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深度拓展期（201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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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中国服务业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创新和开放，成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之一[55]。出于中国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加深的经济现象的回应，刘丹鹭（2013）[56]从国际化、创新和企业生产率三者之间关系出发，对中国服务企业创新收益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性较弱，而进口企业的创新较强。在服务业中，只有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创新战略相匹配时，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两者带来的收益。为了更好地验证创新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刘丹鹭、魏守华（2013）[57]利用苏州昆山市117个服务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创新有助于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但在不同类型的服务企业呈现差异化，具体来说，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面影响，而对非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企业影响不显著或者为负，同时发现，政府在推动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和连、成丽红（2016）[58]基于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数据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创新均能促进服务业TFP的增长。随后，刘晓伟（2019）[59]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发现，其利用2009—2016年全国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对服务业集聚、城市创新与城市生产率三者共同的演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在关于开放与服务业生产率问题的研究中，周文博、樊秀峰、韩亚峰（2013）[60]在梳理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上，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对服务业FDI的深入研究中，刘艳（2013）[61]采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指标后发现，服务业FDI通过前向关联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技术效率改善。针对服务业外资管制对生产率的影响，侯欣裕、孙浦阳、杨光（2018）[62]基于服务业中间品厂商实行的定价策略，采用中国正式颁布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条款，刻画1997—2007年服务行业外资管制的变化程度，研究发现，中间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显著提高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在不同细分服务行业上，金融和能源服务业作用效果最大，通信、科技服务业影响较小。由此可见，放松管制、扩大开放，是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重要途径。陈明、魏作磊（2018）[63]通过探讨开放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双向开放对服务业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后续的研究中，陈明、韦琦、邝明源（2019）[64]的研究继续支持并深化了这一观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生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开放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最大，对工业贡献率次之，对农业贡献率最低，在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开放的贡献始终居前两位，目前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应加大先进生产服务技术的引进力度，重视生产服务的技术创新。
在此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为了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明确指出，要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鼓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推进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现代化，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在消费结构升级中生活性服务业的作用，2015年，国办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5号）明确提出，要增加服务有效供给，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提升服务质量水平，重点发展贴近服务人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动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促进和带动其他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发展。
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中国迎来了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不少学者开始利用新的方法和数据，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再测算。王恕立、王许亮（2017）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服务业绿色TFP上升最快，西部地区居中，中部地区最慢。随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日益迫切，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准确测算变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夏杰长、肖宇、李诗林（2019）采用半参数OP法，对中国2007—2016年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在服务业细分行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等共计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程度，在直观上要高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在分地区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技术进步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市。从增长趋势来看，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增减不一，但自2007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虽然部分行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存在短板，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差距正在明显缩小。在四大经济区域中，除了西部地区呈现下降趋势外，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上升。从影响因素来看，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率、贸易依存度和人口出生率，都是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变量。据此，应实行大力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稳步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对外贸易平稳健康发展和出台切实有效的人口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
此外，还有大量的学者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去。黄永春等（2013）[65]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逆向调整出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互外部性为切入点，研究发现美国之所以实施“再工业化”，是因为过度“去工业化”，限制了依赖于已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先进制造业发展，这又使得美国服务业的发展缺少先进制造业的需求拉动，以致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因此，其认为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以助推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平新乔、安然、黄昕（2017）[66]运用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研究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效率水平分布的异质性后发现，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效率水平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效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效率水平，有利于做强制造业。在对日本经济的服务化进行研究后，田正（2017）[67]发现，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趋势之下，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必要性日益迫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关键。而专业化程度、工业化程度以及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已基本达成共识，伍先福（2018）[68]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能从正反向同时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张月友、董启昌、倪敏（2018）[69]的进一步支持，他们认为，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将趋于收敛，服务业已成为在经济增长换档期进行调结构和稳就业的重要抓手。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GVC）下的制造业全球化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GIC）的服务业全球化，是解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问题的关键。
由此可见，总体来看，创新、开放等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基本在中国学者间达成了共识。但实际上，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争论依然没有解决，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上，不断有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戴翔（2014）[70]研究发现，“走出去”投资于服务业的企业生产率均值低于没有“走出去”的企业，而“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生产率均值则高于没有“走出去”的企业，生产率对企业“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生产率悖论”依然存在。胡宗彪（2014）发现，在中国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其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并未带来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的提升，其将该现象称为“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效应悖论”。但庞瑞芝、邓忠奇（2014）[71]通过对方向距离函数的方向选择进行方法创新，采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服务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及其增长情况进行测算后发现，服务业生产率（效率）平均高于工业，但TFP增长稍逊工业。不过，近年来服务业TFP增长有赶超工业的趋势，“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和国内关于服务业低效率的提法在现阶段的中国并不成立。夏杰长、肖宇、李诗林（2019）[72]采用半参数的OP法，对中国自2007—2016年间服务业全要素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服务行业细分行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等1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程度，高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行业。
综合来看，这段时间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关键词是：创新、开放、转型升级和再测算。中国学者发现，通过新的方法和数据进行测算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近年来增长趋势明显，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差异。就影响因素而言，创新在总体上有利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提升技术水平，放松服务业的行业管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改善的关键驱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