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世界的自治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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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认识论上的“人机”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计算机的类比增进了我们对大脑工作原理的理解，就好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同时代领先的技术增进了我们对大脑工作原理的理解一样。相反，大脑的类比又直接影响了某些最强大的计算设备的设计。麦卡洛克和皮茨设计的首批形式神经网络受到了生物神经元的直接影响，而某些计算机语言的设计也受到了心理语言学语境概念的影响。

大脑的生物进化与计算机的技术进化是否揭示了相似的指导原则？如果存在此类原则，那么它们将向我们揭示各种各样的，也可能是大多数处于进化中的复杂系统满足越来越多的计算需求的方式。在下文中，我将试图呈现从模块化的组织原则到分布式梯度化组织原则的转变，这似乎是大脑和社会进化的特征，也能够被运用到数字世界中。此外，我认为在计算机进化的后期，会出现数字版本的额叶来平衡罗伯特·卡普兰的“即将到来的数字无政府状态”这个令人焦虑的说法。

有了这样一种证明，紧接着就是下面这些有趣的问题：大脑、社会和数字设备遵循的一致的进化法则反映的只是本身固有的可能或最优路径？抑或人类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在人造设备和社会结构中再现了自身的内部组织？每种可能性都有自身的合理之处。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的分析指向了复杂系统的一些非常宏观的发展规则。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遭遇了“下意识再现”这个让人迷惑的过程，因为神经科学对社会进化或数字世界的指导都不是明确的。计算机硬件发生了从大型计算机到个人电脑再到网络个人电脑的演变。大型计算机是数字世界中的“恐龙”。它要占据数层楼的民用或军用研究设施。每个大型计算机都有一个复杂的组织结构和极强的运算能力。它执行计算任务时有头有尾。大型计算机的数量极少，彼此之间的交互也极其有限，基本上毫无瓜葛。由大型计算机主导的数字世界，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部分时期在本质上是模块化的。不过，大型计算机之间逐渐建立了有限的连接，催生了分布式计算，最终形成了网络计算。

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涌现。虽然单一的个人电脑的运算能力无法与大型计算机相提并论，但个人电脑的数量增多了。在这种分布式模式中可以进行范围更广、种类更多的任务。数字世界不再由功能预先设定好的大型单元主导，而是被规模更小但数量更多的个人电脑所替代。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个人电脑能够实现交互，标准化程度迅速提升。这预示着电脑设备的进化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与大型计算机迅速融合，计算过程分布在数不清的设备中。众多的个人电脑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计算任务，因此，大型计算机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仍然有一定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它为根据任务需求在独立的电脑之间创建接口提供了一种形式化的结构，该组合产生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数字世界越来越像一个神经网络。这种趋势得到了放大，原因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电脑类型——网络个人电脑，此类设备能力有限，主要作用是提供互联网的接入。虽然大型计算机继续承担某些功能，但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模块化组织模式逐渐退场，分布式组织模式重新塑造了数字世界。

大脑和数字世界的进化过程都表明，少数独立中心的运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不如由众多相对简单的小型设备组成的网络的发展有效。

不过，“数字无政府状态”的到来为期不远。随着万维网上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要找到某个特定任务的具体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大脑的进化一样，出现了一些适应性压力，即需要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在任何具体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情况下对系统的自由度进行限定，同时在原则上保留这种自由度。这预示着“搜索引擎”的发明。

像额叶一样，搜索引擎并不含有用来解决眼下问题所需的具体知识。像大脑的进化一样，搜索引擎对整个系统有一种宏观的感受，能够找到某个知识在网络中的具体位置。与额叶类似，搜索引擎出现在数字世界从一个模块化“有机体”向一个分布式“有机体”过渡的较晚阶段。搜索引擎为互联网提供了执行功能。它就是数字化的额叶。

因此，大脑、社会和人造计算系统之间似乎存在着极强的相似性。上述三者都经历了从模块化的组织原则到分布式梯度组织原则的转变。在该进程的高度进化时期，会出现一个具有执行控制能力的系统，以控制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当系统的复杂程度提高时，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程度也会提高，这听上去有些荒谬，但的确如此。额叶的执行控制作用中蕴含着一种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与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困境相呼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言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S. Nunn and A. N. Stulberg, “The many faces of modern Russia,” Foreign Affairs 79, no. 2(2000): 45–62.

M. Simons, “In new Europe, a lingual hodgepodg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1999): A4.

G. Alperovich, “California split: divide, or die; help democracy, divide up the US,”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07): A10.

N.Ferguson, The War of the World: Twentieth Century Confi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K.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Free Press, 1995).

P. Lewis, “As nations shed roles, is medieval the futur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999): B7, B9.

R.D. Kaplan,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0).

S. J. Kobrin, “Back to the future: neo-medievalism and post-modern digital wor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1, no. 2 (1998): 361–86.

W. S. McCulloch and W. Pitts,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1943 classical article,” Bull Math Biol 52 (1990): 99–115.

R.D. Kaplan,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0).

E. D.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As an ideological slogan in the old Soviet Union, this phrase acquired a distinctly sadistic twist, vaguely akin to “Arbeit Macht Frei” (German for “work liberates,” a sign on the gates of Auschwitz). In 1968, the year of the suppressed Prague Spring, a grim joke circulated around Moscow that then-president of Czechoslovakia, General Svoboda (“svoboda”meaning “freedom” in Russian), had been renamed General Poznannaya Neobhodimostj(“General Recognized Neces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