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林德贝克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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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著作都与瑞典有关，有一些甚至是用英语来写作的。 [14] 20世纪70年代，一场经济危机使选民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而最终走向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盛行的市场自由主义（暂时的）。 [15] 其中的焦点是经济理论的作用。鉴于此，社会民主主义开始遭到背离，原因是这一理论遭到了阿瑟·林德贝克的质疑，而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瑞典经济学中的关键代表”。 [16] 瑞典经济学说在这一时期基本都是持一致的观点 [17] ，因此这一方法使问题更加集中、分歧更小。
最初从社会民主主义中崭露头角的林德贝克最终却成了它最激烈的反对者。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是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大臣的知己。40年之后的1992年，一个“资产阶级的”（中间偏右路线的）联合政府任命他来领导一个重要的政策委员会，这一委员会认可并拓展了市场－自由主义进程，而这是他在20多年间一直倡导的。林德贝克的职业生涯显示了经济理论权威是如何左右政策的。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然实验：他所倡导的政策的最终失败又可以反映出形成这些政策的理论正确与否。
林德贝克在成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初25年中掌管获奖人的提名。这一奖项的设立起初不是他的主意，但他是最初被咨询的几个人之一。 [18] 虽然在1969年，他还不到40岁，也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但是他加入了最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定委员会，并且任职25年，这比任何成员的任职时间都长。1980—1994年，他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被看成是委员会的元老。 [19]
面对面的时候，林德贝克给人的感觉是充满能量、有魅力而且很让人喜欢。 [20] 在写作上，他笔锋强劲而且专注。从1971年开始，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院长（后来这一职位由纲纳·缪达尔继任），位居瑞典经济学教职的最高位，这是一个缔造和打破学术职业的位置，按照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同事的说法，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导者和全才”。 [21] 林德贝克的专长领域是公共政策，他对这一问题有坚定的看法，他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还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出于经济原因做一个倡导者，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很多书籍、论文、会议报告、公共讲座、报刊特辑和广播，一共发表有大约300份专业和流行的出版物，另外还有180份新闻和媒体采访。 [22]
林德贝克起初是瑞典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位神童。他来自远离首都的诺尔兰省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工人党成员，他的父亲是一位产业工人，后来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名管理人员。林德贝克在大学时期不仅在学习上非常出色，而且在音乐、文学和美术等方面也非常优秀。在大学里，他阅读了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与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首相的同学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建立了一生的友谊。在1953年服兵役期间，他被指派到陆军参谋部做统计工作，同时在财政部和国防部兼职。 [23] 服役期结束之后，他在之后的几年，很快就开始给部长们提供建议，为他们写社论和简短文集，与政党和工会领导人频繁接触，同时还担任财政部的应用研究工作，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授课。
1957—1958年，他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学习。美国经济学的自由思想正在把凯恩斯主义与市场最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林德贝克被它的活力和权威所吸引。他将这一市场观念的展望看成是社会的样板。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展望的“1959年瑞典卷”中就包括了林德贝克写的关于“可期待的发展”一章，其中包括他的信条和一系列他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林德贝克的两难选择”，这是在经济原则和他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类似于当时在经济学上的两难选择）。效率要求竞争性的价格和市场交换。规则、管制和关税都应该有所减少。在市场上，像零售业这样的私人服务行业也应该合理地、适当地推进，在竞争市场上通过私人选择来满足这些需求。林德贝克极其反对在富裕时期仍然保留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保护农业和控制租金的管制措施。
完全由市场达成的结果往往是不可接受的：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所在。正确的规则是运用价格机制进行分配。那些认为这一规则不对的人，有责任给出自己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任何领域都需要被动接受肆无忌惮的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在平等、社会保险和政府支出等问题上，林德贝克（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也是持左派意见的。他写道，在许多情况下，干预的正当性可以从经济、社会、文化、医疗等其他事实立场进行辩护。政府应该从这些领域中挑出一些行业并对之采取适当的措施。 [24] 年轻的市场倡导者林德贝克选中了文学、文化和艺术行业，认为这些行业应该获得支持，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对当前的作者来说）。他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之后几年他又从事绘画，甚至在斯德哥尔摩美术馆举办了展览。
按照林德贝克的说法，选择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分配方式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未提及选民）。但是他并没有为如何进行选择提供指导，而只是简单地提到应该站在“事实立场”上。 [25] 这是一个很苍白的说法，因为这些社会和文化行业之所以被列为“立场”，肯定是以某种价值判断为依据的，实际上，一个人完全可以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把经济或医疗行业作为另外的“立场”。
12年之后的1971年，林德贝克参与其中一章写作的书籍出版了，这一章是“竞争和计划的效率”。这是他对理论上的两难选择问题所做的最深入的研究。40年以后，他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 [26] 它开启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效率”微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的得出是基于在最有效的比例上，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联合做出的两种投入的组合。在2012年接受我们采访时，问及他对“效率”概念的理解，林德贝克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画了一张图，并提到了这本1971年出版的书中的这一章，后来他将这一章以精装书出版了。
那张图代表了这样一种标准，即“静态分配效率和最优状态..就像传统的静态价格理论所定义的那样”。 [27] 在这一模型中有两种商品。两种商品的每一种不同组合都可以看成一个“产品”。消费者选择最有效率的一种组合（即特定的产出）；生产者将两种商品进行理想组合，从而得到同一种产出。成本－价格均衡是这样一种均衡，即两种商品相对彼此的价格（它们的“边际替代率”）在生产和消费上是相等的。当两种选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与单一“产品”吻合的时候，效率得以最大化。这种简单模型（两种商品和两个当事人）用事例证明了微观经济的合理性，这在第一章已经描述过。刚才描述的集合（埃奇沃思盒子和它的变量用图形表示出了这一点）经常被用于证明用两种要素进行交换和生产的时候如何使效率最大化。 [28] 由于只有一种产品，这一效率模型很简单，这并不是指过分简单化。但是林德贝克认为这一理论揭示了追求“效率”与“最优”是有合理性的。这一设计独特的模型作为政策的规则显得太过基础和太过简单了。它不能按比例放大。它并没有为个人和政策制定者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无数选择时需要做出何种选择提供指导。
好像是承认了这些缺点，林德贝克迅速做出改变，（在论文中）描述了其他五种效率模型，除了其中一个模型以外，其他几个模型都与最初的模型互不相容。熊彼特的企业家模型是从第一个模型中的跨期变量中脱节的。在这一模型中，效率不是通过两种投入的最优组合得到的，而是通过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实现的，企业家的创新产品颠覆了既有的产品。下一个模型是赫伯特·西蒙对于公司内部经理人的认知局限性的深入探究。由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林德贝克认为中央计划作为东欧的一种实践，是不可能获得和处理好为了得到产出和消费者满意的最好组合所需要的那些信息的。这个困难用另外一个模型得到了解决，哈耶克将市场看作一种信息来源，市场上的每个个体，或者作为消费者，或者作为生产者，都只是通过自己可获得的选择相关的价格（或者精神成本）了解直接影响自身的那一部分经济情况的。市场交换将这些众多的个人选择进行协调，并导致“自发秩序”的出现。这一点非常吸引林德贝克。回想起来，他是把这一点看成他从经济学上学到的最永恒的知识。 [29] 哈耶克，这位迅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曾经被林德贝克提及九次。但是计划仍然是有必要的，目的在于提供集体产品并避免一些普遍性的不良事件发生，并且还能进行整体协调和投资活动。在一个由政府掌握一半甚至更多GDP的社会里，没有事情是小事：“因为在现实中，问题当然不是把竞争和计划对立起来，而是找到竞争和计划的一个理想组合。”他的结论是，“重要的事情大概并不是在国内市场上存在或不存在完全竞争，而是某种强大的竞争压力是否广泛存在，甚至更具体地说，在数量有限的公司之间是否有这样的竞争压力，从而使降低成本和开发新产品的动力更加强大”。 [30]
折中的实用主义者是站在林德贝克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例如，真正信奉市场的人可能期望通过私人方式来提供社会保险，但是对林德贝克来说，这一步就走得太远了。所以他对市场竞争效率的认同的根基并不牢固，而这却是他所倡导的思想的核心。就像在第一章讨论的那样，市场效率的理论问题是基于两个条件的：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没有多余供给和需求；分配结果是公平的。1971年，一般均衡分析得出的目标看上去仍然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里，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一目标又被发现是不可能达到的。 [31] 林德贝克从来不赞成一般均衡的观点。例如，他不像卢卡斯那样，把经济学看成是一个全方位的、互相影响和关联的系统，而是看成一个工具盒，或者一支“手电筒”，只能指明一些特定问题或者问题的特定方面。 [32] 他所倡导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从来未能清晰地阐释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分支问题，而是非常聪明地从未尝试去这样做。除了他有力地推动和参与公共事务之外，还可以发现他对专业知识的阐述是建立在一堆完全不同的概念基础之上的，这些概念只是他用很强的个性拼凑在一起的一系列前后不连贯的思想而已。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我们看来，林德贝克为了党派的终极目的提出了可疑的理论。但是他的实用主义方法比竞争均衡那种“黑板科学”要智慧得多。由于意识到了经济学的局限性，林德贝克不像他的同事那样是激进市场主义者。他干预经济的思想与其说是分析性的，不如说更具政治色彩（这样说是合理的）。但是无论从事实还是价值角度，他都有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与他一直援引的那些站不住脚的经济模型又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