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来自澳大利亚的托比如何自我康复

《决策大脑》征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来自澳大利亚的托比如何自我康复,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托比曾经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异类，因为他同时具备三种身份：黑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托比所说的“黑人”是一般意义上的，指的是所有黑皮肤的人，事实上他并不是非洲裔，而是波利尼西亚人。尽管如此，这三种“身份”在许多社会中都代表着受迫害的少数群体，而托比恰好同时具备了三者。

托比在出生6天时被收养，因此他的确切出身一直是一个谜。根据他的养父母提供的信息以及他自己的调查可知，托比的生父是一个法国犹太人，生母是来自新西兰的毛利人。他们是悉尼的大学生，托比显然是一次约会强奸中意想不到的产物。托比的养父母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英国的一对中产阶级威尔士夫妇。他们原本想收养一个女儿，但最终收养了托比，因为他们大一点儿的孩子（也是收养的）是一个男孩，而他们没有可供女孩单独居住的房间了。多年后，托比在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中动情地说道，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而烦恼。这部题为《化名》（Alias）的纪录片在包括1988年邦迪电影节（Bondi Film Festival）和1988年悉尼短片电影节（Sydney Short Film Festival）在内的多个澳大利亚电影节上受到高度赞扬。

托比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他学习声乐、笛子和舞蹈。天赋出众的他在许多盛大活动上多次单独演出。但他同时是一个难以管教、任性的孩子。在许多场合，当托比的父母与托比起冲突时，他们都会采用严厉的管教方式。他们会把托比的东西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他离开房间，不悔过就不准回来。可想而知，托比会在街区游荡一会儿，然后回来敲门，表示悔悟，这样的戏码下次又会重演。但是，有一次，在托比9岁的时候，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半夜里走了好几英里，拎着他的小包袱，一路从他长大的郊区走到了悉尼市中心。在那里，他和其他无家可归的孩子一起开始了流浪生活。托比做了几年“牛郎”，以这种方式讨生活。多年后，他带我参观了他赖以生存的悉尼，带我去了一个被叫作“哭墙”的地方（黄色砂岩结构），这是位于牛津街上的悉尼第一监狱的外墙，就在圣文森临终关怀医院的旁边。这些还是孩子的“牛郎”就是聚集在这个地方接客的。最初听托比亵渎地用“哭墙”这个词指称那里的时候，我的犹太情感受到了冒犯，但紧接着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苦涩而又准确的形容。托比给我看了他过去在街上讨生活的时候在墙上的涂鸦——“托比，1976”，字迹已经模糊了。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本书的其他案例都使用了化名。但是，“托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真实的名字。这是他在悉尼街头做性工作者时使用的若干“艺名”中的一个。这些年来，托比都会时不时地回来看他的涂鸦，在那里静静地待一会儿，确保字迹没有模糊或者被擦掉。他邀请我一同去“哭墙”朝圣，而我选择不去打搅托比在进行这个仪式时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只是静默地站在一边。托比在街上讨生活时沾染上了各种各样的毒瘾——海洛因、可卡因、安非他明、巴比妥酸盐以及他能够找到的其他任何毒品。托比觉得越来越绝望，无路可走，于是在16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对我罪恶女士的爱》，将他的毒瘾比作“罪恶女士”：

一个悲伤的故事诞生了，

讲述着我对我罪恶女士的爱。

这是一个与麻烦和悲伤有关的故事，

还少不了孤独。

我的女士走进了我的生活，

在一个孤独的夜晚，

她在我空虚的内心里，

静悄悄地安了家。

第一年是梦幻，是假象。

第二年是愉快的旋转木马。

到了第三年，出现了种种迹象。

到了第四年，我所有的朋友都发现了。

但我仍旧崇拜我的女士，

有一天，她嫁给了我。

我满怀悲伤，说出了“我愿意”，

悄无声息地放弃了我的生命。

我的肉体和灵魂因此扭曲，

从前的它们还不曾衰退。

我痛哭，因为我知道，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付出的代价。

热爱的确会变成迷恋，

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一样支离破碎。

但她依旧在我的耳畔低语，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托比19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养父母，与他们和解，开始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了解了各种各样的行业。他一度成为园艺和无土栽培专家、护理师、发型师以及无家可归儿童的顾问。托比在上述各个行业中都相当成功。托比是其所在的农业大学校史上唯一的各科都得了满分的毕业生，因而受邀留校教书，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命。由于托比每天面对的学生比自己大得多，而且托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托比蓄了胡子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一些。托比对创意写作和摄影的兴趣日益浓厚，他的作品也开始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对动植物的知识了如指掌，还养过狗、蜥蜴、鸟和老鼠，并在他位于悉尼郊区的房屋前面的小型日式花园的池塘里养过鱼和青蛙。

虽然托比拥有诸多卓越的天赋，但他的工作都做不长久。托比迟早（通常是很快）都会卷入与同事的激烈争吵中，最后被开除或者一怒之下辞职。他总是坐立不安，无法坚持从事任何一项活动。托比的养父母希望托比能好好利用他的天赋，成为一名兽医。但是，正如托比无法坚持做一项工作一样，他也无法坚持从事一种职业。这种不安定的状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有诸多表现。托比认为他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与他的多才多艺有关，但这显然不是问题所在。

托比的人际关系同样反复无常、混乱不堪，他的社会形象很矛盾。在人们眼里，托比是一个温暖、忠诚和慷慨的人，绝对不会拒绝需要他帮助的朋友。与此同时，托比脾气暴躁、爱与人争辩、好斗，即便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对他的非婚生女儿来说，托比是一个疼爱女儿、体贴、乐于奉献的父亲，但托比无法维持婚姻和其他任何类型的长期关系。一旦他进入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就免不了走向反复无常甚至彻底的暴力，但它仍然具备强有力的共同承诺。托比一直在与自己的毒瘾做斗争，他加入了一家美沙酮门诊，最终在几轮反复之后戒掉了这个恶习。

我经常往返悉尼，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托比，然后在托比来纽约的时候又一次与他见面。他那时候30多岁，整个人充满了矛盾。我一看托比就知道他是一个异常聪明和健谈的人，同时也非常不成熟。我没有测过他的智商，但我猜应该是140~150，属于智商非常高的人。但是，他经常被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弄得措手不及，显然他没有办法对它们形成预期。事情总是“突然之间”“发生”在托比身上的，这意味着他极其缺乏预见的能力。托比掌握的知识所涉及的领域之广、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知识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与此同时，托比对身边的人和所处的情境有不可思议的洞见，对人性的把握异乎寻常地精准。他在判断方面的弱点似乎仅限于时间领域，尤其是需要对未来做出预测的时候。托比是我见过的最能说明“洞见”与“远见”不是一回事的例子，上述两种能力的不同竟然能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托比拥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但毫无远见。

不安是托比最主要的人格特征，清楚地体现在每一次互动中。托比承受的行动和前进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他同时有好几个相互较劲的计划和想法，彼此互不相让。在一个小组社交活动中，托比不得不同时和所有人对话，然后在晚餐中途匆匆离开去做其他事情。托比打电话时总是说着说着就突然来一句“我得挂了”。他的脾气反复无常，刚才还亲切友好、魅力十足，顷刻间就闷闷不乐、充满敌意。我在观察托比和其他人的互动时发现他发怒时非常可怕——极端、无缘无故，甚至让人害怕。不过，他又是如此天资聪颖。他对悉尼了如指掌，是一个有见地又诙谐的向导。

我越来越觉得托比的暴怒行为是不受他本人控制的，托比是不由自主地发脾气的，他自己也非常痛苦。因此，我对托比的同情超越了对他反常行为的愤怒。我感受到了托比的才智和痛苦，因而哪怕托比身上有非常不讨人喜欢的特点，他在我眼中依然非常有吸引力。其他人对托比似乎也有类似的感受。总的来说，托比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很多朋友，虽然托比有一些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被原谅的行为，但他们也不会跟托比计较。

作为临床医生的我对我所观察到的现象越来越着迷。托比明显有多动症，可能还患有躁郁症。他的情感处于不断的强烈波动中。托比提到过他情绪的“高潮”和“低谷”，印证了我的观察。爱好文学的托比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托比的生活一直处于极端状态，鲜有平衡。托比的日记同时从一个大日记本的两端记起，分为“白天部分”和“黑夜部分”，分别代表托比的“高潮”和“低谷”。托比之前戒毒的经历似乎是一次自我救治的绝望尝试，而自我救治是有一些轻微的、未确诊的状况的人常见的做法。我觉得我应当跟托比聊一聊，建议他寻求专业帮助，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我离开悉尼，都没能跟他谈这个问题。半年后，我回到了澳大利亚，托比和我在悉尼达令赫斯特地区的俄罗斯餐厅用餐。他看上去像变了一个人。托比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一开始就讲述了他过去几个月的经历。托比意识到自己在临床上可能有问题，需要寻求专业帮助。托比看了精神科医生，服用了右苯丙胺，这是一种通常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苯丙胺类兴奋剂。

右苯丙胺起了作用。我在悉尼大学做客座教授的6周时间里，托比一直在服用右苯丙胺，我观察到药物在好几个社交场合中都发挥了作用（其中就包括参观“哭墙”）。托比更加平静，思虑更深，不那么爱争辩了，也没有过度活跃的迹象。托比不再有相互较劲、竞争或是冲突的想法了，也不会每隔5分钟就有改变想法的冲动。托比吃晚饭的时候能够坐得住，表现得很放松，在此之前他一直办不到；如今，用“我得挂了”这句话结束我们通话的往往是我。他的情绪也不再从一个极端突然切换到另一个极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应有的状态，一种愉快的中间状态。这是我认识托比之后第一次见他处于一种可以预测的正常状态。托比采取有组织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的能力显然也得到了改善。他不再呈现出一副不成熟的样子，无论讲话还是行为都非常成熟。后来我发现，托比在接受治疗后的第三个月患上了抑郁症，这是右苯丙胺的副作用。他变得很安静但了无生气，他的思维变慢了。在医生的许可下，托比决定完全停药。他加入了一个互助组，寻求支持性心理治疗。托比觉得他最终理解了自己的情况，这给了他战胜它的力量，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更加幸福的人了。直到我写作本书之际，托比表现得都还不错。托比似乎已经战胜了恶魔，成功地做回了自己。

这是托比一生中第一次以相对系统、有条不紊的方式行事。他买下了一个农场，正在将它改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园艺中心。这也是托比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可观的、稳定的收入。在我即将结束澳大利亚之行的时候，托比给我带了几瓶我最喜欢的澳大利亚红酒（大部分是西拉酒）作为离别赠礼。这些酒的酿造时间都不长，还需要四五年才能完全酿熟，托比特意让我注意这一点。“你能够等待这么长时间再满足享受的愿望吗？”我问道。“现在我可以了。”托比回答道。

作为托比的朋友，看到他的成功我欢欣鼓舞。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案例。在托比这个极其聪颖同时又是典型的眶额功能障碍患者身上，多动与注意力缺陷两种症状彼此交织：规划和预见能力差，控制冲动的能力差，情绪波动大。我还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托比过去的毒瘾。处于各种生化失衡状态的人往往会自我治疗，但是结果往往弄巧成拙（不过，必须承认，托比在街上讨生活的那段日子可能对他的各种成瘾现象起了作用）。由于得到了成功的治疗，这些症状一同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没有从前那么强烈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右苯丙胺（或者说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哌甲酯、安非他明等兴奋剂）的作用原理，但是我们知道上述药物有助于强化额叶与大脑其他部位之间的脆弱连接。

托比的生活仍然是一场抗争，他的成功总伴随着痛苦的反复。托比的问题没有完全消失，但他已经知道如何管理它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知道自己的问题是生化层面的有助于他更好地应对它，也让他不再觉得羞愧。人们不再认为托比的问题是性格缺陷，知道这只是一种疾病。托比已经知道如何应对并取得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