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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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
1969年，经济学家第一次在诺贝尔奖得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个时期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处于黄金时期。这一奖项由中央银行设立的基金授予。最终它变成了类似特洛伊木马一样的事情：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了它所创立的奖项的理论挑战。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应对市场出清均衡经济学的挑战之中诞生的。为方便起见，正统经济学将市场交换这种分配机制看成先天就优越于其他方式。它没有涉及人们将财富、社会关系、能力、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带入市场后所造成的资产不平等问题；它也没有质疑这些资源得到的不平等回报。在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观点被失业和贫穷带来的痛苦所动摇。相较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掠夺性的，并且会浪费资源。它拒绝给予先天禀赋和市场分配以优先权，当它在社会中形成影响力的时候，它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和修改。直到20世纪30年代，瑞典出现了混乱的工业关系，游行示威、停工和罢工都出现了。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自1914年以来一直是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在1932年取得了稳定的地位。1938年，雇主和工会同意集中对工资水平进行谈判，之后工业动荡就再未发生。这是另一种对原料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摒弃，从表面看来，也是一种很有效率的办法。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干预与他们的信仰格格不入。社会民主主义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权益，但是这样的做法很可能阻碍了繁荣。在缺乏市场刺激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要努力呢？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竞争会最大化效率。 [1] 这个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设之上，这是一种抽象的结构，人们在其中只以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买者和卖者的方式存在。这种比较机械简单的模型是用类推法得出的：在正常运转的市场机制下，政策应致力于暴露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价格，促进信息对称。
这种效率理论从来没有在接近现实的条件下得以证明，甚至定义这样的效率是怎样构成的都不容易。效率是为了谁？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讨论了它的缺点，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瑞典，经济学说由古斯塔夫·卡塞尔、埃里·赫克歇尔和戈斯塔·巴格提出的“极其坚决的自由主义学说”引领。 [2] 社会民主主义方法起步于维多利亚时代，为了应对这一时代的顽固，社会民主主义方法力图影响市场达成的结果。它勾勒了一幅团结的画面，其中的利己主义是从属于集体优势的。20世纪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将他们的目标确立为不仅要树立平等、要有同情心，而且要有创造性和有效率。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把健康、教育、福利和房屋从市场中剥离出来，从而实现福利供给的非商品化。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部欧洲和美国将自身经济构建在制造业和出口之上。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都愿意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他们通常具备良好的技能，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 [5] 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统治和强大工会的领导下，工人比他们在独自谈判时做得更好。在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为它的普通成员创造了友好的社会环境。它让支持者对一份销量很广的日报非常有信心，这是一个成人教育体系，上面有丰富的会议信息和当地新闻。它的口号“人民的家”更广泛地在全社会传播开来。 [6] 但是富人继续供养自己，受过教育的人、管理者和职业中产阶级也愿意赚足够的钱来实现这一目标。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非常流行，但是在瑞典下议院中很少获得多数人支持，甚至在它已经统治了数十年之后依然如此。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969年，第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时候，瑞典位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四个国家之列，另外三个国家是美国、瑞士和加拿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中，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目标通过将利率水平保持在低于名义市场清算利率水平之下得以实现。同时，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水平。社会民主党吸取战争时期物资短缺的深刻教训，与它在议会中的同盟农民党感情深厚。对城市住宅的租金控制则沿袭了战争年代的做法。住房问题是市场社会的挑战。如果劳动力和住宅市场具有竞争性，低收入者就很可能被驱逐出住宅市场。因此，在对租金实行控制的同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瑞典还在一个不到800万人口的乡村地区推行了一个“百万套房屋”建设项目。
1951年，工会经济学家戈斯塔·雷恩和鲁道夫·迈德纳设计了一套工资谈判框架体系，即团结工资。其宗旨是同工同酬，意在缩小工资差距。这一思想对较弱的行业和公司有很深的影响，使力量较强的公司中的工人不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它鼓励工人和商人不断提高生产率，并通过有效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帮助来训练工人和补贴残疾人、瘫痪的人和老年人。它也有意遏制通货膨胀引起的生活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大臣和熟练手工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从1938年的8∶1降到1980年的2∶1。与雷恩－迈德纳模型相反的观点被提出来了，即征收高额所得税（这会给社会保险和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支持）会降低主动性和努力程度。但是为了鼓励投资，将企业的税收保持在较低水平，政府还为一些行业提供了补贴。 [7]
因为经济学家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模型构建得完善而优雅，所以社会民主主义并不容易证明自身的正确性。为了让政策起作用，工会成员之间就需要存在一份团结、信任和互助的承诺，并且要具备确立更大的目标的能力，这些目标超越了他们当下的市场利益，而这些利益在英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到。外部观察者根据这些模糊的信条认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是正确的。 [8] 对无产阶级选民来说（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主要支持者），追求大致平等是合乎情理的：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社会保险和互助机制降低了不安全感和对手工劳动者的依赖。 [9] 其他阶级可能觉得平等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无产阶级人数众多，他们在社会民主团体中形成的平等原则更广泛地激励着社会，今天仍然在很多重要方面发挥着作用。在实用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配置资源模型的另一个版本也是模糊的、可以接受的，它们因为容纳了很多例外情况而跟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模糊。英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并且一直如此。 [10]
然而，在过去40年中，政策一直受到市场倡导者主导，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的声音已经被压制了。在许多国家，市场倡导者在历史上已经俘获了一些社会民主党党员，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的劳工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在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也是如此。在瑞典，市场自由主义原则在政治上的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 [11] 尽管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溃败，执政党出现更迭，但社会民主党仍然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北美也是如此。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人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大多数人（至少在欧洲）也比以前富裕了。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工会作用有所减弱（在斯堪的纳维亚，情况没有这么明显）。但是社会民主党方面继续支配着政府支出，表现在广泛的社会保险和公共产品方面，这些都主要由政府提供和管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很有效率，实际行动也非常坚定，然而，与之相反的经济现实，即便基于良好的信用也是以模型为基础的，而这些模型即使在理论上也往往不奏效。 [12] 按理说，许多支持市场的观点是受到社会、企业和货币当权者的利益驱使的。 [13]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所构建的大厦已经证明是难以倾覆的，即便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正处于沉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