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孕育与萌芽期（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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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具体来说，这段时间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许涤新，1962）[5]。受此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工作的重心是抓好农业生产并集中精力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对服务业的忽视，客观上造成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投入不够重视，国民经济系统中形成了“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生产组织模式，服务业的功能大部分依存于工业企业和工业部门之中。

在此期间的服务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剖析与解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备和启动时期，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和延误时期，服务业的主要作用是满足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在理论层面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也不够深入。

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服务产品不产生价值，服务产品的生产不属于生产劳动。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服务这个名词，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劳动，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说“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重新审视和再认识，这些探索为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都依然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真空地带，不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准绳，围绕服务生产究竟是不是属于生产劳动、服务产品的物质性问题和服务产品的核算等领域的讨论，为改革开放后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作出了有益的铺垫。

第二节 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孕育与萌芽期（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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