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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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道德，据我所知另一个引发金融衰退的罪魁是乐观主义。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因对幸福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他对别人如何描述自己非常挑剔，不认为自己是积极心理学家，也让我不要这么叫他，但我认为他就是积极心理学家。卡尼曼对乐观主义的看法比较矛盾：一方面他并不反对乐观主义，实际上他把乐观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引擎”；另一方面他讨厌过度自信以及盲目乐观。他说：“人们之所以会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成功。”盲目乐观是卡尼曼的“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的表亲。在规划谬误中，规划者长期低估成本并高估利润，他们对相似项目的基本统计数据视而不见。卡纳曼认为，可以通过练习来纠正这种乐观主义，投资者们应牢记并切实地预演过去曾有过的类似的商业投资。这是一项类似于“从各个视角来看”的练习：在全面士兵健康项目中，我们用它来纠正消极的盲目悲观。

芭芭拉·埃伦里奇对乐观主义的看法毫不含糊。在“积极思维如何摧毁经济”这一章中，她把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归咎于积极思考。她说，励志大师们，比如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Oprah）、电视传道士约尔·欧斯汀（Joel Osteen）、还有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能迅速鼓动公众购买他们负担不起的东西。高管教练们支持积极思维，他们让CEO们相信经济会持续增长，以从中牟利。学术界（他们把我比成童话里忽悠人的巫师）为这些大吹大擂的推销商们提供科学的支持。埃伦里奇说，我们需要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她整本书的主题就是培育现实主义。

然而，这毫无道理。乐观主义导致经济萎缩的观点近乎完全错误。恰恰相反，乐观主义使得市场上涨，而悲观主义导致市场下跌。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认为股票（和一般商品的价格）在人们对未来乐观的时候会上涨，对未来悲观的时候会下跌。股票或者衍生品的真正价值离不开投资人的感知和预期，对那张纸未来价格的感知将强烈影响其价格和价值。

用乐观的期望改变现实

有两种现实。一种是不受人类思考、欲望、希望或期望影响的独立现实。如果你是名飞行员，那么当你要决定是否在雷电中飞行时，面临的是一种独立现实。当你要决定读哪所大学的研究生时，面临的也是独立现实，比如你会和教授们相处得如何，是否有足够的实验空间，你能否付得起学费。当你求婚时，她拒绝了你，也是这种现实。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你的思考和希望无法影响现实。在这些情况下，我喜欢现实主义。

另一种现实，被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称为“反射性现实”（reflexive reality），受到期望与感知的影响，甚至由它们决定。市场价格是反射性现实，受到感知与期望的强烈影响。关于股票价格的现实总是事后诸葛亮（如果价格狂跌，你就会被贴上过于自信乐观的标签。如果价格上涨，你就是一个天才。如果卖得太早，则会被贴上不自信太悲观的标签）。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股票，不但取决于这只股票的真正价值，同时还取决于股市对这只股票未来的看法。当投资者对股市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时，股价就会上升。当投资者对未来股市盲目乐观时，股价也会上升。当投资者对未来股市非常悲观时，股票或者衍生品的价格就会狂跌，然后经济开始萧条。

我忙不迭地要加上这句：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并不是全部，一些投资者仍会关注基本面。从长远来看，股票价格的范围是由基本面决定的，价格大体围绕基本价值波动，但短期价格会受到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严重影响。即使如此，我依然相信“现实”是反射性的，市场对未来基本价值的认知会影响基本价值，尽管可能不是决定其基本价值。

衍生品同样如此（还有商品和服务）。房地产衍生品是导致此次衰退的重要因素。当投资者对他们偿还按揭贷款的能力非常乐观时，按揭价值就会上升。偿还按揭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能力，而是一种依托于银行取消赎回权的意愿、物业未来的价格以及按揭贷款利息的偿还能力。当投资者对物业未来价格悲观时，它的价值就会下降，信贷投放将会收紧。如果需要偿还的利息已经超过物业出售的价格，银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意愿就会上升。驱动力是投资人对物业未来价格及所谓按揭还款能力的认知。这些认知是自我实现的，而且他们就像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一样，影响了贷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当投资者对按揭价格的认知是乐观的时，房地产市场价格就会上涨。

因此，乐观主义导致经济衰退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反过来才是对的：乐观主义引起股价上升；悲观主义导致股价下跌。病毒似的悲观主义导致经济崩溃。

更确切的说法是，“埃伦里奇错误”（Ehrenreich error）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乐观主义：对现实没有影响的乐观主义和对现实确有影响的乐观主义。关于明年能否从费城看到日全食，我个人的期望对此毫无影响。而对于股票的未来价格，投资人的乐观和悲观则会对市场产生强烈的影响。

埃伦里奇劝诫人们接受现实这一做法，比被误解的经济更加可怕。她不只是想让得了乳腺癌的女性接受她们得病的“现实”，还把乐观主义、希望“糖衣”与否认合理的愤怒与恐惧混为一谈。在埃伦里奇所追求的世界里，人类的幸福似乎只服从于外部事物，比如阶级、战争和金钱。如此狭隘的世界观忽略了那些为数众多的反射性现实，积极心理学（以及这本书）完全是关于反射性现实的科学。

下面是一个无疑会影响你生活的反射性现实的重要实例：你对配偶的看法。桑德拉·默里（Sandra Murray）是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教授，曾对美好婚姻进行过一系卓越的研究。她认真测量了人们对配偶的看法：他有多帅气、多宽容、多幽默、多忠诚、多聪明。她同时让被调查者最亲密的朋友回答关于他们配偶的相同问题，然后记录差异。如果你认为你的配偶比朋友认为的好，差异为正。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你配偶的看法和朋友完全一样，差异为零。如果你对配偶的看法比朋友的看法悲观，差异为负。婚姻的牢固程度是差异大小的函数。对另一半有强烈美好幻想的人，婚姻更美好。原因很可能是你的配偶知道你的幻想，他力图达到你的要求。乐观主义改善爱，悲观主义伤害爱。不管埃伦里奇怎么说，文献都已明确地指出，健康和婚姻一样，悲观会损害健康，乐观则促进健康。

当你的期望不能改变现实时，我完全支持现实主义。然而，当你的期望能影响现实时，现实主义就不是个好主意。

重新思考幸福

乐观主义让婚姻更加美满，悲观主义则会破坏婚姻。因此，如果期望对现实产生不了影响，我们就可以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期望可以影响现实，那么我们最好还是乐观一些。

51%

正如我们所见，财富对生活满意度贡献巨大，但对幸福或者心情好坏影响不大。同时，GDP和幸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传统意义上的繁荣与财富是一致的。我想推荐一个更好的目标以及一种更好的衡量方法。它糅合了财富与幸福，我叫它“新的繁荣”。

当国家处在贫穷和战争中时，人们饱受饥荒、瘟疫及内乱的折磨，他们首要关心的很自然地就是减少破坏及建立防御。这种危难困苦贯穿了大部分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些情况下，GDP对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国家变得富饶、和平、丰衣足食、健康、文明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他们会追寻更高的目标。

15世纪的佛罗伦萨就像一盏指路明灯。由于梅第奇（Medici）在银行业方面的天才，佛罗伦萨在1450年变得非常富有。与过去以及欧洲其他地方比起来，当时的佛罗伦萨和平、富饶、健康、和谐。佛罗伦萨开始考虑并讨论如何运用财富。将军们提议攻城略地，而最后科西莫一世（Cosimo the Elder）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佛罗伦萨把盈余投资在了追求美上。它带给我们的，是200年后人们称绝的文艺复兴。

世界上的富庶之国，如北美、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目前正处在佛罗伦萨时刻：和平、富饶、健康、和谐。我们将如何投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复兴将是什么？

历史被后现代主义者理解成“倒霉的事一件连着一件”。我相信后现代主义者被人误导了，同时又误导了他人。我认为历史就是人类进步的重现，除非你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才看不到进步的现实。尽管断断续续，但历史记载中道德和经济依然是在发展的。由于我是在大萧条和大屠杀时期出生并长大的孩子，因此我对依然存在的严重障碍看得很清楚。我清楚地看到繁荣的脆弱，看到数十亿人并没有享受到人类的进步的果实。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20世纪这个最血腥的世纪，我们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学会了如何让60亿人吃饱饭，建立了全球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的购买力提升了5倍还多。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我们开始抑制污染，关爱地球，在对抗种族和性别歧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专制统治的时代即将落幕，而民主时代已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这些经济、军事及道德上的胜利是20世纪值得我们骄傲的遗产。那么在21世纪，我们将传给子孙后代什么礼物？

我在2009年6月的国际积极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Positive Psychology Association）第一次国际大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大约1500名科学家、教练、老师、学生、卫生保健工作者及管理人员齐聚费城，聆听积极心理学最新的研究及实践。在董事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应用积极心理学项目的负责人詹姆斯·帕维尔斯基（James Pawelski）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能描绘出什么愿景，就像肯尼迪把人送上月球那样宏大而激励人心？我们的月球计划是什么？积极心理学的长期使命是什么？”

此时，剑桥大学幸福研究院的院长弗利西亚·于佩尔，侧过身来递给我一份她为此次会议准备的论文。我在第1章结束的时候讲述过她的工作，也将在结束这本书时进一步阐述此项工作的前景。于佩尔和苏德中调查了23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4.3万名成年人。他们衡量了国家的蓬勃程度，对蓬勃的定义是拥有较多积极情绪，并在以下各项中的任何三项表现较高：自尊、乐观、复原力、活力、自主和积极的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蓬勃的严格标准。其中三个核心元素（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来自幸福1.0理论，但加上其他元素——最重要的是积极的人际关系，就很接近幸福2.0理论了。我建议加入成就作为元素之一，那么处在积极情绪、投入、意义、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积极成就的上游，就是我对蓬勃的定义。

注意，这样的标准不仅仅是主观的。由于测量幸福已变成社会科学领域被人接受（即使不完全被尊敬）的尝试，我的好朋友理查德·莱亚德提倡把幸福（心情好而且认为生活是令人满意的）作为常用的度量标准，因此我们对政治的评价就是它能带来多少幸福。衡量幸福比仅衡量GDP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幸福1.0理论倡导的，但这还不够。第一个问题是，幸福是一个完全主观的目标，缺少客观的测量方式。积极的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既有主观又有客观的成分：不只是你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如何，还有人们对你的感觉如何；不只涉及你的意义感（你有可能被欺骗），还涉及你属于及服务的伟大使命的程度；不只是你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多骄傲，还有你是否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对你关心的人和世界产生的影响有多重要。

仅仅用幸福作为评价政治的衡量标准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会低估世界上一半人的意见，也就是那些性格内向和缺乏积极情感的人。结识新朋友或游览国家公园，对于性格内向的人来说，并不像性格外向的人那样能体验到很多的积极情绪或感到非常欢欣鼓舞。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靠计算一个公园能带来多少幸福而决定是否兴建新公园，我们就会少算了性格内向的人。衡量一项政策能够产生多少幸福，不只要更加客观，还要更加民主。

如何精确测量幸福的各项元素，如何结合财富和幸福的标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各自的比重是多少，在这些问题上，我希望看到激烈的辩论和极大的改进。以下是会产生真正影响的棘手问题：如何衡量国家内的收入差异，如何衡量心流和欢乐在积极情绪中的分量，如何衡量成功教养孩子，如何衡量志愿者工作，以及如何衡量绿地？在关于如何衡量幸福指数的政治和实际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记住，幸福不是人类唯一要珍惜的事物。我绝不是在鼓吹幸福应该是对公共政策唯一有影响的东西。我们珍视正义、民主、和平、宽容以及其他诉求，这些诉求与幸福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然而，未来在召唤我们，在评价和制定政策时看重幸福而不是金钱。这种衡量方法将是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礼物之一。

重新思考幸福

衡量一项政策能够产生多少幸福，不只要更加客观，还要更加民主。

未来召唤我们在评价和制定政策时看重幸福而不是金钱。这种衡量方法将是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礼物之一。

而且，我们的礼物不只是如何衡量蓬勃，也包括更加兴盛蓬勃本身。我强调了蓬勃带来的下游效应，本书大部分的内容也都是在讲述蓬勃的下游效应：当个人蓬勃发展时，健康、生产力以及和平都会相伴而生。考虑到这一点，我现在可以清楚地表达出积极心理学的长期使命。

到2051年，全球51%的人将拥有蓬勃丰盈的人生。

我明白，实现这一点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也明白其中的巨大挑战。心理学家一对一的辅导或者治疗会有所帮助，但帮助甚微。积极教育将对蓬勃发展有所帮助：老师把幸福的理论嵌入教学内容中，学生的抑郁和焦虑会降低，而幸福感会上升。在军队中进行复原力培训也会有所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因此而降低，复原力会提高，创伤后的成长变得更为常见。心理健康的年轻士兵们将会成为更好的公民。积极商业也会有所帮助，贸易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还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意义。不仅以能增加多少GDP，还以能增加多少幸福来评价的政府，会促进蓬勃。积极的信息技术也会对蓬勃繁荣有帮助，甚至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

即使有积极的信息技术的帮助，也不一定能达到51%的目标。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正在积极追求GDP的提升，因此对幸福的重要性的推广一定也要扎根在那里。2010年8月，中国和印度都召开了各自的第一届积极心理学大会。虽然我无法预知亚洲将如何实现不只包含财富的蓬勃与繁荣，但我还注意到了：事实证明，幸福比抑郁更有感染力，螺旋上升的积极目标终会实现。

尼采把人类成长和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称之为“骆驼”。骆驼只会坐在那里，呻吟并忍受一切。有记载的历史中，前4000年是骆驼阶段。他将第二个阶段称为“狮子”。狮子会说“不”——对贫穷说“不”、对暴政说“不”、对瘟疫说“不”、对愚昧说“不”。从1776年甚至从1215年起草《大宪章》时起，西方政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艰难地奋斗着说“不”。这已经不可否认地发挥了作用。

如果狮子真的成功了会怎样？如果人类能够对所有不利条件都说“不”，会怎样？接下来呢？尼采告诉我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婴儿阶段”。婴儿会问：“我们可以对什么说‘是’呢？”什么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肯定？

重新思考幸福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积极情绪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投入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好的人际关系说“是”。

我们可以对生命中更多的意义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积极成就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好的幸福说“是”。