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额叶与领导力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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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与社会控制
秉承本书的跨学科精神，我倾向于运用对大脑进化的分析来理解如今的重大历史变革。
科学非常重视基于不同门类的知识所得出的结论之间的相互印证。这让预测更有可信度，揭示了不同复杂系统背后的普遍原则。寻找这种由表面上不同的系统所共享的普遍原则，是科学和哲学前沿出现的新复杂领域的核心。为了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借鉴神经生物学的一些真知灼见。处于巨变中的国际秩序与大脑的进化之间的相似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自身进行了重组，形成了一个由16世纪和17世纪在沙皇统治时期获得的领土所构成的帝国实体。如今，组成它的各民族宣布自治甚至完全独立。车臣就是这一趋势的一个极端而具有破坏性的例子。与此同时，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米克人、雅库特人、奥塞梯人、达吉斯坦人和印古什人等也不安宁。后苏联独立国家也没能从解体的过程中幸免于难，阿布哈兹人、明格列尔人和南奥塞梯人正试图脱离格鲁吉亚。但是，苏联的分崩离析愈演愈烈，一些主要由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也开始宣布独立。在西方，我们听说了加里宁格勒共和国、乌拉尔共和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上共和国。
从那时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扭转上述过程，让国家重新获得凝聚力，甚至是重新获得在某些边远国家的“势力范围”。为了重新确认其在格鲁吉亚的某些分裂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对格鲁吉亚进行了严酷的报复性战争。上述努力是否会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幸福不得而知，或者借用我们这一代俄罗斯人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来形容，它们代表着帝国主义理想的一次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绝望的、弄巧成拙的尝试，因为帝国主义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西方政治学家越发意识到俄罗斯现有帝国即将发生的进一步的分崩离析以及应对这一情况所需要采取的新的外交政策。
随着受苏联控制的或者受到苏联鼓舞的政权的解体，类似的变化也在欧洲中部发生。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成为现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由解体的奥匈帝国的若干省份联合组建而成）的解体造成的残酷影响尽人皆知。该进程还在继续，科索沃也从塞尔维亚脱离。
西欧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党派之争：法国的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宣布自治，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宣布自治，还有比利时的瓦隆尼亚和弗兰德斯地区，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及其新组建的议会和威尔士，意大利的北部地区。结果是，“古老的语言在地域文化的复兴中蓬勃发展”。随着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一些已经被遗忘得差不多的语言，如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列塔尼语，苏格兰地区的盖尔语，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语，荷兰的弗里斯兰语和林堡语，芬兰的萨米语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等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兴。文化复兴的要求越发超越了对文化自治的要求的范围，以分离主义和对独立的直接号召的形式呈现。
在东欧和西欧，稳定、静态的大型模块化民族国家正在被规模较小的、更加灵活的政治实体所取代。虽然诸多东方事件的发生有清楚的原因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被视为解放的进程，但西方的碎片化往往让人警觉，而且更不容易理解。许多人认为，欧洲的“中古化”是回到近代以前的组织形式，这不是一种讨人喜欢的趋势。
亚洲正在发生类似的进程。东帝汶从印度尼西亚脱离，苏门答腊的亚齐地区也试图仿效这一做法。美军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后，伊拉克作为奥斯曼帝国覆灭之后在中东地区的遗留物（就好比南斯拉夫是奥匈帝国在欧洲的遗留物一样），可能会分裂为若干部分。（只要用谷歌地图搜索一下奥斯曼帝国就会发现，其三个省——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位于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是英国行政官为了方便管理受其保护的领土而人为创立的国家，很可能是在喝了大量苏格兰威士忌之后。）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媒体激烈地讨论“蓝州”和“红州”之间“不可调和的分裂”。《纽约时报》的一篇主标题为“加州分裂”，副标题为“分裂抑或死亡”和“救救民主：分割美国”的引人入胜的专栏文章中，《美国超越资本主义》（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的作者、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加尔·阿尔佩罗维奇称，“美国太大了，因而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还称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凯南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建议美国实施区域自治。
“主导近代史的是碎片化而不是融合”的观点听上去有点违反直觉，但这正是著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观点。加尔·阿尔佩罗维奇引用了下述有趣的统计数据作为证据：“1946年以后，世界上2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国家是通过脱离的方式建立的。”
有没有可能看起来像是碎片化的全球趋势实际上是融合的一个前奏呢？“近代以前”同时是“后近代”？有人会说，东西方的现象代表了同一种自然进程和辩证矛盾：紧紧融合在一起的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覆灭可能是迈向一个更具活力、融合程度更高的欧洲以及一个融合世界的关键一步。这种覆灭带来的碎片化正是一种新秩序的基石。看上去像是后退，实际上是新的社会组织的出现，社会进化中的一个新的螺旋式上升。可以用大脑做比喻来阐释这种过渡的本质。如果我们认为复杂系统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大脑的有关知识来推断社会变化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推断历史的进程。大脑结构从丘脑到皮质的过渡与作为全球网络元素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大国家到小国家模式的转变有关。在这个比喻中，民族国家是一个个的模块，是自治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它们通过受管制的、有限的机构进行互动。如今，我们正见证着它们的覆灭以及向全新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转变，而新秩序是建立在由小区域这样的组织单元构成的全球网络之上的。未来的地缘政治实体究竟如何尚未可知。好比大脑的组成部分，它们无须同质化，可能是由不同类型的单元构成的。
民族区域可能会成为新秩序的一种单元类型。它们比民族国家更小，也更古老。不过，它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共同存在于民族国家中，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让它们变得高度独立和互动性极强。共同的历史让它们从孤立的单元逐渐变成一个由各个单元组成的网络。它们可能会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石。矛盾的是，社会从国家到民族层面的转变可能有助于实现从地方身份到全球身份的转变，原因在于与国家相比，目前民族的自给自足、独立和对自我的关注程度更低。民族身份可能比国家身份更适合泛欧洲的联邦身份。我的一个巴斯克人朋友曾经说，为了欧洲人的身份而放弃巴斯克人的身份要比为了西班牙人的身份而放弃巴斯克人的身份更容易。
根据严格的经济因素划分并通过贸易、金融和通信相互联系的微单元，可能会作为演进中的新秩序的一个不同的单元类型而出现。这就是大前研一在《民族国家的终结》（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一书中得出的结论。 跨国集团的涌现对这种类型的组织起了促进作用。
大脑的进化让我们知道，组织僵化的系统是无法应对高度复杂性的。应对高度复杂性需要分散责任和局部自主。进化过程中大脑皮层的出现预示着大脑组织出现了范式上的一次真正转变。一个更有活力、更敏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出现，使大脑的运算能力实现了指数级增长，最终产生了有意识的大脑。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类比推断，世界秩序正在从少数自治的大型地缘政治单元转变为由众多高度独立的小型地缘政治单元组成的网络。这一转变无异于范式上的转变。它预示着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将出现的新社会动态以及社会变化速率上的量子跃迁。这种差异就像油画布与万花筒之间的差异。远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会出现历史的终结，一段进程更加迅速的历史正在展开。但是在大脑中，新皮质的诞生所导致的动态“新秩序”的出现与额叶的出现取得了平衡，额叶具有在随时发生的无数可能选择之上建立秩序的能力。当社会和经济互动的全球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时，全球社会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更高级别的组织？会是什么样的组织？扮演该角色的是国际联盟的加强版还是联合国？或是某种多国经济委员会？处于萌芽状态的欧盟是不是这种具有“微弱”控制力的全球组织的一个样板（其中布鲁塞尔是欧洲的“前额叶皮质”）？会不会很快出现一个类似欧盟的全球性组织？大脑的比喻预示着最终会出现类似的组织。
我根据大脑的工作原理所提出的对社会进化的预测可能听起来颇为怪异和牵强。但是，它们与一些政治科学家的最新思考不谋而合。我最喜爱的报纸《纽约时报》为我的论证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在《纽约时报》1999年1月2日刊登的一篇题为“国家的作用日渐消失，中世纪是不是未来的方向”的观点颇为尖锐的评论文章中，作者保罗·刘易斯引用了牛津大学已故的国际关系教授赫德利·布尔的观点，预测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将被“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那种普遍的政治组织的现代、世俗版本”所取代。
在即将步入千禧年之际，《纽约客》杂志战战兢兢地预测下一个千年即将发生的疯狂的、基础设施的故障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这会是一个新世界吗”的文章。在文章中，罗伯特·卡普兰勾勒了下一个世纪的末日景象：民族国家解体为更小的城邦，新世界的地图成为“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全息图”，或者援引他的新书的标题——“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额叶的社会机制来抵消未来的无政府状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史蒂文·J.柯宾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柯宾预测，碎片化、流动性以及局部之间千变万化的互动趋势愈演愈烈，作为补充，一定会出现一个普遍的权威中心。他指出，大多数国际化、政府间组织都是最近才建立的。
出现在后现代时期的教皇权威的世俗版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这给未来学家的思考提出了挑战。大脑进化的类比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实用的“水晶球”，当然，这个“水晶球”有可能不是完全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