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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第75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如今想想，也许有一件事影响了我的父亲或者格雷厄姆，让他们觉得我当时不适合进入证券行业。那就是我太幼稚了，我不仅长得稚嫩，行为更是不成熟。我当时看起来瘦巴巴的，头发也乱糟糟的。也许他们的建议只是委婉地告诫我，在踏入股市之前，最好让自己再成熟一些，否则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他们并没对我说这些，而是说了些别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以为意。我直接回到奥马哈，在我父亲的巴菲特·福克公司开始了股票销售员的工作。
我父亲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在股票方面的投资。格雷厄姆也是这样。我父亲说：“你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别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你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掌握的事实和缘由都是对的。”
我的老师格雷厄姆是一位很出色的投资专家，从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到他关于投资的著作开始，我就开始向他学习了。那时，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投资，但他的言论，特别是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所提及的，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比如“安全边际”以及如何利用“市场先生”而不是让它利用你等。接着，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他的门生，可后来当我申请为他工作时却被他拒绝了。即便回到奥马哈之后，我还是放不下这个念头。我一直尝试向格雷厄姆推荐股票，甚至有点纠缠不休的意思。终于在195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下一次我到纽约的时候，他想跟我谈谈。我简直是心花怒放啊！于是，我就立马筹划前往纽约。
1954年8月，我开始为格雷厄姆工作，也压根儿没问薪水几何。结果我领到了12000美元，下一年度我还拿到了2000美元的奖金。我同时为公司两个部门工作：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而纽曼&格雷厄姆有限公司（Newman&Graham Ltd.）是我们现在称作私募基金的公司，但两家公司加起来也只经营着1200万美元。
沃尔特·施洛斯和我在一间小屋里共过事，不过他不久之后就离开公司，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常常一起研读投资人手册，寻找便宜的股票。我们从未走访过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怀疑其真实性。每当我们发现不错的目标时，格雷厄姆就会投入5万美元。
到了1956年初，格雷厄姆打算离开公司去加利福尼亚。我也决定重返奥马哈。如何开口告诉他，真是让我犯了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又出来，然后再进去，结果还是张不开口，如此折腾了很长时间。不过，格雷厄姆的反应很像我的父亲，他说：“选择最适合你的道路。”
1950年年底，我有差不多9800美元，而到1956年，我已经有15万美元了。我想，有了这笔钱，我可以过上国王般的生活了。我不知道回奥马哈后究竟该做些什么，也许去念法学院，我毫无计划，当然也没想过要创建投资合伙公司。不过，几个月之后，有7个人找上门来，希望我帮他们管理资金，而且是通过合伙公司的方式。这就是后来一切的发端。
8年前，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在华盛顿大学进行过一次大讨论。为了公平起见，这次两人又来到内布拉斯加大学，于是我们又有了这样一次盛会。
此次对话的一大新闻是，经过长时间地慎重考虑之后，巴菲特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亿万家产捐献出去。这是他慈善计划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令他异常痛苦的事情：2004年的夏天，他的妻子苏珊突发去世。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巴菲特一直期望比他年轻两岁的苏珊会活得比他久，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心为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找到合适的去处。苏珊离世后，慈善事业的走向成了他的心理负担。于是在2006年初，他制订好了自己辉煌的慈善计划，他将逐步把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份捐献给5家基金会，其中最主要的一家就是此次对话的伙伴盖茨及其妻子梅琳达的基金会。
问答环节过后的“巴菲特有话说”部分进一步印证了这件事：对于超级富豪（当然包括巴菲特自己和盖茨）所缴付的所得税税率过低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巴菲特感到强烈的不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曾不断重申这一问题，直至2011年，由于他频繁的呼吁或者至少类似的表态，奥巴马总统的阵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巴菲特法则”（Buffett Rule）。在本书出版之时，该提案还未进入投票环节。
——卡萝尔·卢米斯
这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十二大联盟”（Big 12 Conference）首场比赛开哨前的星期五，地点是在橄榄球盛行的林肯市。在这个时间点，独领风骚的不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的比赛门票的销售量。在9月末的一个美好下午，大约2000名学生提前一个小时就在学校里德中心（Lied Center）的礼堂外面排起了长队。19岁的瘦高个儿学生安德鲁·休梅舍（Andrew Schoemacher）来自化学工程专业二年级，他还没搞到票，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他怎么能错过观看这次演讲的机会呢？他说：“无论如何，这可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啊！”
盖茨和巴菲特是多年的至交好友，恰好又是全球最富有的两个人，身家分别为51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他俩此次会聚一堂，目的是要进行一场自由问答式座谈会。他们以前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但只有一次，那是在1998年，两人在盖茨的家乡西雅图与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见面。当时两人都处于动荡时代的边缘：微软公司即将在反垄断裁决中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而巴菲特即将在几周后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由于该公司曾卷入美国国际集团的旋涡中，因此如今它也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棘手问题。《财富》杂志作为唯一一家受邀的杂志媒体，参加了他俩的第一次会谈。他们的对话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所以我们当时将其当作封面故事。因此，当两位亿万富翁决定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一同前往，先睹为快。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为我们特意留出了单独提问的时间。
与《财富》杂志的记者丹尼尔·罗斯共进午餐时，巴菲特点了樱桃味可乐、白面包配火鸡片；盖茨要的是白面包配芥末汁烤牛肉。在进餐的过程中，两位大人物都无拘无束地谈起他们之间的密切友谊、当天晚上的桥牌活动安排以及华尔街想把投资者领入歧途等话题。两人都在重塑自己的“体形”：2005年10月盖茨就满50岁了，他通过定期跑步，已经减掉了20磅体重；巴菲特75岁，每周上三次私人健身课，也减了12磅。不仅如此，他们也在重新“塑造”自己的计划：巴菲特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观念，并第一次提及可能在生前就开始捐赠自己的财富。以下是《财富》杂志记者罗斯与巴菲特和盖茨对话的精彩片段。
Q：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首先，二位推荐一下近来读过的最好的书吧。
巴菲特：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自传《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是一本感人至深的著作，我认为每个人都该读一读。
盖茨：有本书叫《无底之井》（The Bottomless Well），是关于能源方面的，我很喜欢。还有一本关于计算机科学的，书名叫作《奇点将至》（Singularity Is Near），内容是讲人工智能的，作者是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我看的是预读本，所以不确定什么时候正式出版。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是一本超级好看的书。还有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写的《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杰克·韦尔奇今年出版的《赢》（Winning），这些书都很不错。另外，别忘了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这是堪称有史以来最佳读物《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之后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