高的正比例关系。
四是服务业具有较高就业弹性，矫正就业结构偏差，能够避免“无就业的增长”[27]。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就业的增长并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速相符合的水平。夏杰长（2000）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1978—1998），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从12.1%上升到26.7%，第二产业对应为17.4%上升到23.5%，由此可见，随着工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使用趋于减少，而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则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钱纳里的经验分析所表明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0.6%—23.5%时第三产业就业的适当比重为30.4%—32.7%相比，我国的三大产业就业结构还不协调，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的增加值结构。第三产业具有较大的就业弹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避免无就业的增长[28]。
五是城市化的进程会在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下显著加快，再次为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乡镇企业在当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趋于下降，但不意味着其吸纳潜力缺乏，促进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集中，通过设立乡镇工业小区等集聚区，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步调一致，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巨大潜能还会继续释放出来。
四 服务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承载力的保守评估
尽管发展服务业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压力的观点在学术界取得了较大范围的共识，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更倾向于保守，不过其主要分析目的也在于探索扩大就业的有效渠道。
一些研究从城市的消费能力以及第三产业本身的经济效率出发，认为服务业难以承担起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谋生的重任[29]。
王海宁（1999）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特殊性出发，剖析了将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就业主要渠道的局限性[30]。其逻辑起点是，第三产业在我国是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依附产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道路还长，第三产业不会占主导。我国20世纪末期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工业化仍在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且远远未及成熟阶段，第二产业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决定了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是以发展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的政策。1990—1995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从18.6%上升到24.1%，增幅的确高于第二产业，但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第三产业被抑制的势能得以释放和工农业发展带动，但传统的第三产业在当时的市场占有能力已经趋于饱和，而新的依附新技术的第三产业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难以占到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从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上看，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潜力不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当前我国的吸纳就业较多的服务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在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下已趋于饱和，发展余地不大。新兴的服务业对劳动者技能具有一定的要求，劳动者素质还难以适应大规模发展高技能类的服务业。此外，城市化的滞后也会限制服务需求。产业发展的有限性也意味着它吸纳劳动力将十分艰难。
魏作磊（2006）[31]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劳动者素质的不适应性，得出服务业难以承担起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重任的结论。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的发展路径表明，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的过程，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商务类服务业和为居民服务的教育、医疗卫生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并伴随着工业生产的高级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尽管发达国家的上述服务业领域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领域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具有较高要求，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在当前显然无法适应这些领域岗位的需要，寄希望于生产者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来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不够现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领域应当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五 对服务业发展欠缺及其就业吸纳能力羸弱的系统反思
当发展服务业不再是讨论的禁区，并在较大范围内取得了其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共识，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对改革开放之前服务业未能对就业做出应有贡献的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分析当前时期服务吸纳就业的瓶颈因素，并尝试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
曾巩（1986）[32]将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8年期间划分为服务业发展的严重衰退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9%提高到11%，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了8个百分点。他列举了1952—1978年间，服务类部门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服务的人口数，零售商业从81人上升到214人，饮食服务业从395人上升到918人，其他生活服务业从587人上升到1711人，从业人员的不足严重限制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而另一端却是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将服务业在这一时期的严重衰退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从1957年开始“左”的思想开始严重盛行，人为限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重生产轻流通和服务；二是长期的闭关锁国，错失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机会。
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在1992年3月举办了一次“中国第三产业增长与发展政策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的成果中，较为全面地剖析了我国过去一段时期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根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33]：第一是思想认识和理论指导上的偏颇，国家在经济管理上长期忽视第三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是政策上欠缺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支持，限制条件较多，甚至一些年份将其打入“冷宫”；第三是行政管理上条块分割，政出多门，保护主义盛行；第四是将一些行业作为社会福利兴办，完全依靠财政支撑，造成发展缺乏后劲；第五是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办社会，“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服务体系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当前服务业扩大发展的困局在于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内部结构不合理、市场管理体系不规范、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地区间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等。
李冠霖和任旺兵（2003）[34]从宏观、微观和产业三个层面分析了世纪之交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吸纳能力的制度障碍。在宏观层面，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流动政策、行业垄断等制度障碍限制了就业的扩大；在微观层面上，企事业用人制度僵化也极大地限制了服务业就业空间；在产业层面，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长期以来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六 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进而扩大就业渠道的对策探析
大量分析如余惕均（1997）、刘郑（1998）、钟水映和辜胜阻（2000）、曾国平和曹跃群（2005）从不同的角度，基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给出了服务业发挥扩大就业功能的政策建议[35]。如夏杰长（2004）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非一致性的分析，从公共财政的视角，从六个方面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提出了促进服务业就业贡献度的发展建议[36]。第一是通过产业政策，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其中包括重点发展咨询业、信息产业、技术服务等与科技进步高度相关的新兴服务业；同时，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仓储等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且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第二是借助积极财税政策，鼓励服务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的高潮，建议国家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服务业企业吸纳下岗职工。通过低息低税手段，促进社会急需且发展滞后的服务业。第三要加快城市化步伐，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促进中小城市扩容。第四，注重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第五，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营造良好环境。第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应服务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