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服务业生产率研究迅速爆发期（2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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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1日，经过漫长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由于服务贸易是WTO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开始涌现大量服务业的研究，比如，茅于轼（2001）[26]就认为，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更多的是涉及规则的对接，钱爱民（2003）[27]研究了加入WTO对我国会计服务业的冲击及对策，王建华、马永喜（2003）[28]研究了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就加入WTO对服务业的宏观影响而言，国家发展改革委课题组（2004）[29]认为，加入WTO有利于促进服务业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带动服务业吸引外资，提升服务业的整体水平，推动国内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在服务业生产率研究领域，徐宏毅、陶德馨（2002）[30]认为，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积极发展服务业是促进市场经济发育、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效率的重要途径。针对服务业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其认为是由于服务业产出的非同质性、非实物性、无形性和非储存性所造成的，传统的工业生产率测度方法不适用于服务业。这主要是指出了服务业生产率的统计问题。而针对索洛悖论[31]在服务生产率研究中的适用情况，中国经济学者梁若冰（2002）[32]研究发现，服务业部门的产出的确难以测算，但计量的误差并未大到误导整体生产率的程度，应当具体部门具体分析。事实上，服务业各部门产品间存在很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有些部门可以通过ICT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交通业和通信业进行ICT设备投资的效果就很显著。
但是，服务业生产率究竟如何，尚未有学者从量化分析的角度予以明确，从这个角度来讲，徐宏毅（2003）[33]的研究填补了国内该项领域的空白，其通过对国内研究前沿的追踪，提出服务业生产率测度的一般公式，即服务业生产率=输出质量和数量/输入的质量和数量，并明确使用DEA和Malmquist法可以进行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在其博士论文中，徐宏毅（2004）[34]再次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进行了量化研究。随着西方主流研究方法的引入，国内学术界开始逐步出现服务业生产率的量化研究文献。比如，杨向阳、徐翔（2004）[35]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1年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与规模报酬状况，并计算了决定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两种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替代弹性与边际生产率，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地大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促进中国服务业更快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
瞿昳峰（2005）[36]对服务业生产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其认为基于制造业的方法研究服务业是不够的，服务业的生产率是包含有外部效率、内部效率和能力效率的函数，在这三个要素中，外部效率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生产率归根到底是由外部的顾客来评价的。这一研究对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深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更多地涉及微观层面企业或行业的分析，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准确性，应用前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相比之下，程大中、陈福炯（2005）[37]则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构造产业相对密集度指标及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模型，得出了与“凡尔登定律”[38]相吻合的发现，即在中国，除房地产业之外，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对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随着数学分析软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不少学者开始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研究，徐宏毅、张子刚、欧阳明德（2005）[39]就利用Frontier 4.1计算程序对中国1992—2002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度，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5%，并且这一贡献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此外，顾乃华、李江帆（2006）[40]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发现，中国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这加剧了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现象，而关键原因在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郑吉昌等（2007）[41]对浙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后发现，浙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认为应该摈弃“服务业是一个低生产率的部门”的错误观点，提出服务业也可以是一个创造更多价值的高效率生产部门。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蒋萍、谷彬（2008）[42]进一步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结合经第一次经济普查修订的历史数据，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TFP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配置效率改进和规模效率改进四个方面，发现在服务业TFP增长的构成中，技术效率改进是主导TFP变化的核心因素，而服务行业垄断所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是阻碍TFP增长的消极因素。
不难发现，这段时间的服务业生产率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实证文献，成为不少服务经济学者们的首选。原毅军、刘浩、白楠（2009）[43]的研究则将视角投向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和地区差异上，其通过1997—2005年中国27个省区市生产性服务业面板数据，利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原因、地区差异与变动趋势。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十分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速度要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但相对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基本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相对较低，是这段时间国内学者的基本共识，李勇坚、夏杰长（2011）[44]研究发现，从投资/产出增量比来看，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三大产业部门中最高的。这一事实说明，从整体上看，服务业的确是一个高资本消耗的部门，而且投资效率较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服务业投资仍然主要以国有投资为主。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服务业生产率的国际、地区和行业比较及细分研究。其中谭砚文、温思美、汪晓银（2007）[45]基于鲍莫尔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发现美、日两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其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关性较差，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农业部门还是一个技术相对“停滞”部门。据此，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工业化初级阶段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也应该是未来中国步入后工业化时期一项长期的政策取向。任英华、王耀中（2008）[46]采用IMD中参评的45个国家（地区）的1997—2005年服务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后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与国际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而曾世宏、郑江淮、丁辉关（2010）[47]从服务业与生产率的关系、服务业生产率的度量、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服务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增长与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等几个方面对国外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路径演化和主要观点作一些梳理，发现第三产业部门经济活动的绩效模式与传统的关于服务业生产率假设是不相符合的，有些服务部门尽管增加了技术使用和竞争的程度但还是表现出了零甚至是负的生产率增长。这说明了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复杂性。
刘培林、宋湛（2007）[48]运用累积分布曲线分析经济普查数据发现，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相比，服务业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的资产量更多，财务和经济效益更差。因此，大量资金投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投入制造业企业的机会成本。王恕立、胡宗彪（2012）[49]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发现，在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后发现，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谭洪波、郑江淮（2012）[50]在Baumol、Oulton和Sasaki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解释中国这种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寻找其原因，结果发现与日、美、德、法相比，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率显著低于这几个国家的服务业TFP增长率。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实现主辅分离以及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且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斥。对此，江波、李美云（2012）[51]基于发达国家生产服务业出口贸易急速攀升的现状，以分工深化和全球产业价值链为出发点，并利用OECD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生产服务业出口贸易与创新互动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发现只有聚焦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其生产率提升效应才显著为正。
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陈艳莹、赵旭（2011）[52]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外包会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在通过改进Feenstra和Hanson的外包计算方法，分别以中国和美国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后进一步发现，制造业服务外包对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原毅军、宋洋（2011）[53]研究了服务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96—2008年期间，专业化集聚效应显著为正，多样化集聚效应显著为负，并且华东地区的集聚效应排在所有地区首位。对于行政管制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真实影响，刘丹鹭（2012）[54]认为，虽然服务业增长滞后假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在我国，确实存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率偏低的现象。发现对服务业的政策歧视比制造业要严重。正常竞争秩序的缺位和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得高效企业不能进入，低效企业没有变革压力，全行业的生产率就无法提升。通过实证研究后，其发现，放松对私营或外国资本进入并没有明显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国有垄断力量下降时对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综合来看，这段时间虽然涌现了大量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并且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开始使用国际通行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开启了中国服务经济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得出了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服务业生产率相比制造业要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展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降低行政管制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等结论。但整体来看，服务业生产率究竟是停滞了还是被低估了的争论仍在继续，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地区、行业和国际的比较研究还没有定论，需要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