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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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两个积极的代理人、近乎完美的预测，以及不朽的生命，那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就不必存在社会保险。它是一种没有政府、金钱和社会的经济体。没有公众，就没有公共产品的概念。也许这就是它如此流行的原因。在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设中提到了消费者通过借入和储蓄来调整收入的波动，在这一假设中，就部分运用了上述假设。因为生命无限，所以不存在退休问题。两年之前，凯恩斯主义阵营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更现实的生命周期理论还认为至少退休问题是会发生的。 [64] 同时，进行了一些某种程度不同的假设（工人及退休的人的代际交叠），保罗·萨缪尔森做出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认为社会保险是必要的，至少是有用的。这三个模型都从假设中获取结论（很有智慧），并且强调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自由化之间的争论（仍然发生着）中模型的容忍度。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满足了反直觉意识、理论连贯性、可理解的比喻、有说服力的类比、数学技术、程序化的事实和政策及政治上的正确性等建模条件。1981年，卢卡斯得意地说：“总体来看，我认为一个声称理解了飞行原理的人是很有可能造出可以飞行的机器的，理解商业循环就意味着创造商业循环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同的。” [65] 那些飞机也是如此。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声称控制了商业周期（这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要构建一个可信服的实物模型。
到目前为止，与现实发生冲突是一种收获。在所有条件满足之后，最后一个条件，实证有效性的检验问题就可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中，一个偶然的模型力图包括所有相关的变量，估计程序使用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数据来发现其重要性及重要的程度。这个程序必须是描述性的。如果匹配结果非常糟糕，那么模型将被拒绝。它还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见第二章）。校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程序不必满足这样一个检验：它预先选择匹配数据，估计结果仍然很糟糕。
弗兰克·哈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建模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谈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我一直认为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是像一个飞机工程师能造出来的实体模型一样。最近这些年我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现许多经济学家不把实体模型当作一架真正可以飞行的飞机，政治家、银行家和所有的时事评论者都来争夺座位。这一次全世界的理论家都意识到这样的实体模型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因为它忽略了真实世界中很重要的方面，这种认知将促使一些激进的设计产生。而且，无论在哪个阶段，实体模型都是完整的。 [66]
卢卡斯并没有被吓住。他在1988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大会上致辞的时候，以一种宗教权威的口吻进行了演讲。从一个想象的问题开始，他对毕业生这样说道：
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从历史经验中解放出来，从而找到我们的社会可以比过去运转得更好的方法……我们没发现想象和思想的王国其实是一种对实际和现实的替代，或者说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相反，它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认真思考现实世界的唯一道路。 [67]
这种假想的现实原则一直被坚持作为一种政策指导。2003年，卢卡斯又一次将主席致辞递交美国经济学会。它是一次结束历史的演说，或者说更像是宣告宏观经济学的完结的演说：“遏制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68] 这是他研究方法的原理，即衰退并不重要：商业周期的上升和下降是宏观经济调整的最好路径。所以寻求稳定性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收获，但是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将能极大地提升消费。
仅仅五年之后，经济危机发生了。卢卡斯之前预测经济会永久呈现3%的增长。 [69]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呢？它是基于几个模型的，所有的模型都是“一个良好的增长模型的变形，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可能是一个无限存在的动态生命体，也可能是几代人的更迭）会在长期中将消费效用和闲暇最大化，公司会最大化利润，市场将持续出清”。 [70] 换句话说，是一个良好的、消费者的、公司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很难构建，而且不容易理解。但它不可能真正起作用——它们仅仅是模型。在李嘉图飞跃中，卢卡斯抛弃了这些不实用的观点。这个政策天生是无效的（这是他自己的核心信条）在这里被遗忘了。
对神坛上的卢卡斯而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为再分配这一机制激进上升的市场自由化进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废除了对资本的征税，对于收入征收统一税，将福利国家私有化。将资本收入税收削减为零（用其他税收来覆盖支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获得的一个喜人结果，这一变革为美国和英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资本获得退税收入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一理论曾经受到挑战）。 [71] 来自“滴漏效应”的经济增长将给消费带来7.5%~15%的增长。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财政上的更高税收只需要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来负担。对劳动和消费（工作中更长的工时）采用较低的美国式税率的那些法国家庭而言，“稳态福利增益”相当于消费增长大约20%的水平。这些都来自单一个体模型中闲暇和工作之间权衡的不稳定结果。 [72]
用这些额外收入，法国人就能购买政府当前提供的物品。他说：“可以考虑一下小学教育或者日托，这些目前都是由‘扭曲税收’进行财政支持的。” [73] 倾听者都是默认有效市场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虽然这样的市场并不存在。另一个假设是法国工人就他们上交的税收而言得不到任何回报，因此他们不能在私人市场的柜台上进行购买。与卢卡斯观点相反的是，有人可以指出由法国人的税收提供的社会保险以及自由教育比市场消费增长20%更有意义（甚至从金融术语来看），对于那些低收入人群的意义就更大了。
美国市场健康服务相较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提供的这些服务来说，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两倍，而且有效性更差。欧洲退休金则慷慨得多。 [74] 在华丽的表达背后，卢卡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人也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换取政府已经提供的物品。此后，他又表达了对于下降分布的厌恶：“在已经出现的对健康经济学发展有害的趋势中，最引人注意而且我认为最有害的趋势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面。” [75] 增长分布的非相关性即使应用卢卡斯自己的方法，对于美国的情况而言也已经表明是错误的，那么对于一个之前30年大多数人都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更不令人吃惊了。 [76] 再次重申我们的观点，“典型代理人”模型给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差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