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跳出你的思维陷阱》05.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们思维陷阱中最坚固的壁垒是被称为“历史”的这个东西，因为历史也有不真实的一面。我这样说有两层意思。
首先，历史之所以不真实，是因为无论谁掌权，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书写历史。他们喜好的历史一定是为其政权服务的，以便让他们看起来卓尔不群、尽善尽美。这意味着即使在讨论同一事件时，你也应该想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究竟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比较真实呢？答案是：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二者都经过政治层面的筛选，除了像名称和日期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之外，其他内容都经过了篡改，即便不是完全失实，也足以误导民众。
上小学时，我在历史课上得知勇敢的欧洲探险家发现了美洲大陆并定居于此。他们都是心地善良之辈，试图和美洲原住民交朋友，但基本上都失败了。按照我的历史课本上的说法，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美洲原住民太不开化了，根本不理解诸如私人财产之类的重要概念，冲突事件连续不断，最后欧洲殖民者大发慈悲，为美洲原住民划拨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保留地，并且完全免费！历史课本中还提到，美洲原住民教这些欧洲来的拓荒者如何种植玉米。这是我所学过的种族主义者笔下的浓缩版历史。
但我想，如果我们的历史课本由美洲原住民来写，那内容可能大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把哥伦布说成一个心理变态的怪物，可能会说欧洲侵略者进行种族灭绝是为了从当地人手中窃取土地，等等。
少不更事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国家撰写的历史准确无误，而其他国家都在撒谎或者是道听途说。
我相信史书上大部分的重要记录都是正确的。例如，奴隶制确实存在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发生过。但历史语境很重要，因为每个故事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讲述。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我们一直受到来自各个政治方向的虚假新闻的狂轰滥炸，应接不暇。双方都在制造虚假新闻，而且数量极大。历史学家会选择将哪些版本放进教科书呢？他们可以选择的内容很多。我敢打赌，历史学家选择的一定是最适合把孩子们培养成积极向上的良民的历史版本。
历史还以另一种更深邃的方式将我们囚禁在思维陷阱之中：它可能对我们的约束太过强大。如果你能学会冲破这种束缚，那思维陷阱的另一堵墙也会倒塌。
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因而我不愿谈论此事，因为那些记忆严重干扰了我成年之后的幸福，即便事件本身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但这足以毁掉我现在的幸福。我认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工作、学习以及其他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来控制、排除那些破坏性的想法。久而久之，这些记忆因缺乏关注而渐渐淡去。现在我认为它们对我目前的幸福没有任何影响。
／ 如果不愉快的记忆妨碍了你的幸福，试着用一些新的、有趣的想法把那些破坏性的记忆排挤出去。让自己的身心忙碌起来，时间会消弭一切不愉快的记忆。
当人们试图通过处理当前事件来解决历史问题时，麻烦就来了。这样做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无法改变过去，试图改变过去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从说服的角度来看，历史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如果我能让你为你辈对我辈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我也许就能够影响你，其结果必然对我有利。
2018年4月，坎耶·维斯特在推特上发布了我在流媒体视频Periscope上制作的一段在线视频的9个独立片段，这让我原本就不寻常的生活变得更奇妙了。
2018年，坎耶前往白宫拜访特朗普总统，公开声称他喜欢总统这个人，但不一定喜欢他的政见。这种意想不到的兄弟情谊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了一个关系网，坎耶后来在转发我的视频时又攀扯上了这种关系。
似乎没有哪种思维陷阱能困住坎耶。他的“职业”——如果你称其为职业的话——包括说唱歌手、歌星、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时装设计师、企业家以及政治/社会活动家等，这些只是他所取得的众多成就中的几个方面。《时代》杂志将他评选为2005年和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坎耶还曾经多次开玩笑说，他要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虽是玩笑，但我却认为很有可能。
当你认为坎耶不能或不应该做某件事时，他已经在做了。比如，在推送我的视频时，他推送了9次。无须我多言大家也能明白，推送《呆伯特》作者的推文对坎耶的时装生意或音乐事业没有任何帮助，对他的名声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可能世上没有人（包括我在内）会建议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做了。显然，他并没有被别人为他建造的思维陷阱所困住。
坎耶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沉溺于过去会造成一种思维陷阱，限制我们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美国白人男性有10种成功的方法，而一个非裔美国人只有8种，那么一味关注这种差异是不会有结果的，更有效的做法是选择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并坚持下去。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有说服力。我们都可以选择是生活在过去的思维陷阱中，还是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毫无疑问，坎耶是在创造未来。
当然，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如果问题重大，那就需要动用高级手段来解决问题。奴隶制属于重大问题，所以需要高级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南北战争。但这种手段显然还不足以解决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民权运动是比较合适的手段，其剧烈程度比南北战争要弱，但影响范围巨大。近几十年来，法律制度试图消除它所能消除的残余种族主义。这一手段比民权运动要弱，但仍然比较重要。许多明眼人说，如今的“体制性种族主义”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我们可能无法用内战、民权立法或律师来解决，而是需要一种更合适的手段。坎耶建议我们不要再沉溺于过去，而要继续追求成功。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正如我所说，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思想并创造新的选择机会。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治天赋在于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政策竞选总统，没有要求我们选出一位黑人美国总统来补偿奴隶制、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东西。如果你想说服白人，奥巴马向你展示了这样做的绝佳范例。
亚裔美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们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严重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也有明确的成功之路，并坚持了下来。今天，亚裔美国人在教育和经济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做得都要好。
我认为，摆脱思维陷阱就是我们开启黄金时代大门的钥匙。要想开启黄金时代，我们最好关注成功之道，不要沉溺于历史恩怨。诚然，我们不应该忘记或忽视历史，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益。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放眼未来，不要对过去耿耿于怀。作为一种成功的策略，这种心态可能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手段。
／ 如果现实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成功之道，而你依然沉溺于过去不能自拔，那就是局限思维在作祟。最好的做法是专注于自己的成功之道。一旦功成名就，你就会发现成功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历史会重演吗
如果另外一个星球上的高级物种派遣侦察兵到地球上侦察并向其本部发回侦察报告，侦察兵可能会这样来描述人类：
外星侦察兵：“这个星球被某种有机机器人控制着。他们的操作系统使用了一种有缺陷的模式识别算法，旨在让他们更容易互相憎恨。”
他们可谓是一语中的啊！
人类纤弱的大脑根本没有能力掌握生活的复杂性，无法处理海量信息并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所做的并非理性的决策，而是使用一种粗糙的模式识别形式来理解我们的世界。
为了弄清楚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必须了解与人类有关的三件重要事情：
1. 人类使用模式识别来理解他们的世界。
2. 人类非常不擅长模式识别。
3. 人类并不知道自己不擅长模式识别。
我们无法区分以下两者：可能预测出某些有用信息的有效模式，以及只是提示我们一些无意义信息的事物。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们经常在毫无意义的模式中“发现”意义，那么我们在模式识别方面的才能缺陷就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如果你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被愚弄，那么你可以小心提防；但如果你预料的刚好相反——觉得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聪明睿智、正确无误、妖娆迷人，那么你就准备好被愚弄吧。
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模式的根深蒂固的谚语，从小我们就认为这些谚语是智慧的结晶，其中最让人生气的就是下面这句：
“历史会重演”
据称，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句话经常被简化为“历史会重演”。
我想历史会重演的观点对某些人是有用的——比如学者，他们可以为历史添加语境，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你交往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学者。
我相信那些认为“历史会重演”的学者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预测能力，无外乎是他们发现人类在过去表现得自私、野蛮、暴力，所以他们顺理成章地预测未来也会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人类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这种观点听起来准确无误，具有实用价值，但是一旦你把对人的观察结果沿用到对某种情况的观察，你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在此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的第一本书《呆伯特法则》成为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之后，出版商要求我乘胜追击，再写一本。如果“历史会重演”，我应该对第二本书抱有怎样的期待呢？和第一本书同样出色？
很多作家都曾在出过畅销书之后紧跟着又出了第二本书。你可能猜想我的经历和其他作家的情况类似，可能会想到一些作家，他们在出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之后又乘势而为，创作了一系列更畅销的作品，可能会想到斯蒂芬·金、J. K.罗琳、詹姆斯·帕特森和约翰·格里沙姆等作家。
我的第一本畅销书曾风靡一时，引起轰动，许多兴奋的读者纷纷留言，对我评价极高。我当时以为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购买我的下一本书，并且还会涌现出大量新读者。换句话说，我希望历史会重演。
于是我又出版了第二部作品《狗伯特绝密管理法则》。这本书反响很好，登上了非小说类畅销书的榜首。但总体算来，它的销量大约只有第一本书的一半。
为什么历史在我需要的时候决定不再重演？？？
有一天，出版商向我解释说，非小说类书籍的发展模式通常与我的经历相同。那些接连写出一本又一本畅销书的作家都是小说类作家。小说的消费者想要更多他们喜欢的那种作品，只不过下一次要有不同的人物和故事。
非小说类书籍的读者显然认为“我已经知道那个作者想说什么了”，尤其是当作品主题看起来与上一本书属于同一领域时。对于非小说类作家来说，要想打破这种模式，就要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迈克尔·刘易斯那样，写一些全新主题的书——如果读者认可你的话。我现在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
要想知道对我来说哪些历史模式是预测性的，需要具备丰富的出版经验。我原以为自己知道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明白如何让一本畅销书带来更多的畅销书，但事实上当时我并不知道。人类不擅长预测，不知道哪段历史会重演。生活千头万绪、混乱复杂，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常常会让我们想起诸多历史片段，但是这些历史片段中哪一段是预测性的呢？
我们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例子：某人结过两次婚，又离过两次婚。如果此人再次结婚，历史是否表明他有可能再次离婚？还是说，历史表明他的第三次婚姻比第一次婚姻或第二次婚姻更有可能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是什么让这对特别的夫妇如此具有代表性，可以与平均水平相比呢？例如，假如夫妻中的一方是性瘾症患者，这难道不比第三次婚姻模式更有预测性吗？的确难倒我了。不过，关键的一点是，发挥作用的历史模式通常不止一种，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些最具预测性。
以股市为例。股市的历史是充满竞争的历史。你可能关注的是最高管理层的业绩记录，也可能关注的是这个市场上价格竞争的历史，还有可能关注的是意想不到的创新的历史。每个公司都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模式。到底哪些模式是预测性的呢？
投资界最精明的那些人会告诉你，管理层的素质是最具预测性的变量。他们还会建议你购买指数基金，不要购买个股，因为没人能一直准确地预测出经理们的表现。也许一些上市公司的经理在过去运气不错，获得了成功。也许他们的技能完全适合上一次的情况，但并不适合这次的形势。
我们可以想一想全球投资市场上流动的数万亿美元资金。如此巨大的诱惑肯定会吸引世界上最精明、最有能力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毕业于全球一流学校的顶级投资顾问蜂拥而至，并且个个经验丰富。如果“历史会重演”这一观念有道理的话，那么这些专家可以很容易地挑选出业绩最好的公司。
但是他们却做不到这一点。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非主动管理型的指数基金几乎总能跑赢个股投资者。事实证明，业绩出色的大盘指数基金的历史确实会重演，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等你读到本书的时候，也许有人已经发明了一种算法，可以用一种有效的统计方法预测个股公司的命运。历史有时会重演，有时不会重演，而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不会重演”。
历史也具有影响未来、改变未来的作用。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到经验教训。例如，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曾多次试图与朝鲜谈判，结果发现朝鲜答应之后又违背承诺。这段历史是否有助于预测特朗普总统会见金正恩后会发生什么？这有点儿像前面提到的第三次婚姻模式。人们（最终）知道了上次的方法没有效果，于是他们修改了自己的方法。如果新方法也失败了，他们下次就会尝试其他方法。技术专家和市场营销人员称这种方法为“A/B测试”。在这种测试中，你一直朝着满意的结果努力，但在观察者看来，似乎你不断地在失败，至少在找到有效的办法之前是这样的。不断失败的模式看起来很像尚未完成的A/B测试：一个是坏消息，另一个是即将发生的好消息，它们看起来一样。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人们分不清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区别。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我们通常无法判断哪种模式最具预测性，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但我们人类却自以为是，认为我们能够分得清楚。
讨论至此，你可能认为我对“历史会重演”这一观点的批评过头了。也许你能想到这样的情形：你绝对确信历史的确重演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历史熙熙攘攘、浩如烟海，你不会发现历史没有重演的所有情形。事实上，即便你确信自己发现历史重演了一千次，这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除非你知道它在原本应当重演的情况下却没有重演的次数。如果这个数字是一百万次，那你所发现的历史重演的一千次并不能说明历史会重演。在这种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会让你想起历史，有时候则不会。如果你说，不相关的历史逸事与你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之间存在某种预测关系，那就不合理了。
如果你确实看到历史在重演，问问自己是否需要先了解历史然后再做出预测。例如，每当有人在酒吧挑衅职业综合格斗拳手时，训练有素的拳手要么轻松获胜，要么拒绝出手，那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预测性的历史。但即便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你也能预测出这两种可能的结果：更出色的拳手肯定能赢得比赛；而职业拳手则明白，如果他跟一个没有特殊格斗技巧的醉汉动手，那么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每当有机会做违法之事，一旦成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且没有被抓住的风险，那么人类违法的概率就接近100%。不是每个人都会上钩，但如果足够多的人面临这种情况，可以肯定至少其中一人会卷走这笔意外之财，并且没有任何风险，即使这意味着违反法律。你可能会说这就证明历史会重演，因为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迟早有人会试图从中渔利。但在这里我想重申一次，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历史知识来做出预测，只需要了解人性的阴暗面就足够了。
我想对那些读了本章内容但依旧挑剔的读者说明一点：我承认我们之所以理解人性，是因为我们观察了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见解，让我们理解了人类的行为。但这种见解只适用于简单的情况：
饥饿的人会寻找食物吗？是的。
人们会利用漏洞谋取私利吗？是的。
如果人们认为谎言能帮到自己、逃脱惩罚，他们会撒谎吗？是的。
在谈论历史会重演这一观念时，我们讨论的往往不是人类那些简单的、可预测的冲动。通常我们会进行比较，例如，把具有数百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某个复杂的谈判活动同昔日的某种情况进行比较——在过去那种情形下，变量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仍然会想起它。
在撰写这一章内容的时候，我利用中间休息的时间浏览了一下推特，偶然发现了一场关于所谓的“涓滴经济学”价值的辩论。涓滴经济学指的是削减赋税，希望通过减税推动经济增长，弥补政府税收差额。辩论是这样进行的：
涓滴经济学的批评者：它在过去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涓滴经济学的支持者：它在过去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果历史会重演，哪段历史会重演？我认为其中一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普通百姓怎么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呢？
／ 历史不会重演，至少不会以你能将其用于准确预测未来的方式。（能够重演的都是些简单的情况。）
滑坡谬误
与大多数局限思维形式相比，滑坡谬误这种逻辑谬论更让我烦恼。它通常被当作一种论点提出：事情会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直到走得太远，无法收场，造成某种形式的伤害。
例如，支持公民持枪权的人士会争辩说，任何形式的控枪都是滑坡谬误的体现，最终会导致没收所有枪支。有些人支持这种观点，声称“历史会重演”，其依据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国家的经验。
我反对滑坡谬误，因为我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滑坡之中，除非它不复存在。在物理学中，运动中的物体会一直运动，直到遇到一个相等相反的力。我们的人生经历与此非常相似。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反的力，一切事物都处于滑坡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寻找相反的力来预测物体的滑行距离。如果没有相反的力，那么的确，事情将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这种情况很少见。通常情况下，相反的力会作为一种反应出现，或者这种力量原本就已经存在。
就美国的枪支管制而言，与其相反的力是枪支拥有者以及他们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通常来说，他们支持关于枪支安全的法律法规，但如果你开始挨家挨户敲门没收枪支，那么结果不太可能令人满意。滑坡效应根本不适用于此。拥有枪支的人最终可能会面临比他们所希望的更严格的持枪规定，但只要大多数民众更倾向于新规定，你就不能责怪滑坡效应。这只不过是选民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此外，也没有客观的方法能够判断滑坡何时不是问题而是发展。这取决于你的立场。对你来说是滑坡，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发展。我喜欢发展，不希望你妨碍我的进步，为其贴上滑坡的标签。
“滑坡谬误”这个概念不能用来说服他人，也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目的。它无法预测，因为前方通常会出现相反的力。如果相反的力不明显，或者看起来太弱，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强的相反的力，专门用以阻止滑坡现象。
／ 相信滑坡效应是局限思维的体现。比较有用的方法是观察力和与之相反的力，看看事情可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被高估的隐私
人类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隐私。我们是群居性动物，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整个部落对我们了如指掌——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隐私似乎更像是一项现代发明。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拥有隐私，但是，我们对隐私的偏好可能不符合人类的天性。想想看，人类也喜欢毒品、香烟和酒精。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喜欢某样东西，就意味着它对我们有好处。在现实世界中，隐私有好处，所以我不建议你彻底放弃它。但是，如果你是出于恐惧才渴望拥有某种特殊形式的隐私，那你可能会给自己创造一种你并不想要的思维陷阱。
我想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推进同性恋权利的关键一步是那些勇敢的积极分子“公开”他们的性取向，并最终为其他人出柜铺平道路。你可能会说，性少数群体为了平等而牺牲了隐私。他们没有放弃全部隐私，只是放弃了囚禁自己社交生活的那部分隐私。这是历史上关于隐私的最清楚的一个例子，表明隐私与其说是个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个问题。一旦性少数群体接受了事实——隐私是囚禁他们的牢笼而非保护他们的手段，他们就找到了解决问题之道。这并不容易，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容易，但却是取胜之道。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经历，当时我有意识地为了自由而牺牲了隐私。我生来就患有境遇性排尿障碍，也叫膀胱害羞症。得了这种病之后，只要房间内有外人，甚至只要有人能听到声音，我就尿不出来。世界上大约有5%的人患有这种疾病。关于这种病症，你需要知道的是，患者是不可能仅靠“使劲放松”就能克服的。这种病给人的感觉是身体和大脑暂时失去联系，即使思想完全放松，身体也会将尿“紧紧锁住”。“膀胱害羞症”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害羞并不是问题所在，这种情况也时常发生在那些不害羞的人身上。它似乎与遗传有关。我哥哥戴夫在50岁左右的时候“公开”了自己患有膀胱害羞症这件事。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这种病竟然还有名字。虽然这很难想象，但我不知道我哥哥有这种病，他也不知道我有这种病。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只有我一个人深受其害。我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怪物，不想因此被人说三道四、挖苦嘲笑。我出于本能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却让一切变得更糟，加剧了我的恐惧。我担心别人发现我有这个不光彩的病，因为这的确难以启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外出旅行时我不能使用公共厕所，除非厕所内空无一人。并且，更让人可气又可笑的是，我的膀胱很小，需要经常上厕所。50年来，这一直是我的噩梦：上学时是一场噩梦，上班仍是一场噩梦，和女友约会时也困难重重。后来，我凭借《呆伯特》系列漫画一举成名、名利双收，但同时，说实话，我的生活质量却很差。
大约有5%的人在读本书的时候会发出惊叹，因为我在谈论他们，而他们也在隐瞒自己那“害羞的膀胱”。同我一样，他们的生活中也有噩梦。此时此刻，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那群人从思维陷阱中解放出来。
自从我哥哥公开他的病情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我已故的父亲也有这种病，于是我彻底改变了对它的认识——我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的怪物，而是众多患者中的一个，并且我现在知道了这种病的名字。如果把我父亲、我哥哥和我的年龄加起来计算一下，我们一共过了180年，这期间却全然不知地球上还有其他人也在遭受着这种痛苦病症的折磨，不知道他们也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你可能会说痛苦和恐惧是对我们刻意保护自己隐私的惩罚，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疾病的存在。
现在，我哥哥正积极参与“害羞的膀胱”运动，并在paruretic.org上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向病友传授经验，告诉他们如何应对病情。第一步是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坦言自己的病情，这可以减轻你的压力，让你说你需要说的话、做你需要做的事。例如，当我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我说失陪，我去趟公共厕所时，如果此时一个同性朋友站出来提出同样的要求，我会大声明说不能这样，因为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无法使用厕所。这样做从来都没有造成问题或尴尬。事实证明，大多数人要么有同样的问题，要么有更轻一些的问题，要么就是认识有同样问题的人。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会太在乎你的问题，至少不会在乎你身上那些在他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健康问题。人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关心我们的处境。
第二步，要学会在便池或厕所的隔间里等待，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你可能要等几个人方便完了走了之后才能使用小便池，也可能需要使用更私密的隔间——如果这对你有用的话。你甚至可以使用残疾人专用隔间——你的理由十分充分。久而久之，你就能够学会做你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感到尴尬，但这需要练习。
第三步就是进行练习。你可以逐渐增加练习难度，慢慢地就可以锻炼得身心合一。例如，你可以在隔壁房间有人时练习使用洗手间。最后，你可以在厕所的一端有人时，试着在另一端使用小便池。拿我个人来说，我在旅行中可以使用大多数公共厕所，除非我站的小便器旁边有人，而中间的隐私隔板过低，或者有人与我在同一时间进入厕所。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等待，或是使用隔间。就这一具体话题来说，放弃隐私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它化解了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将其变成了偶尔的烦恼。更妙的是，对于阅读本书的5%的读者来说，我帮助你们走上了自我康复的道路。
如果你在哪方面表现得像个怪物（我是带着满满的爱意这么说的），那么当你停止隐瞒自己的秘密时，你会发现世界上还有其他和你类似的“怪物”。假设你们的古怪行为是合法的，那对你们来说，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并不反隐私。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程度的隐私会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对隐私的渴望与我们对吃垃圾食品的渴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想要隐私，但这与隐私对我们有多好无关。我前面给出的性少数群体和害羞的膀胱“公开隐私”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健康记录、DNA，甚至我们当前的健康指标等信息都常规性地得以收集和保存，这对医疗保健意味着什么？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对你的邻居们来说都是不公开的，但是医疗专家可以获得原始数据，无须得到你的同意。掌握了这些有用的数据之后，我估计医疗成本会下降，效果也会改善。
不难想象，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定程度的隐私换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做法合情合理。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保护隐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说：
／ 如果你认为应当时刻保护隐私，那就是局限思维在作祟，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有时隐私会阻碍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