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争论与探索期（1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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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服务经济的关注。吉峰（1982）[8]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第三产业是英国经济学家阿伦·G.费希尔在《进步与安全的冲突》一书中首创，并将这种服务性行业分为两类，一类是跟物质生产紧密相连的行业，另一类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行业。194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借用了费希尔的提法，并对“三大经济产业”作了较系统的分类，从而使第三产业的说法广为使用。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思想上的大解放，在实事求是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引下，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关注服务经济领域的问题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针对国内学术界开始出现认为科学研究、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部门以及一切服务行业的劳动都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都是生产劳动的声音，孙冶方（1981）认为，这些劳动只能是精神生产的劳动，而不是物质生产劳动，但是，“四人帮”遗留下来的轻视科、教、文、卫，特别是鄙视商业服务行业的思想，应该加以批判[9]。他还认为，正是由于我们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才导致了不能养活更多人去从事“精神生产”。孙冶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开启了服务业研究的一个时代，其敏锐地意识到了服务经济的重要性，但受制于时代所限，其把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到了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去，认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界限不能混淆。
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经济的探索阶段，学术界其中一个焦点之一，即服务产品的价值问题。李江帆（1981）[10]研究发现，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即服务消费品。其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和形成实物产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并无区别。而针对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质疑声音，李江帆（1984）[11]坚定地认为，马克思讲了物品有价值，但从来没说过只有物品才有价值。不承认服务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表现为价值，就根本不能解释服务消费品生产上耗费的并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抽象劳动的实质。围绕劳动价值论对服务业展开的讨论，开辟了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新天地。董小麟（1985）[12]认为，现代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不同的属性，使得社会分工协作更加细密，从而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兴盛。对于这段时间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新态势，陶桓祥（1982）[13]认为，服务业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必须要尽快建立服务经济学，解决好应该怎样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等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如何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关于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骆耕漠（1989）[14]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许多非生产劳动关系的个人生活服务转化为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各种生活服务业，并继续增加新项目和扩大规模，原因之一就是作为社会分工生产部门之一的生活服务业有提高各种生活服务活动的生产率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深入了解如何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以及这方面的国际经验，这段时间，国内学者们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崔维（1983）[15]在对美国的第三产业进行研究后发现，战后美国第三产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主要是由战后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和物质生产的巨大增长所决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是以往的科技革命所无法比拟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并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和孙冶方（1981）[16]的观点不谋而合，即第三产业生产率的提升，需要其他产业提升发展水平为前提和基础。通过对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的国际比较，杨霞（1986）[17]认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至此，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基本达成了发展服务业，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效益的共识。在对“六五”期间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产业专题组（1986）[18]发现，长期形成的第三产业严重落后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国民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某些重要行业的发展水平依然很低，部分直接为生产部门服务的行业生产率严重落后，损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为此，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全党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第三产业，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予以落实。《决定》的颁布，是中国服务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服务业发展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
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学术界的讨论探索，服务业对整个社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路径基本厘清，欧阳钧（1985）[20]认为，利用信息服务网络，能使商业和工农业迅速获得所需信息，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那么这段时间服务业的生产率究竟如何呢？李江帆（1987）[21]在研究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事实存在的价格剪刀差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二者的价格相对于各自价值量的运动轨迹呈剪刀状。它形成的原因在于服务领域与实物生产领域之间生产率发展速度的差异，服务业生产率虽然因为统计不全而无法确切了解，但总体来说，在1952—1984年期间，服务业的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如此一来，与工业和农业相比，服务业生产率形成了相对滞后的事实。对于价格水平所造成的服务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辛均林（1989）[22]认为，这主要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小，但受技术条件约束较第一、二产业大，第三产业许多劳务都是靠人的因素，包括人的经验和技术，因此，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无论是在一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发达时期，还是处于发达时期，都慢于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在随后的研究中，陈云卿（1997）[23]继续深化了这一发现，其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已大大落后于生产部门，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至于如何提升服务业的整体效率，喻金田、万君康（1996）[24]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劳动效率的改善，从而提高第三产业的总产出。而对于如何提升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刘志铭（2000）[25]认为，要更多地采用制造业的方式，使服务业生产尽量达到系统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加强对人的投资，比如通过发展业绩文化来激励员工，减少和缓解服务供需结构的错位和失调状况等。
在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提速，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从无到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探索，服务业的重要性得到了确认。总的来看，这段时间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共识是认为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低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原因在于一、二产业的发展水平不高、技术水平落后及服务业自身的行业属性。这段时间关于生产率研究的一个突出制约因素是服务业统计数据的缺乏，针对如何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中国的学者们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认为技术进步和服务业生产率的标准化，以及提升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较为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