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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第78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不久之后，大多数家庭成员意识到，在这种新型的“打败我兄弟”的游戏中，这些经纪人做得并不太好。于是又来了另一批“帮手”。这一批新人对每个家庭成员解释说，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胜过其他家庭成员的。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聘用管理者，没错，就是我们，我们会展现出专业人士的风范。”第二批“帮手”兼管理者继续使用第一批“帮手”兼经纪人进行交易；这些管理者甚至进一步提高了交易量从而使经纪人生意更加兴隆。总之，更大一块儿“大饼”成了这两批帮助者的盘中美餐。
大家庭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每个家庭成员都聘用了专业人士，然而全家整体的财务状况却每况愈下。这可如何是好？寻求更多的帮助，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随后到来的是理财规划师和机构顾问，他们则在“既得利益”家族选择管理者的问题上给予建议。已经晕头转向的家族成员自然非常欢迎他们的协助。事到如今，这些家庭成员终于明白自己既不能选择合适的股票，也不能选择合适的选股高手。为什么？有人会产生疑问，他们还应该寄希望于成功选择出合适的顾问吗？但“既得利益”家庭却没有产生类似的疑问，“顾问帮手”当然不会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建议。
“既得利益”家庭现在要向这三批帮助者支付昂贵的费用，但他们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更加不妙，他们在绝望之中越陷越深。然而，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时，第四批帮助者出现了，我们称其为“超级帮手”。他们十分友好地向这个家庭解释说，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三批帮助者：经纪人、管理者、顾问，他们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只是走走过场而已。第四批人说：“你们能指望这些行尸走肉做什么呢？”
新来的帮助者提出了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的解决之道：支付更多的报酬。“超级帮手”充满自信地断言，巨额的或有偿付款（contingent payment，固定佣金之外）是为了真正超越其他家庭成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该家庭中比较敏锐的成员发现，第四批超级帮助者中的某些人其实就是管理者穿上了新的制服，绣着更诱人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标志而已。可是第四批帮手向这个家庭信誓旦旦地承诺，制服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它会赐予穿着者一种魔力，就像性情温和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换上超人衣服之后就变得威力无穷一样。家庭成员们听信了他们的解释，决定支付高额报酬。
这正是我们投资者今天的处境：如果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躺在摇椅上休息的话，公司的部分高额回报本应该全部落入他们的口袋。而如今这部分回报却被为数众多的“帮手”啃噬了。尤其是最近流行的盈利分配机制使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更高了。根据这种分配机制，由“帮手”的聪明或运气所取得的盈利，大部分归“帮手”所有，而发生的损失则全部由家庭成员承担；当“帮手”反应迟钝或者运气欠佳（或者偶尔使用不正当手段）时，还得支付大笔的固定佣金。
大量的盈利分配都照此进行，即“帮手”拿大头，而由“既得利益”家庭承担损失，还要为此特权支付昂贵的费用，或许我们应该将家庭的名字改为“冤大头”更为恰当。事实上，现在这个家庭的所有交易费用大约要占到所有美国上市公司利润的20%。换句话说，由于承担支付“给帮手”的费用，美国股票投资者总体上只能得到他们应得回报的80%，可如果他们静静地坐在家里休息而不听任何人的建议的话，就能全部收入囊中。
很久以前，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这是天才的伟大功绩。但牛顿的天才并没有延伸到投资领域：他在南海泡沫事件[8]中损失惨重，后来他解释说：“我能够计算星球的运动，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投资造成的巨大创伤，也许牛顿会发现第四大运动定律：对于投资者整体而言，运动的增加导致了回报的减少。
现在回答一下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非常确切地说，20世纪之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5.73点上涨到11497.12点，相当于5.3%的复合年增长率（当然投资者也会收到股息）。若想在21世纪得到相同的增长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必须在2099年12月31日之前上涨到2011011.23点，而我定下的目标是2000000点。然而，事实上，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6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根本未见任何上涨。
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两人常被认为是一对完美组合，如果两人未曾相识，事情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简直难以想象。因此，有两个奥马哈人都声称是自己介绍了巴菲特和芒格相识。我们无意在此解决这一“公案”。然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理查德·霍兰（Richard Holland）曾在他的著作《真理以及其他故事》（Truth and Other Tall Tales）中讲到，某个晚上，他主张要将这对好友一起带来：“我们起居室的角落里安排了两张椅子用于会谈，那里也正是巴菲特和芒格整晚‘驻扎’的地方。在我印象中，他们从未起身离开过座椅，也从未停止过谈话，直至离开……芒格有时还显得很亢奋。”
在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中，瑟沃·安迪向我们讲述了芒格是如何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盛会带来独特看点的，他和巴菲特上演了股东大会上最佳的双人秀，但遗憾的是没能搬上百老汇的舞台。作为介绍，我想，让芒格回顾一下自己在巴菲特身边或者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这些年的经历，并明确地用他独到的方式谈一下，他认为自己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大的贡献在于何处，这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可他并不完全按照我的思路来。相反地，他用了一个代词“我们”，这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文化中的精髓部分。芒格说：“我们选择了符合自己性情的经营方式，这就需要我们花费很多时间进行思考、学习、终生不断地自省，对所犯过的错误进行悔悟，并保持幽默感。这就自然导致投资者对我们非常信仰，而这正是我们愿意见到的局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举措能够为自己和那些信赖我们的人带来好的经济效益。不过，我们并未预料到会获得如此多、远超我们本应获得的关注和敬仰，这令我们倍感荣幸。事实上，我们继承了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衣钵。”
——卡萝尔·卢米斯
问问乡里乡亲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印象，大多数人会告诉你，这是股神沃伦·巴菲特的公司。就现实情况来说，这种说法没错。不过，那些真正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人们知道，公司的成功实际上源于巴菲特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的共同努力。当然，巴菲特坐着头把交椅，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代表公司的公众性人物，而芒格只是副董事长，更多地负责幕后工作。然而，实际上，芒格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一直扮演着共同掌舵者的角色，这可不是听起来那么简单。
今年5月初，我去奥马哈进行了一场“朝圣之旅”，即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世界知名的股东大会，体验芒格称作“资本主义日”（festival capitalism）的气氛。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近距离观察芒格，聆听他的智慧箴言。你可能已经读过很多有关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的报道，我也是。人气爆棚的奥马哈奎斯特中心（Qwest Center）涌入了17000位股东，场馆内还另外安排了7000个座位，漫步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是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几乎每一个人（其中许多人是千万富翁）都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聆听75岁的巴菲特和82岁的芒格这两个老头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映入大家眼帘的场景就是：两位银发苍苍的老人正激情澎湃、鼓舞人心地高谈阔论。
过去这些年，“巴菲特和芒格秀”采用了一种近乎程式化的编排。两人在舞台中央落座，台下是黑压压的股东。一般先由巴菲特回答问题，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通常是插入一两句俏皮话，闲扯5分钟左右。这时他会看一眼自己的搭档，问道：“查理？”然后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形：芒格要么接下话茬，做一段犀利、简练、往往还很尖刻的评论，有时会引起人群中的惊叹声或者大笑声，要么就是简单地回答一句：“我没什么要说的。”特别是在巴菲特啰里啰唆的一通题外话之后，芒格的回答总会逗得大家大笑不止。然后，巴菲特会做两分钟的总结。上午的日程将持续两个半小时，中午有一段午餐休息时间，下午再进行几个小时的会议。“我们会坚守这种二人模式。”今年“马拉松”式的股东大会过后，芒格这样对我说道，“如果只有一个人，就没有这种效果。即便世界上最聪明、最睿智的人坐在那儿，你还是会发现很无聊。应付这样格外冗长的节日，需要不同个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